大学教师评价体系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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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教师评价制度原本旨在监督教学质量、促进教师改进，却逐渐演变为影响教师薪酬、晋升乃至职业生涯的重要指标。当教师的“成绩”越来越依赖学生的满意度时，教学目标也可能随之发生偏移。

正如本文所指出的，学生评教与教师考核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激励的循环——教师给予更高的分数和更轻的课程要求，往往能够换来更高的教学评价，而这种激励机制最终推动了成绩膨胀和学术标准的持续下降。 因此，如何在保障学生反馈价值的同时，避免评价机制扭曲教育本身，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中亟待面对的重要课题。

在秋季学期结束之际，全美各地的教授都将为他们的学生评定成绩。根据近期的趋势，这些成绩将达到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学生们也将通过教师评估的形式，将成绩直接回投给他们的教授。那些评分同样很可能达到历史新高。

这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的大学，尤其是录取率最低的那些名校，正面临着成绩通胀蔓延和学术严谨性下降的双重问题。正如我最近所写的那样，在哈佛大学，过去40年里A级成绩的比例翻了一倍多，但学生们付出的努力却比过去更少了。教师评估是导致高等教育走到这一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评分与学术人员的薪酬、聘用以及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挂钩。

然而，将教师评分最大化与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事实上，这两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背道而驰的。教职员工被变相激励去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并给他们更好的成绩，以免自己受到惩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害怕我们的学生，”一位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告诉我。

教师评估源于一个合理的想法：教授应该获得反馈，以便他们改进教学。学术人员，特别是在国家级大学里，主要是凭借其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实力而被聘用的，而不是看他们的教学水平。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老师方面获得太多的直接指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曾热情高涨地引入评估机制，以此作为推进大学民主化的一种方式。到了2010年代，这种机制已经无处不在。大学要求学生按一到五分的标准来给他们的教授打分。评估通常包含一系列问题，包括老师评分是否公平、课堂是否有序有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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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学生是极其糟糕的裁判，无法评判谁才是好老师。因为学习的过程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他们最终惩罚了那些教学付出最多的老师，而奖励了那些对他们挑战性要求最少的讲师。大量的研究表明，学生在客观学习评估中的表现，与他们给教授的评分之间毫无关联，甚至呈负相关。一项实验发现[1]，哈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从“主动学习”教学中收获更多，但他们却认为自己通过被动听课学到的更多。另一项研究表明[2]，由高评分教授授课的空军官校学生，在随后的课程中表现往往更差。

评估还极其容易受到所能想象到的各种偏见的影响。课程评估的分数与学生预期的成绩相关。研究发现，除其他因素外，学生给男教授的评分高于女教授，给外貌出众的老师评分更高，并且会奖励那些带曲奇饼干来上课的讲师。“目前尚不清楚评估究竟在测量什么，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它们是测量讲师实际教学增值的工具，不如说是测量性别或成绩预期的更好工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统计学教授菲利普·斯塔克（Philip Stark）告诉我，他曾专门研究过教师评估的有效性。

尽管有诸多证据确凿的缺点，评估对学术人员的职业生涯依然重中之重。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威林厄姆（Dan Willingham）告诉我：“在参加过许多晋升和终身教职评审委员会后，这是在评估你是否能获得晋升时，评价你教学水平的主要方式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方式的话。”德克萨斯A&M大学统计学教授兼前院长瓦伦·约翰逊（Valen Johnson）也告诉我，评估是终身教职决策中的一个“凸显”因素。

评估对于研究生和兼职教员来说最为休戚相关，在许多大学里，他们承担了大部分本科生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评分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被雇用。“当你是一名兼职讲师，而你的饭碗却取决于一个19岁孩子对你在课堂上表现的评价时，这有点让人毛骨悚然，”乔治敦大学兼职英语讲师纳撒尼尔·邦普（Nathaniel Bump）告诉我。

