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铜奔马和它的马兄马弟： 99件车马俑，重达千斤

武威雷台汉墓，

再现汉官威仪的铜车马仪仗

有路必有车，路的历史已经无从追溯了，但车的历史可以追溯的六七千年前。而车的实物，则发现的比较晚了。

甘肃出土过不少的车马实物，其中比较闻名的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葬、甘谷战国秦人墓葬等地方都出现车马。在多辆车马中，以武威雷台汉墓，铜车马仪仗为完整庞大。

A铜奔马为它们开道

去甘肃省博物馆，第一眼看到铜奔马后的铜车马仪仗。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词是“汉官威仪”。

的确，那是个令人震惊的铜车马仪仗队。整个队伍，以铜奔马开始，拉着货物的铜牛车结束。浩浩荡荡的方阵，有护卫骑士，有随行官员，有传递信息轺车，有象征天子授权的斧钺之车……

在词典中"汉官威仪"指的是华夏正统的皇室礼仪、典章制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后汉书 光武帝纪》。这里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汉代高官仪仗所彰显出威慑四方的气势。

在铜奔马的光芒之下，这个铜车马仪仗，几乎被人们所忽视，所遗忘。这个铜车马仪仗，和铜奔马同时出土，可以这样说，铜奔马也是整个仪仗的一部分。

拂去岁月的尘埃之后，我们来看看，它们出土时的往事。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是武威雷台下的汉墓中出土的。

雷台一种很古老的城市建筑，它和风、雨、电坛这类建筑是古代城市周围所必须的。其目的是祭祀雷神，祈求平安。或许是雷神从天而降的缘故，人们就把雷台修建为高台的形式。武威雷台，作为祭祀雷神的地方，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人们修建了雷祖观。

可是，铜奔马的出土，却颠覆了人们对雷台的认识。铜奔马出土后，人们怀疑高台子最早应该是为铜奔马主人坟墓高大的封土。后来，年代久远了，人们忘记了下面的墓葬，就逐渐在封土上修建了建筑。到前凉国王张茂又筑了灵钧台。这一事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曾有提及。只不过到了后来，人们只知道这里曾经是座雷台，汉墓、灵钧台这些都被忘记了。

B.武威雷台发现汉墓

关于武威雷台汉墓的发现，还有点曲曲折折的故事。可以说， 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的第一次亮相就把人吓坏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69年，正是备战备荒的年代。9月初，武威县新鲜人民公社新鲜大队第13生产队的村民在正在挖防空洞。大约到了9月10日这天，挥舞着镢头的村民，猛地刨了下去。谁知，却传来咔嚓声。村民放下镢头，将浮土层抛开后，发现是一块砖头。随即发现是砖头砌的墙体。

这下，村民们来劲了，打开看看里面有啥！大家七手八脚将砖拆开，发现是一个墓室。用手电筒一照，阴森森的，似乎是有个妖怪，长出许多手脚，向村民逼来。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一声，挖防空洞的村民们，纷纷逃出地道，随即各种传言在乡亲们中间渐渐地流传开了。

那个墓室中，究竟有藏着什么，怎么会有长手长脚的“妖怪”？很快，大队的干部们带着马灯、武器由地道，进入墓室，进行查看。

这是一个古代的墓葬。一些墓室中，放着铜马铜车，这些铜车马并不是很高大。而那些所谓的“妖怪”，其实是雷台上面的长达五六十公分的柳树根，它们通过墓砖的缝隙，钻进了墓室，风一吹过，树根摇摇晃晃，看上去像活了一样，难怪有人喊是“妖怪”。

雷台汉墓出土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和一件罕见的铜奔马，在甘肃省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实属少见，说明这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墓葬。到11月和12月间，雷台汉墓中出土的文物先后两次被调到了省上。

不过 ，此时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铜奔马的价值。真正认识铜奔马价值的是郭沫若，他是铜奔马的伯乐。时光匆匆， 1971年9月中下旬，郭沫若先生偕夫人于立群陪同柬埔寨王国的宾努首相访问中国西北地区。当郭老第一眼看到铜奔马时，就对铜奔马的造型赞叹不已，认为它既有风驰电掣之势，又符合力学平衡原理，无疑是一件稀世珍宝。

如今的铜奔马，作为中国旅游的标志，早已名扬中外，被众多的光环所笼罩。而铜车马仪仗却不为人所知。

C.数量最多的汉代车马仪仗

武威擂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与铜奔马同时挖掘出土。这是一组完整的铜雕塑，展现当时汉代高官们日常出行巡视的状况。

铜车马出行仪仗，由38匹铜马、１头铜牛、1辆斧车、4辆轺车、3辆辇车、2辆小车，3辆大车、1辆牛车、17个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组成。排在最前面的是17匹武士俑乘骑；后面是1匹主骑和4匹从骑；紧跟其后的是8位背刻“张氏奴”三字的奴仆；接下来是1辆斧车（马车上装有大斧）、驾马1匹，4辆轺车（古代轻便的小马车）、驾马4匹，御奴5人，从婢2人；这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气势宏大，铸造精湛，显示出汉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它们再现了东汉时期，地方官员们出行的场景。再后面是展示主人不同身份职位的三组车马；最后面是辎重车马俑，有三辆大车和一辆牛车及驾车奴1人。铜马形态各异，车辆结构精美，人物栩栩如生，所有这些，组成了一支高级武官出行时的队伍，场面壮观，声势浩大。

