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俩天皇近臣操盘，如何让东条英机成日本战败"背锅侠"？一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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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文麿是公家出身，藤原氏的嫡系子孙，也是贵族中的代表人物，昭和天皇裕仁的侧近。1937~1943年先后三次出任总理(1937.6 ~ 1939.1；1940.7~ 1941.7；1941.7~1941.10)，是天皇势力集团中右翼代表人物。

1、近卫文麿的作用

1933年(昭和八年)2月号杂志《King》上，刊登了身为贵族院副议长的近卫公爵的文章，题目是《改造世界现状》。

其中反映了近卫的思想，要打破现状，进行领土扩张、制造伪“满洲国”，他称：

“战争的原因有，一，极为不公平的领土分配；二，存在着破坏人种的、语言的统一的政治边界线；三，重要原料的不均匀分布。从世界各国的领土消长及民族兴亡看，当今地球上民族国家的分布状态既不合理，也不是确定不变的”。称现在是“要维持现状的是和平主义，要打破现状的是侵略主义的，这种提法是极为伪善的，不合理的”，“真正和平的条件必须以调整不合理的国际状态为前提，否则无法保证第二、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发生”。

近卫的文章代表了当年日本国家对外扩张侵略的主流思想，其逻辑就是要日本侵略、争夺亚洲，以便打破现状，争取“合理的领土及原料再分配”。近卫的理论和行动在日后近卫领导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作为七七事变期间的总理，是发动全面对华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

军部为巩固侵略成果以对付苏联而提出速和论后，近卫内阁提出更苛刻的对华和平条件，除1937年11月军部的“承认‘伪满洲国’、在北平及上海设立非军事区、在华北给予日本经济权益”外，又增加“准许日在华北、华中及内蒙驻军并建立自治政权(傀儡)、给日本以使中国从属的经济权益、战争赔款等”。这些连参谋本部都反对。

近卫内阁于12月24日做出“不同国民政府达成和平协议，继续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决策。在侵华战争爆发后，近卫主持领导了全面强化国家军国主义体制的进程，并效仿希特勒纳粹党，解散所有政党，组建“大政翼赞会”，确立独裁战争体制，从第一届近卫政府开始使用“皇国”来代替帝国的称呼，并提出以“八紘一宇”(意为世界一家)建立日本为中心的霸权体系“大东亚新秩序”。1938年1月，近卫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近卫声明”，被认为是日本战时外交的“失误”。实际上这是近卫侵华政策和军国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1941年9月近卫因对与美国开战持怀疑态度而下野，后任总理由东条英机担任。

2、背锅侠——东条英机

下野后的近卫作为天皇的重臣、顾问继续在幕后对国家的战争政策和政治运作保持重大影响。与近卫形成对照，东条英机作为平民出身的军政寡头，是推动侵略战争的鹰派人物，军国主义的典型代表，也是侵华战争政策、对美开战等决策的重要推动者、执行者，还是深受裕仁信任的忠臣。

1941年10月18日担任总理后不到两个月就主持发动太平洋战争(12月8日)。10月15日(近卫辞职前一天)，陆相东条警告内大臣木户幸一，如近卫不决心对美开战，政变就不可避免，即陆军准备采取倒阁行动。对此天皇宁要东条不要近卫，任命东条组阁。组阁后东条先后身兼总理、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外长、工商大臣、军需大臣等多个职务，凸显独裁者形象，为其战后承担国家战争责任打下基础。同时这也表明天皇对东条的绝对信任。

在1943年6月战争形势对日本日益不利，在东条提出辞职时，近卫及东久迩宫稔彦等表示反对，东久迩称：“(东条)此时绝不能辞职。(战争责任)还是应该由东条负责到底。都是东条的不是。(战况)不行了就把责任全部推给东条。否则总理换成别人，(战争)责任的归属就出现问题，最后可能会把(战争)责任归到皇室。所以应让东条干到底。”

也就是说，早在1943年6月这个阶段，统治集团内部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避免追究天皇裕仁及皇室的战争责任问题了。在战后追究战犯责任的过程中，事态的发展基本上也是按照上层内部的设计进行的，东条成为天皇政府的最大替罪羊。

7月2日近卫应陆军上层的要求向裕仁提出，由裕仁向东条发出“御下问”，在东条提出在其辞职(理由是指挥战争不利)的情况下，则应由皇室成员出面组阁，以收拾时局。同时近卫通过内大臣木户幸一向裕仁提出，“由天皇颁布停战诏敕，内容有三个方案：

1、向世界各国提倡从人道立场出发停止战争；2、宣战诏书宣布的战争目的(打破英美等的经济包围)已经达成；3、鉴于战事的发展，不忍更多的国民牺牲等。

前一、二者反而会导致各国嘲笑，以第三案最佳，还可以使皇室与臣民的关系改善，缓和因发生可能的革命而导致的国体危机。

当然停战并不会使和平条件好转，必须准备无条件投降。迅速停战的目的是维护国体，目前海军损失惨重，本土防卫基本没有可能，美军在夺取塞班岛之后已经使我国完全处于被轰炸的范围内，战争损失将是七七事变以来战争消耗的几十倍、几百倍。最使人忧虑的是国体的维护。在共产党革命可能发生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没有指望的战争对维护国体是最为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停战之事极为重要"。战败的结果使民众对东条内阁不满发展到对天皇的不满。