即使是终身教授也必须关注他们的分数，除非他们不在乎面对一个空荡荡的教室讲课。一些大学在学生选课时向他们开放评估结果。例如，耶鲁大学允许学生筛选掉难度评级超过一定水平的课程。评分不佳的教授会发现他们的课程注册人数骤减。这会波及到他们的研究生能否获得助教机会，以及他们的院系能否获得新的资金和教职员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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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教职员工感到有压力去削减工作量并提高他们给出的成绩，以拉高自己的评分。在一项研究中，瓦伦·约翰逊发现，杜克大学的教授如果给出A级成绩而不是B或C，他们获得高评估分数的几率可以翻倍。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梅拉尼·卡梅特（Melani Cammett）在从布朗大学转到哈佛大学任教时，发现自己的评分有所下滑。在推断出一群学生因为她布置了太多阅读作业而对她进行了惩罚后，她从教学大纲中删除了几篇学术文章，并提高了她给出的分数。（事后看来，她告诉我，她觉得自己有些过于讨好学生了，并重新加回了一些文章。）

“教职员工和讲师基本上可以通过调整他们的教学风格和方法，来帮助拉高学期末的高分或好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行政主管、斯塔克论文的合著者理查德·弗雷施塔特（Richard Freishtat）告诉我。“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这就是用来评判他们的绩效，并进而决定功绩、晋升、去留的依据时。我们谈论的可是人们的饭碗。”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的金·莱恩·谢佩尔（Kim Lane Scheppele）回忆说，她在巴克内尔大学的一位前同事会在学生填写评估表之前特意举办派对。

对许多教授来说，这种政治手腕确实收到了回报。在哈佛大学，随着许多学科的教授提高了给出的成绩，学生们也提高了他们的评估评分。哈佛大学本科生教育系主任阿曼达·克莱博（Amanda Claybaugh）回忆起她的一位同事告诉她的话：“目前的平衡状态是，我们给他们全A，他们给我们全五分。”

一些教授告诉我，他们根本不理会评价。另一些人则表示，只要能意识到这种形式的局限性，他们发现这些反馈还是有用的。弗吉尼亚大学的威林厄姆说，他已经学会了无视那些夸张的评论，并且很看重去了解学生是如何体验他的课程的。而且，一些严谨但让人获益匪浅的课程依然能获得很高的评价。但几乎没有人声称评价能够真正提高教学质量，而这恰恰是评价存在的主要目的。

因此，一些学校正试图减少对评估的依赖。俄勒冈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最近都转向了一种经过修正的评审流程，将学生评估与教职员工对彼此课程的同行评审以及教授自身的自我反思结合起来。达特茅斯学院的工程项目也在试点一个类似的系统。哈佛大学过去曾向课程评估分数最高的讲师颁发奖项。但在两年前，该大学开始改为根据教学大纲的质量以及学生在后续课程中的表现来奖励教师。

然而，尽管教师评估存在种种缺陷，却很难被彻底废除。马萨诸塞州惠顿学院的教育学教授斯科特·格尔伯（Scott Gelber）告诉我，那些最有权力废除评估的、有影响力的终身教授往往没那么讨厌评估，因为现有的体制对他们是受益的。此外，替代方案也同样存在许多不足。同行评审要比让学生点击问卷耗时得多，而且教职员工可能会对被同事指手画脚感到恼火。乔治敦大学英语系前主任丹尼尔·肖尔（Daniel Shore）总结了这一困境。他告诉我：“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糟糕的评估工具，但我们也需要对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负起责任。”

保留学生评分制度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大学真的剥夺了学生给教授打分的能力，大学生——以及支付学费的家长们——可能会强烈抗议。支付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大学学费的家庭，期望能有机会对他们所接受的服务进行评判。毕竟，他们是消费者。问题在于，当涉及到教育时，消费者并不总是对的。

参考文献：

[1]www.pnas.org/doi/10.1073/pnas.1821936116

[2]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14081/w14081.pdf

文/Rose Horowitch

译/tim

校对/tamiya2

原文/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5/09/teacher-evaluations-grade-inflation/684185/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tim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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