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始作俑者，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制定侵华方案胃口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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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宪政体制建立后，政权主要掌握在以萨摩（鹿儿岛)、长州(山口)两藩为中心的政治人物手中。

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主要是通过这几个核心人物决策进行的，包括大久保利通(1867~1878)、伊藤博文(1880~1909)、山县有朋(1885~1920)、西园寺公望(1920~1932)、东条英机(1938~1943)等。括号内的年代不是根据人物生卒的时间，而是其发挥作用的时期。

明治政权自建立起就是一个由天皇及皇室和朝廷内改革派、下级武士(藩阀官僚)及财阀联合的集权体。其中以在明治维新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西南各藩武士为中心，自1868年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一个较长时期里，政权中枢的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明治维新到宪法颁布的20年中，最先是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这些人先后退出政权后，掌握政权中枢的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等人，他们都是藩阀官僚或天皇侧近，也都对扩张战争决策发挥了核心作用。

其中引人注目的可以数大久保、伊藤、山县等人，昭和时期有西园寺、近卫、东条、木户等。前期的大久保、伊藤与山县都是下级武士出身，作为藩阀的代表人物在19世纪后半部到20世纪20年代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对外扩张战争的决策中发挥绝对重要的作用。后期的西园寺、近卫是贵族，木户是宫中寡头的代表，而东条则是军人出身的军阀代表。

1、侵华的元凶——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继大久保后明治政府中最重要的寡头政治家。伊藤在养父家取得武士身份，他早年从师于吉田松阴，投身于“尊王攘夷”运动，后留学英国成为开国论者，随岩仓使节团访欧美时，获大久保的信任并成为其左右臂。大久保被暗杀后，长州藩出身的伊藤开始掌握政权中枢。他为专制主义天皇制的建立作出贡献，伊藤是明治宪法及配套政治体制的创建者，是明治政权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在殖产兴业、改革皇室制度、建立近代内阁制等内政上发挥巨大作用。

1885年(明治十八年)伊藤主导建立内阁制并出任首届总理，1888年为制定明治宪法设立枢密院，任首届枢密院议长主导明治宪法的制定。1878年接任内务卿职务，也成为吞并琉球王国的决策者，此后长期主导对朝鲜政策，与外长陆奥宗光指导发动甲午战争，并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控制朝鲜、割让台湾等领土、获巨额战争赔款。

1906年任首任韩国统监，到1909年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为止一直是侵略朝鲜的决策人物，也是少数几个下级武士出身者最终被封为公爵的人物之一，在政权中枢长达30年(1878 ~1909) 以上。

从内阁制、枢密院的建立、明治宪法的制定等都是在伊藤主导下进行的。天皇的绝对权力及明治宪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都是由伊藤等人建立的。当然伊藤也提出资本主义民主、私有权的思想，对日本形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具有重要影响，使明治宪政体制具有东西方结合的双重性质，即绝对主义的国家皇权与民权、私有制的结合，也构成了国家体制向特有的军国主义化异变的可能及形成政商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基础。

1884年(清光绪十年，日明治十七年)12月乘中法战争期间，清廷无暇顾及朝鲜，并从朝鲜撤回三营驻军之机，日本政府为控制朝鲜而挑唆亲日派发动汉城事件(史称甲申事变)，后又嫁祸于人，无理要求朝鲜向其赔礼道歉，胁迫朝鲜国王缔结汉城条约。

1885年4月，伊藤在天津与李鸿章签署天津条约，中日相互承认在朝鲜的驻军权，并在朝鲜内乱双方或一方出兵时通知对方等。该条约成为日后日本在没有邀请下对朝出兵，并挑起甲午战争的主要依据。

1894年伊藤在得知清政府应朝鲜王朝要求准备出兵帮助镇压东学党的情报后，立刻召集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织仁、参谋副长川上操六等参加内阁会议，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并决定出兵朝鲜。6月14日伊藤提出改革朝鲜政治案，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并决定在清政府拒绝日本改革朝鲜政治案时挑起战争。战争大本营成立后，总理伊藤也成为战争决策的核心人物，并率全体阁僚随天皇睦仁赴广岛大本营。战争初期，伊藤就提出“必须迅速在军事上取得对清政府的胜利，以便在列强干涉之前，随时可以向敌国(中国)提出日本的要求”。1895年伊藤在家乡下关代表日本胁迫清政府谈判代表李鸿章割地赔款。同年因主导甲午战争有功加封侯爵，授大勋位菊花大绶章。