所以宫中集团和军政寡头集团联合起来逼东条下台(1944年7月)。而战后东条则成为日本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东条等7名甲级战犯作为侵略战争负责人被远东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所以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责任，即日本国家、国家元首及皇军最高统帅天皇裕仁的责任等都是由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来承担的。

在远东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对战犯审判期间，为了回避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政府相互串通，由东条把全部战争责任包揽下来。东条承担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国家责任，以首席战犯被绞死。而近卫作为侵华战争的主要责任人在1945年12月GHQ(盟军总部)以甲级战犯嫌疑人向其发出逮捕令后畏罪自杀。与近卫、广田弘毅等其他甲级战犯策划战争相比，东条是长期以来日本国家对外扩张侵略战争政策的执行者和后期侵略战争的指导者，军政寡头的代表人物。

3、操盘者——木户幸一

与上述军政寡头相比，木户幸一并不起眼，如果不是日本史研究者，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因为他没有担任过总理等显赫的职务，最多是内大臣，即没有进入内阁的天皇内臣。但他以与天皇的“特殊关系”，成为在战争后期左右日本国家政局的核心人物，也是以内臣地位掌握政局的代表人物和少数几个“臣下”，是天皇势力集团的中心人物之一。

木户幸一是明治功臣木户孝允的孙子，自1930年担任内大臣秘书官长就成为昭和天皇的近臣，作为“常时辅弼”天皇的近臣，一是内大臣负责国务问题的咨询，一是侍从武官长负责军事问题的咨询，而内大臣秘书长官是内大臣府的总管。

在直到日本投降的15年里他一直是昭和天皇的“咨询者”，也是军政寡头合议体制中天皇势力集团与军政寡头之间“上传下达”的桥梁。他与西园寺一起推荐总理人选，40年以后则成为“唯一”的总理推荐人，作为“革新贵族”推动并协助新体制运动及大政翼赞会体制的建立，召集决定国策的重臣会议、使天皇耳目的内府权限达到空前的地位，如推荐近卫、东条组阁等，在投降问题上又协助天皇，以“维护国体”为前提，压制了“本土决战派”。

在战争过程中，木户与近卫一起是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重要代言人。战后木户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

在1945年6月日本已走向崩溃，此时木户对政局的影响如日中天，特别是掌握着安排重臣、军政寡头等会见天皇的权限。按照自己的意志，木户常先安排军人谒见天皇，而认为重臣不行，以至于这个时期，日本政界发出“木户内府在宫中搞了高墙，在野重臣不能自由向天皇发表意见，甚至参内(谒见)也受到相当限制”的感叹。

这种感叹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谒见天皇，“反映情况”对政策决策的重要意义。12月10日作为甲级战犯的逮捕令发出后，木户还谒见了天皇裕仁，裕仁说“在美国看来你是犯罪者，对我国来说你是功劳者”，“这次很不幸，望注意身体。你知道我的心境，希望很好地(向美方)说明”。裕仁将自己使用的砚送给木户留念，并设宴为其送行。

4、总理与天皇的角色

总理人选的推荐、任命及内阁的组成都不是民主程序进行的，明治前期总理基本上是由维新时期的功臣，或者是军界实力人物担任，由元老推荐、轮流坐庄。为了保持政治上的平衡，天皇基本上按上述原则来任命。元老在人事任命机制上“能上能下”，有的担任总理后又担任较低的职务。大正及昭和的“政党内阁时期”(1914~1931)，总理也由元老推荐，天皇批准。

不过，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总理的任命程序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1930年代后半期，经过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军部政变，使国内政治体制越来越朝着军国主义方向发展。军部势力对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总理更多地是由军人，或与军部关系密切的政客担任。1936年3月广田弘毅内阁的建立就是天皇及侧近等核心政权决策集团对军部的妥协产物。广田本人虽是文官，但对外扩张思想强烈，是与军部关系密切的人物，全体阁僚也反映了军方要求，形成“准战时内阁”，是军国主义体制形成的标志。

8月7日广田内阁由总理、外长、陆海军四大臣决定“帝国外交方针”及加人大藏大臣决定的“国策之基准”称，“鉴于帝国内外形势，帝国之根本国策是外交、国防上确立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陆军军备以能对抗苏联远东兵力，海军军备对美海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即以苏美(世界最强陆海军大国)为对手的国防政策，该政策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力水平。