整个铜车马方阵，由马、车、人构成。依据有关资料叙述如下：

铜主骑，高51厘米，身长41.5厘米。主骑形体高大，昂首作嘶鸣状。鞍、辔等已失，仅存铜荐。荐面敷粉，画有天马行空和云气纹，还有边饰。

铜从骑，高36.5厘米——38厘米，身长34厘米——36.5厘米。侧首斜视，一足提起，作奔腾欲驰状。两匹马均将前右足提起，头向左侧。从骑是墓主人备用的乘骑。

执戟铜骑士，马高39.3厘米，长34.94厘米。由骑士、戟、马、鞍组成。骑士跨坐马鞍上，戴巾帻，穿交领服，左手执辔，右手举戟。骑士的五官、马的眼、耳、鼻和鬓毛，均以朱红、粉白和墨线点绘。马背上附马鞍，沿边有环。鞍下马身有荐，粉底朱彩。

执矛铜骑士，马高39厘米，长33.5厘米；俑高27.7厘米。由骑士、矛、马、鞍组成。骑士跨鞍骑于马背，右手持矛。骑士的五官、马的眼、耳、鼻和鬓毛，均以朱红、粉白和墨线点绘。马仰首翘尾，四足伫立呈嘶鸣状。

铜骑吏，马高38厘米，长27厘米，宽9.7厘米。由骑吏、马和鞍组成。马仰首作嘶鸣状，尾呈弧状，四足伫立，矫健有力；背附鞍，沿边有环。骑吏着武吏双角巾帻，穿交领服，左手执辔，右手握拳于胸前。两腿片状，跨坐于鞍上，当为骑士领队武吏。

D.两千石汉官威仪

车的出现，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但车的种类却远远多过它的历史。这一组铜车马仪仗，保存了汉代车辆基本种类的形制。也是丝绸之路上，车辆的见证，更是汉代官吏们出行时候，身份地位的象征。

这是一个两千石高官出行的车队。前面自然是铜奔马，后面跟着护卫骑士，在这些之后，则是铜斧车。

铜斧车是出行仪仗队列中的前导车，为双曲辕，双辕后部承长方形舆。御奴作跪姿，双手拱举，作执辔驾御状。它是出行仪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车上立斧以示权威，表示着官员对属下官吏的生杀予夺之大权，也是执掌兵权的标志。

铜轺车这辆车由车、马、伞、御奴和伍佰组成。马高39厘米，长35.8厘米；车高32.4厘米，长31.5厘米。由轺车、马、伞盖、御奴组成。车双辕前屈，连横带轭有轨。两轮重毂，辐条12支。御奴穿交领服，双手拱举，作执辔驾驭状。车舆两侧有朱红幡，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朱两幡”为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地方最高级官吏享用的乘舆。

此车是出行仪仗队中的前导车。伍佰头戴冠，着长袍，右臂前伸，手直指，走在车前辟道。此外有铜辇车，专供官吏家眷乘坐的车。

如此多的铜车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依据出土文物残留信息分析，俑、车、马均用范模铸型，先分铸出不同的部位，然 后焊接或铆连。有的是身、腿、手分铸,有的则是身、臂、手分铸。比如马的头颈、躯体、四肢分铸,然后焊接而成，采用焊接或铆连，马耳、马尾和雄胜,另铸后，打孔插入。或许是明器的缘故，铜车马铸造的精细程度，比起秦安县陇城公社上袁家村出土的汉代启合铜灯，要粗疏不少。

D.神秘的张姓高官

这个墓葬究竟是何人所有呢？

在武威雷台汉墓中，不仅出土了铜奔马、铜车马仪仗，还出土了金、银、铜、铁、玉、骨、石、陶等材质的文物231件。其中，有银官印４枚，皆为方形龟钮，2枚稍大，边长2.5厘米，另2枚较小，边长为2.3厘米。其中的3枚可辨识印文，“口口将军章”、“口口口军章”和“口口口口章”。

在出土的铜车马仪仗中，一部分器物上有铭文，分别有“冀张君”、“守张掖长张君”、“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依照这些铭文，又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冀张君”及夫人乘骑车马；第二组是“守张掖长张君”及夫人乘骑车马。第三组是“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的乘骑车马。

研究者认为：武威雷台汉墓，应该是“某某将军”的夫妻合葬墓，按照墓中出土的“张家奴字益宗”刻文的陶碗判断,墓主人应姓张 。可称为“ 张某将军” 夫妻合葬墓。墓葬的年代，应该在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 (公元186年——219年)下葬。

这组精美的铜马车仪仗，不仅是目前发现的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俑。更是汉末丝绸之路上，车辚辚马萧萧的见证。让千年后的人们见到汉代两千石高官的威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