伊藤是日俄战争的决策者，在表面上装着尚未下战争决心而遭到近卫笃麼为首的对俄同志会、右翼头目头山满等强硬派的攻击。1904年2月3日作为枢密院议长、元老的伊藤召集元老及总理等，主持对俄战争决策会议，认为对俄战争已“不得已”，促天皇裁决开战。

战争爆发后伊藤提出“必须使韩国处于我方”，并自任“韩国皇室慰问特派大使”赴韩国，以控制韩国中枢。1905年8月在其官邸，伊藤三度主持召开高层会议，决定在形势有利时对俄缔结和约，开始酝酿吞并朝鲜。外长小村因担心吞并朝鲜后与列强摩擦而态度消极，与伊藤在其官邸激烈争论。10月伊藤再次任“韩国皇室慰问特派大使”，对韩国王施压，并提出韩国“内政改革”案，11月逼迫韩国签订日韩协约，由此完全控制韩国外交权，使韩国独立名存实亡。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3月，伊藤辞去枢密院议长，出任首任韩国统监。5月伊藤下令韩国宫廷出入门均由日军把持，以封锁韩国王室与外界联系。同月在总理官邸召集“满洲问题协议会”，伊藤在会上讲述列强关于中国东北及朝鲜政策及局势，为缓和列强对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大势力范围举动所表示的忧虑及中国人民对日本控制中国东北的反抗，提出应采取“多少满足英美人的人心以便得到其对日本控制中国东北的同情”的对策，获得与会者一致支持。会议决定“保持各国在满洲的门户开放”，“定期从满洲撤军”等，以便长期控制中国东北。1907年6月发生韩国王密使海牙国际会议事件，7月伊藤又胁迫朝鲜王室：“拒绝日本的保护就是对日本的宣战。”

逼韩国王退位，此后逼迫韩国政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政府的施政改善受统监指导，韩国政府制定法令及重要行政事务要事先经过统监认可等，使韩国完全丧失主权。9月21日因侵朝有功被天皇加封公爵。11月伊藤向外长提出《对外政策意见书》：“从帝国前途考虑而在满洲问题上应维持门户开放，否则会使列强怀疑帝国的诚意，造成帝国的孤立。”

警告政府不要过于露骨地控制满洲，以引起列强的警惕。在此后较长时期里，日本政府的对中国东北政策基本上是沿着“表面开放而实际控制”的方向发展的。伊藤的策略是在避免与列强冲突的前提下，保持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是一种“稳妥的、实质的”占领、侵略政策。直到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才全面修改了伊藤制定的对满洲的“韬晦”政策。1909年6月伊藤辞去韩国统监再次担任枢密院议长，10月在哈尔滨车站被安重根刺杀。他作为首席元老始终处于日本国家政策的决策中枢。

2、侵略的急先锋——山县有朋

山县有朋作为陆军的缔造者之一，“明治的象征性”人物，在日本近代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也是明治宪政体制中典型的寡头政治家、军阀的代表。山县与伊藤同出身长州藩士，早年也就读于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参加尊王攘夷运动，戊辰战争中任参谋，维新后担任陆军卿(大臣)、参议、参谋本部长等。历任参议及内务卿，总理，枢密院议长。甲午战争中任第一军团司令，日俄战争中任参谋总长，直接指挥扩张战争，被封为元帅、公爵等。

山县在内政外交上有很多建树，参与制定征兵令，创建近代陆军及指挥机关参谋本部，参与制定军人敕谕、教育敕语等巩固天皇制专制政治体制的纲领性文件。对建立地方政府制度做出努力，认为要巩固国家立宪政体之基础，最重要的有建构市制(三级选举体制)、町村制(搞二级选举体制)、郡制及府县制的基础，从基层巩固天皇制国家基础。

1909年伊藤博文被暗杀后，山县成为政权的核心人物。他负责推荐总理并对内政、外交政策拥有重要发言权。从早年始山县撰写了大量意见书，对明治、大正时期国家对外政策及扩张战争政策的贡献尤其巨大，他的意见书通过太政大臣或总理转呈天皇等形式提出，其政治见解和治国方略大多成为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自1880年代山县就开始对军队建立发挥核心作用，建立庞大的山县派集团，长期控制着国家政治、军事中枢。核心人物包括桂太郎、儿玉源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等军阀总理，此外还有大量政界人士。山县有朋是长期左右日本政治局势、军事及对外决策的军政寡头人物。

1873年(明治六年)7~8月，山县以陆军卿身份先后提出《外征三策》和《征蕃意见》、《关于征蕃问题封事》、《征蕃善后意见书》，对出兵台湾的全过程献策。在《外征三策》中，山县“痛哭流涕地陈述日本岌岌可危的局面。

为解决台湾‘生蕃’杀害琉球人之事，一策是率军直接讨伐以使其服罪，但清国必将引兵开衅；二策，如清国开衅，我领兵三万直接蹂躏江苏，但三万兵未必能一举成功，应拖延时日，由各国居中调停；如能乘机直捣直隶，或直逼天津，迫清国缔结城下之盟，对此我素有胸算；三策为不向台湾派兵，暂姑息此事，但国家何以自立?”