七七事变爆发后，近卫内阁开始推动所谓“大政翼赞”(辅佐天皇制政权)政治体制，所有政党都自发解散，为了侵略战争而建立起“举国一致”体制，为全面侵略战争服务是这个时期日本社会的主要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理任命上宫中集团一即以内大臣(如汤浅仓平、木户幸一等)为中心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天皇裕仁也不是仅听从别人的推荐而毫无主见的，往往是推荐者在了解天皇的意向后进行人选调整。有些学者强调天皇任命总理不过是一个形式，认为“天皇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任命总理。在这一‘大命降下’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推荐总理人选过程，形成‘天皇意志’的体现者，即‘内阁制造者’”。

虽然不否认元老等政治家在推荐总理过程的重要作用，但也不能低估天皇在总理人选决策中的能动作用。明治、昭和天皇都不是机械地按照元老推荐任命总理的，而是把自己的条件通过侧近反映给推荐者，并根据自己好恶来任命，天皇的意向在任命总理及大臣上得到了相当的反映。

如1939年(昭和十四年)8月28日平沼内阁辞职后，裕仁拒绝自己不满意的人(多田骏等)出任陆军大臣，要求任命“朕信任的人”。裕仁对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报告不满，斥责板垣“没有比你脑子更差的了”。同日裕仁任命阿部信行为总理，并通过侍从武官长畑俊六传话，要阿部任命梅津美次郎为陆军大臣，并强调“治安问题重要，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的人选要十分谨慎。”

1940年1月阿部内阁辞职后，内大臣汤浅仓平征求西园寺及其他重臣的意见，提名天皇信任的米内光正任总理。关于对东条英机的总理任命，裕仁欣赏东条在处理陆军内部问题上的能力，认为“东条能够控制住陆军的局面，所以任命其为总理”。在此过程中，裕仁还拒绝了任命皇室成员为总理的建议，裕仁是在明确意识并考虑到日本对美开战的形势下，才做出由东条组阁决定的。

这些事例都反映出天皇在任命总理及组阁时绝非简单的“走形式”。在接受任命后，总理着手组阁，其中陆海军大臣是由军部推荐的。整个名单还要再次得到天皇认可后才能正式成立。从总理的任免过程也可以了解，总理的地位和作用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天皇、元老及军部等都可以对总理的政策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进入1930年代，经过斋藤、冈田、广田三届内阁，军部在组阁人事问题及对外政策上的发言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明治宪法，行政权由天皇总揽，并经天皇授权各省及其他行政机构行使职权。同时，宪法第55条规定，“各国务大臣负有辅弼天皇之责任，所有法律敕令及其他有关国务的诏敕国务大臣都要副署。”也就是说，必须有各国务大臣的副署，天皇行使大权才能有效。表面上看国务大臣也有牵制天皇大权的作用，不过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历届内阁全体国务大臣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并不存在敢于直接违反天皇旨意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大臣副署的宪法体制上的安排至少在客观上又可以为解脱天皇的政治责任特别是战争责任做出解释。

总理的权限受到很大限制，总理在内阁中并没有特别优越的地位，由于各国务大臣都是直接对天皇负责，并不负连带责任，内阁会议决定又采取全体一致原则，因此如果某个或部分大臣与总理不一致时，只要该大臣不辞职，内阁就只能总辞职。当然这只是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由总理进行组阁(军部大臣除外)，即各大臣人选由总理提出，所以一般总理都会选择“自己人”，至少是比较“合得来”的人，所以总理与大臣之间真正的对立为数不多。唯一可能出现的对立是军部，即陆、海军大臣与总理的对立。由于陆、海军大臣人选由陆海军军部提出，使总理受到很大牵制。

早年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都是由元老军人担任，虽然有的时期放松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规定，但在内阁史(1885.12.12~1945.8.15)上并没有非军人担任陆海军大臣的事例。文官介入军事事务是被严格禁止的，因为军事统帅权是天皇的专属大权。按照日本军人制度，军人是终身职务，即使退出现役成为预备役，也仍然是军人。

陆海军大臣的职位也是军人的专属职位，也成为历届内阁的惯例。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军部大臣(陆军、海军两省)限制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成为制度化，1913年又规定预备役、后备役的同级军官也可以担任，无论现役还是预备役都是军人出身，在军事政策上没有本质区别。1921年11月在海军大臣出席华盛顿裁军会议期间，作为文官的总理原敬、高桥是清先后曾短期代海军大臣负责“事务管理”。

实际上没有文官担任过陆海军部大臣。陆海军大臣是军部派往内阁的代表，军部如果要使某届内阁垮台，只要军部大臣辞职，又不提名新的大臣就可以达到。这种情况在战争时期曾数次出现，其结果是迫使总理及内阁不断向军部让步，由军人组阁不断加强了军部在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加速了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在军国主义色彩不断增加的昭和期，军人多次发动军事政变和刺杀政界要人的行动使军人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战时政权中枢基本掌握在军人或与军人关系密切的政客手中，军人担任总理越来越成为“常态”，军人强硬的扩张政策成为日本的国家政策。而且军人除担任总理、军部大臣外，很多被任命为其他大臣，甚至文部大臣等，使整个国家机器为军人所控制。是军国主义体制的人事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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