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 | 媒介“基础设施化”

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传媒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从一种社会功能性产业下沉为支撑社会运转的底层结构与基础设施。这一过程被学界概括为媒介"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它植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传统中的基础设施研究，经丽莎·帕克斯（Lisa Parks）、约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和让-克里斯托夫·普朗坦（Jean-Christophe Plantin）等学者的推动，已成为当代新闻传播学最前沿的理论议题之一。理解其内涵与社会影响，对于把握智能传播时代的媒介权力格局与社会变迁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媒介"基础设施化"的内涵

媒介"基础设施化"的内涵可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第一，物质层面，指数据中心、海底电缆、移动基站、卫星等"硬设施"与协议、算法、技术标准等"软规则"的耦合，共同构成支撑信息生产、传输与接收的物质性与结构性复合系统。方兴东、钟祥铭（2023）指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深入，传媒业从一种社会功能性产业下沉为社会底层结构及基础设施"。

第二，功能层面，彼得斯在《奇云》中提出"基础设施型媒介"概念，强调媒介不仅是信息容器，更是使社会、文化、政治得以可能的"后勤型"装置——它不直接提供内容，却为时间、空间与秩序的显现提供前提条件。传播研究由此从关注"内容如何被传递"的传递观转向关注信息如何在物质网络中被路由、压缩、缓存的流通观。

第三，结构层面，普朗坦等人（2018）提出"平台基础设施化"概念，指出当平台从研发阶段走向公共应用时，其接入机制（如API、账号体系）成为连接人与异构系统的"网关"，平台通过控制网关将自身从"服务"升级为"基础设施"，如同水电煤一样，成为人们绕不开的底层依赖。这一过程具有"外观—背景反转"特征：基础设施作为"背景"隐匿运行，只有当故障或中断发生时——海底电缆断裂、平台服务器宕机——才被"前景化"，从而暴露其作为社会运转"座架"的根本作用。

媒介基础设施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媒介基础设施化对社会产生了深远而多维的影响，既有赋能与解放的面向，也伴随着权力集中与脆弱性暴露的风险。

其一，传播权力结构的重构。传统时代，媒体机构通过内容把关掌握传播权力；基础设施化时代，权力转移至控制基础设施本身的机构手中，掌握数据中心、算法系统、平台网关的主体成为新的权力中心。胡翼青、胡欣阅（2023）指出，OpenAI等大模型公司正成为新的"人类交往语言后台"。谁掌握算力、数据与协议标准，谁就掌握数字时代的"元权力"，这构成了对传统新闻业专业权力的根本性挑战。

其二，数字不平等的再生产。基础设施化使数字鸿沟从"有没有网络"的接入问题深化为"能否享受同等基础设施服务"的结构性问题。海底电缆的铺设路线遵循商业逻辑而绕开欠发达地区，5G基站在城乡之间覆盖密度悬殊，算法素养的阶层差异使不同群体在基础设施之上获益的能力天差地别。谌知翼（2025）指出，基础设施化的社会对其覆盖不足者构成系统性排斥，疫情时期的线上教育与健康码使用已充分暴露了这一排斥机制。

其三，公共生活的"单点依赖"与脆弱性。当媒介成为基础设施，社会运行便产生"单点依赖"。一旦基础设施中断，公共生活可能瞬间停摆。2021年Facebook全球宕机6小时，数十亿用户同时失联，集中暴露了平台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基础设施化社会的深层悖论在于：越依赖，越脆弱。推荐算法的偏差可能引发舆情风暴，大规模数据泄露直接威胁公民权益与国家数据主权。

其四，地缘政治的重新布局。媒介基础设施化将传播问题推入地缘政治核心：全球约99%的洲际数据经由海底光缆传输，其路由控制成为大国博弈焦点；低轨卫星星座的频谱分配牵动全球通信秩序；先进制程芯片的出口管制与AI算力中心的布局，构成"基础设施化"时代的新型战略竞争。

其五，劳动结构的重构与隐性劳动的蔓延。基础设施化使大量传播劳动隐形化：内容审核员、数据标注员在流水线上处理海量信息，成为AI基础设施的"人工底座"；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被算法系统调度，成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用户在使用平台时产生的数据被无偿占有，构成"数字劳动"。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与维护者往往被遮蔽在"前台"产品体验之下，成为不可见的"幕后工人"。

其六，日常生活经验的重塑。基础设施化的最终效果是媒介从"工具"变为"环境"——人们不再"使用"媒介，而是"生活在"媒介之中。袁艳、沈梦晨（2022）的研究表明，微信社区在疫情期间承担了政务、医疗、教育等公共职能，成为事实上的"社区基础设施"。即时通讯、流媒体、外卖平台重新定义了"在场"与"等待"，时间被压缩为"永远在线"，搜索引擎与推荐算法塑造了人们获取知识、形成判断的方式。

综上所述，媒介"基础设施化"不是一个中性的技术进程，而是权力、资本与不平等在底层的重新编码。它揭示了媒介从"传递信息的通道"到"构成社会的基底"的本体论转变，提示我们在关注媒介内容与效果的同时，必须追问基础设施层的物质基础与权力结构。正如方兴东所言，"真正改变社会的不是内容，而是媒介所重塑的连接方式和尺度"。在AI与平台深度嵌入传播的今天，推动媒介基础设施的公共性治理，使其服务于而非支配于社会，是数字时代传播治理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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