该意见书表明山县早在1873年就有直接进攻中国大陆，并侵略中国，逼中国缔结城下之盟的“胸算”，但认为在政治上应暂时隐忍。8月12日《征蕃善后意见书》表示，大久保去中国处理蕃事(出兵台湾的事)，“他如果抱着志在必战的决心，则我等亦出于不得已同心协力准备作战，而从目前国内舆论看，新闻报纸等空论使民众误解，称该事件是在浪费国民血税云云，望下诏明示各府县官员，该事件乃生蕃寻衅，中国违约，以便获得民众对政府增兵及扩充军备的支持”。

可见在建立近代专制国家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众支持成为执政者的当务之急。

1882年(明治十五年)8月7日壬午事件后，陆军卿山县提出“朝鲜事变时的对清方针意见”，表示应拒绝清政府以朝鲜为其属国为由出面调停日朝关系，但“花房(义质)公使在与朝鲜交涉中如果能够得到我方满足之赔偿，则可不涉及朝鲜与清国所属关系问题”。“如果清国全面庇护朝鲜，拒绝我之要求，并拖延时间，我应限期要求答复，如到期仍不答复时，应以陆海军武力强行取得索赔"。

按照山县建议，明治政府派舰队逼朝鲜道歉、赔偿。8月30日朝鲜被迫同意签订济物浦条约，处罚袭击公使馆人员，赔偿5万日元并续订日朝修好条规(有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在朝鲜的权益得到加强，也成为其对外行使武力夺取利益的又一次成功事件。

8月15日山县提出“要取得朝鲜的统治权，就难以避免与中国一战”。他以军事参议院议长身份提出“如果我邦尚武精神得以恢复，扩张陆海军，我帝国将如一大铁舰，以刚强勇敢精神向四方伸展，与我附近邻国比较，我至少要装备48艘军舰及更多的漕运舰船，陆军的扩张亦在急务。目前四万陆军常备军尚不整编，而此兵力焉能满足我需要”。在山县催促下，自1882年开始实施全面扩军计划。经过十年多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到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时，日本军事力量已经有战胜清政府的足够胜算。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2月总理山县在帝国议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第一是主权线的防卫；第二是利益线的保护。所谓主权线是国家的疆域，所谓利益线是指与主权线的安危有密切关系的区域。今日列国维持一国独立，单保护主权线绝对不够的，还必须保护利益线。要保护利益线来保护国家的完全独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必须经过一寸一尺的积累，以巨额预算充当陆海军军费也是处于此宗旨”。

军部及舆论界也据此大造“朝鲜是日本利益线”的舆论。保卫利益线成为明治政府的思想武器和对国内各界的战斗动员令，也成为对中国开战的借口。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2月16日，山县在帝国议会发表“关于帝国国是之演说”，强调“列国在伸张国权时，无不以富国强兵为基础。所以帝国一日不能放松武备扩张，要成为列国的一员，必须保全权利，承担义务。因此，对外要全面伸张国权，对内文明开化。

痴谈节减政府费用是违背国策的，将招致国势不振，对外失去威信，丧失伸张国权的机会”。为通过大规模军费预算案，山县不断向议会施加压力，使军费开支在甲午开战前的10年里每年猛增20%以上。

1893年10月提出《军备意见书》，论述中国衰退局面：

称“自明治七年(1874)台湾之役后观察清国情况，数年来国力有衰退趋势，内地鸦片毒害军队，其士气衰退实为令人震惊。吉林城中食鸦片者十有七人。铁路建设缓慢，仅在天津附近有数十里”。“帝国之敌手，非中国、非朝鲜而乃俄英法三国”。

