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清周期下的经济新逻辑，樊纲：“需求是最稀缺资源” 丨 2026博鳌观察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张蓓 黄指南 陵水报道

“市场需求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如是坦言。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正站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仍在延续；AI与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出口端呈现超预期韧性；市场化出清的阵痛与长期增长的底气深度交织。

8月12日，在观点机构主办的2026博鳌全体大会中，樊纲判断本轮经济与地产调整是市场经济周期的必然出清，而中国凭借未释放的城市化空间、持续升级的产业竞争力与新能源赛道的全新红利，具备避开日本式长期停滞的基础条件。

触底不等于反弹

市场经济天然伴随着周期波动，泡沫形成、破裂与出清是其运行的固有逻辑。

在樊纲看来，中国四十余年高增长的核心奇迹，不在于增长速度本身，而在于始终未出现深度衰退与大规模系统性危机，这与过去长期以行政手段抑制资产泡沫直接相关。

本轮地产与经济调整，本质是一次更趋市场化的风险出清过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1%，销售额下降13.6%，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滑18%，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首次跌破万亿关口，同比降幅达32%，多数三、四线城市房价调整幅度已达五六成。

值得注意的是，樊纲认为价格触底并不意味着回到泡沫时期的高位水平。市场最终将在更低的价格中枢形成新的供需均衡，挤出投机性需求后，真实居住需求将重新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这是周期出清的正常结果。

他观察到，政策层面过去抑制泡沫的行政手段经验丰富，但应对下行周期的工具与经验仍显不足。市场预期偏弱背景下，流动性宽松无法有效转化为实体信贷，资金空转、贷款增速低迷特征明显，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但优质项目稀缺。

拉长周期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认知层面的根本转向。从长期重供给、轻需求的增长惯性，转向承认需求的稀缺性与核心作用。居民端的消费观念同步迭代，房产正在从纯投资品逐步回归居住消费品属性。

三道安全垫

伴随着地产调整的持续深化，“中国是否会陷入日本式长期停滞”成为市场普遍的焦虑来源。

樊纲从出清效率、城市化阶段、产业动能三个维度拆解中日两国的本质差异，这些构成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底气。

第一道安全垫是出清效率的时间差。日本地产泡沫破裂后，市场主体与政策端始终不愿直面风险，价格下跌过程持续二十年，风险释放缓慢且不彻底。而中国以更市场化的方式加速价格出清，风险集中释放的周期更短，调整完成后市场修复的基础也更扎实。

第二道安全垫是城市化的阶段差。日本泡沫破裂时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农业劳动力占比不足5%，甚至出现逆城市化趋势，地产增长的长期动力已然枯竭；而中国当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64%（最新数据为67.9%），距离发达国家70%—80%的成熟水平仍有显著空间。过去限购等政策客观上抑制了外来人口的城市定居需求，若制度壁垒逐步破除，城市化仍能释放可观的增长动能。

第三道安全垫是产业迭代的动能差。日本泡沫破裂后缺乏新兴产业接棒，原本具备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又因外部压力向外转移，最终形成产业空心化格局；而中国依托后发优势积累的创新能力正在逐步兑现，不仅AI、新能源等高新赛道快速成长，传统制造业也已形成全球竞争力，出口端的韧性正是产业能力升级的直接体现。

樊纲特别提出一个前沿判断——地缘冲突正在重塑全球能源逻辑，新能源的增长动力已从单一的“双碳”目标，转向“能源安全”这一更刚性的全球共识。

新动能的崛起也在重构不动产行业的价值逻辑。数据中心、算力园区等产业载体景气度持续上行，高标仓等物流资产凭借刚需属性穿越周期，京东产发等企业逆市布局，上半年新交付133万方仓库，出租率保持90%以上，正是新动能支撑资产价值的微观体现。

冷思追问

三道安全垫构成了中国经济避开长期停滞的结构性底气，但短期制度性矛盾的化解，仍需穿越复杂的路径依赖与利益博弈。

大会闭幕后，《华夏时报》记者就市场核心关切对樊纲进行专访，从住房定位的观念重构，到地方债务的化解困局，再到增长质量的本质判断，层层拆解出清周期下的深层改革逻辑。

住房属性的重新定义，是理解本轮需求侧转向的微观切口。针对政策层面将住房纳入大宗消费品范畴的信号，樊纲的判断是，这并非行政力量的强制划定，而是对经济发展阶段演化的主动追认。

短缺时代沉淀的财富观念里，房产始终是兼具增值与传承功能的核心投资品，购房决策的锚点始终围绕价差与收益；而当下核心城市高端住宅的热销逻辑已悄然改写——年轻科技新贵群体斥资购置大面积房产，首要诉求已从倒卖套利转向居住体验与生活品质，本质是房产向消费品本源的回归。

在樊纲看来，住房消费与投资属性的再平衡，绝非简单的政策引导，而是经济结构走向均衡的必经之路，也是“需求成为稀缺资源”这一判断在居民端的微观落地。

聚焦当前化债的核心死结，樊纲认为在于风险处置本身的收缩效应。若新发债券仅用于滚动偿还银行存量债务，本质只是账面债务的腾挪，虽能改善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却无法产生乘数效应，更难以撬动真实的实体需求；只有当资金真正注入城市更新、消费补贴等实体场景，转化为建材采购、服务购买与居民收入，才能形成对经济的正向拉动。

樊纲建议，可借鉴上世纪90年代银行坏账处置的经验，通过专业机构剥离问题资产，以时间换空间，在后续经济增长与财政增收的过程中逐步消化，而非以运动式清理加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

在地产调整与债务化解的双重压力下，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后劲的疑虑始终未散。在樊纲看来，判断增长的成色，首先要跳出高速增长的路径依赖，回归中等收入阶段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