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75年，安徽芜湖，62岁的王恩茂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不长，意思却很明确：自己长期在军队工作，参加过革命战争，年纪虽已不轻，但还没有到不能工作的程度，希望重新回到军队岗位。
这封信没有经过层层转递，也没有复杂的铺陈。王恩茂写好后，贴上邮票便寄出。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收到后，将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汪阅后，送剑英、小平、春桥阅。他现在芜湖，考虑是否在南京军区安排一个职务。”
批示中的“汪”，指汪东兴；“剑英”是叶剑英，“小平”是邓小平，“春桥”是张春桥。让这几位负责人阅看，并不是普通的转办程序。当时军队正在进行整顿，叶剑英、邓小平负责军队工作，张春桥又担任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王恩茂的去向由他们研究，落实起来自然更直接。
许多人只记得王恩茂后来在新疆长期任职，却容易忽略他早年首先是一名军队干部。他出生于1913年，1930年代参加革命，曾在红六军团工作，还担任过任弼时的秘书。秘书工作看似不在前线，却要求熟悉部队、了解基层，也锻炼了他的组织和政治能力。
抗日战争时期，王恩茂先后在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任宣传科长、政治部副主任，参与晋西北、雁北等地的抗日斗争。1939年前后，部队承担保卫大西北、开垦南泥湾等任务，军事斗争和生产建设交织在一起，政治工作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
1944年，第359旅为主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部队南渡长江，试图在衡山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南下支队继续向粤北行动，准备与东江纵队会师，却受到国民党军队阻击，随后北返，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这段经历很能说明王恩茂的特点。他既做过部队政治工作，也经历过长途行军、区域斗争和复杂的统一战线环境。部队编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后，他任第359旅政治委员，郭鹏任旅长。中原突围后，部队转赴山西，扩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
1949年，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政治委员，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新中国成立后，王恩茂跟随王震率部进入新疆。新疆和平解放后，第2军承担南疆军区建设等任务，他的工作也从单纯的部队事务，逐步延伸到地方政权、生产建设和民族地区治理。
在新疆，他一干就是近二十年。军队干部转入地方，面对的并不只是机构调整，还包括经济恢复、边疆稳定、民族工作和生产建设等多重任务。王恩茂长期兼任新疆军区领导职务，只是随着地方工作越来越复杂，主要精力更多放在地方。
1968年以后，他受到冲击，无法继续主持新疆工作。1969年起，他一度在北京郊区工厂参加劳动。1972年再次受到冲击后，许多老干部陆续恢复职务，他却没有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反而被安排到安徽芜湖，担任地委副书记。
身份的变化十分明显。一个曾经指挥部队、主持边疆工作的老红军，到了地方后却背着各种政治标签，工作环境自然不可能没有压力。当地主要负责人对他仍有照顾和尊重，但周围并非人人都能正确看待他的经历。
有老同志曾向芜湖方面打招呼：“王恩茂是老红军，过去还担任过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工作中有问题可以研究，但尊重老红军没有错。”这句话说得很克制，却点出了当时的实际处境：不要求特殊照顾，只要求按照事实和工作能力对待。
王恩茂没有在信中大篇幅申诉，也没有把过去的功劳逐一列出。他只说明自己长期从事军队工作，打过仗，62岁仍有精力，希望回到熟悉的岗位。这个要求既是个人选择，也是对自身工作能力的判断。
毛泽东批示后，事情很快有了结果。1975年，王恩茂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重新回到军队系统。对他而言，这不是简单的职务调动，而是中断多年后重新获得组织使用。
不过，他在南京军区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任职一年多后，因工作需要调往吉林，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挂职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此后，他又把多年军队工作形成的经验，带入新的地方和军区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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