山县敦促政府建立拥有15万吨海军力量，以应付未来十年内“东洋危机”。面对中国的衰退，甲午开战前，山县就立足于未来与列强的争夺了。

甲午战争爆发后，山县由枢密院议长“屈尊”出任第一军团司令，亲自率军参战。

1894年11月7日，山县在战场上就为未来扩张政策提出“朝鲜政策上奏”。

“此次对清宣战，在于助朝鲜独立。使朝鲜独立乃我对列强承担之义务。经臣亲自查看，朝鲜民愚而无进取风气，助朝鲜独立无论名义，还是实际均为至难之业。不过其独立可对我利益提供方便。目前当务之急为以下二策。一为修建自釜山至京城(汉城)铁路，二曰在平壤以北到义州之诸要地移殖邦人。此二策乃帮助朝鲜独立，驱逐清兵重要步骤。劝告朝鲜政府改善政治，我需控制其运输交通权。此后铺设釜山至义州之间铁路乃贯通东亚大陆，横断中国直达印度的道路。臣确信此乃我邦永远称霸东洋之基础。以上为对韩人之急务”。

战争尚未结束，山县就已经提出作东亚盟主，统治朝鲜，称霸亚洲的战略计划。1895年初马关条约签订前，山县上书天皇睦仁，称战后“我国将获得新领土，应乘胜前进有机会时即刻成为东亚盟主”。同时“为防止清国报复性战争和西方大国对亚洲的扩张。有必要继续扩张军备”。

这时山县甚至试图控制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地区，这种“超前”的扩张侵略野心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山县一直对俄国估计谨慎，并多次促请当局注意对俄政战两略。

1904年9月日俄战事尤酣，山县以参谋总长名义向总理桂太郎等提出《军国意见书》称:“本次战争起因于俄国对满洲的占领与我国利益不相容，俄国在韩国的行动不仅危害韩国的生存，也对我帝国的安全带来威胁，因此开战实属我自卫必要之不得已行动。开战以来制海权几乎归我所有，且辽阳已攻陷，旅顺指日可待，然此乃战争之第一阶段，还有第二、第三阶段。战事将旷日持久，战事延长军费必然增加，鉴于俄国人口、兵力皆为我国数倍，未来作战必然遇到未曾有之困难。

目前应确保防止出现其他大国进行对我不利的干涉，外交当局应特别注意列国之动向。此事关重大，乃系于国家存亡之大事。”

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8月，日俄战争接近尾声，在美国斡旋下日俄谈判媾和之际，山县向内阁提出《战后经营意见书》提出媾和条件：

使俄国放弃对满洲的控制，要求满洲开放，务必使旅顺口、大连控制在日本手中，以遏制俄国南下。“目前韩国国防财政之实权已掌握在我手，其外交在我监督之下，并能限制其缔结条约权利。应在韩国永久驻军，并向满洲派遣有力军队。考虑到国家百年雄图，绝不可听从财政困难等言论”。

山县的建议在政府得到全面采纳和实施。

1909年山县继伊藤博文之后成为政权中枢的核心。如德富苏峰所言，“自伊藤在哈尔滨悲惨倒下后，山县成为元老首席，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家，如果没有山县都无法组阁。任何内阁总理都不可能无视山县的存在而进行政权的运作”。

原敬在日记中称“只要山县存在，立宪政治就无法完全实现”。山县对政局的影响可见一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连续制定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政治决策，而山县再次发挥了主导作用。1914年(大正三年)8月，山县就提出，“目前首先要改善日中关系，使其完全依赖我国，为此应提供对其有利的援助，以便使其在政治、经济问题上与外国进行交涉时，首先得征得我之意见才能决定。今日欧洲战乱之际(控制中国)乃千载难逢之机会”。同年大隈内阁便利用列强参与大战无暇东顾之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俄国革命胜利后，山县又提出，“目前帝国可以采取的政策是与中国提携，干涉(中国)，如彼等不从，只有以军力平定之。万一中国政府出现违背帝国意志的举动，就将其更迭，必须控制(中国)的政策和势力”(1918年1月)。“联合俄国的政策自去年化为泡影，我帝国不得不单独对中国采取扶植指导政策，此举不仅是为了保卫我帝国之国防、领土，还需保卫中国的全部领土”(1918年6月)。他督促日本扩大对中国的控制和侵略，甚至在“扶植指导”的同时，还准备“负起保卫中国全部领土的责任”，必要时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并强制更迭中国政权。在此指导下，日本开始对段祺瑞政府施行经济援助、政治干涉政策。实施把中国变为第二个朝鲜的计划。

明治后期，山县权势已经大到连天皇睦仁也得忍让的程度，山县对睦仁的态度也不总是恭谦。就在睦仁去世(1912年7月)前十几天的一次枢密院会议上，山县发现睦仁打盹儿，便用军刀敲打地面，把睦仁叫醒。这一插曲至少说明山县的地位。山县是对外扩张型军队建设、“生命线”论、取得殖民地等明治国家战略的决策者和寡头代表。不过最后山县因在皇太子选妃问题上得罪皇室而黯然失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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