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2月，成都机场，蒋介石在几名随从陪同下登上飞机。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南京总统府里发号施令的“委员长”，而是一名急于寻找退路的败军统帅。飞机离地之前，西南战局的走向其实已经十分清楚。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的主力遭到重创。平津战役以北平和平解放告终，渡江战役又突破长江防线，南京、上海相继易手。蒋介石曾试图凭借西南山地和四川盆地继续支撑，但能够调动的兵力、粮饷和民心，都不足以重建局面。
他没有马上去台湾，而是把重庆、成都视为最后的立足点。1949年夏秋之际，蒋介石多次前往西南部署，蒋经国则奉命赴台安排接收事务，国民政府的部分黄金、外汇和重要物资也提前转移。退路早已准备，只是何时启程的问题。
12月上旬，成都局势急转直下。解放军进逼四川，地方部队和国民党内部人心浮动，城内已不再适合继续停留。12月10日，蒋介石离开成都，前往台湾。关于这次飞行经过广州上空，以及广州方面获悉其航线的细节，后来主要见于有关回忆和文章记述，具体环节存在不同说法，但“是否拦截蒋介石座机”的故事流传甚广。
广州在1949年10月14日解放。叶剑英担任华南地区重要军事领导职务，洪学智也在广州方面的军事指挥系统中工作。得知蒋介石的飞机可能经过广州上空后，洪学智一方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尝试迫使飞机降落，若无法拦截，便使用高射火器进行攻击。
这个想法并不难理解。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多年内战的核心人物。倘若座机被击落，国民党方面必然遭受巨大震动，华南战场的官兵也会认为抓住了一个决定性目标。
但军事上的“能不能打”，并不等于政治上的“该不该打”。
洪学智把情况报告给叶剑英。有人回忆，当时洪学智曾提出，机会稍纵即逝，是否可以先行动再请示。叶剑英没有同意，而是明确表示：“没有党中央的命令，不能打。”
这句话看似简单，背后却有严格的军政纪律。1949年的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全国胜利，任何涉及对方最高领导人的军事行动，都不能由地方部队自行决定。飞机是否确实载有蒋介石，航线是否准确，击落后会不会误伤民航或造成其他后果，都需要中央作出判断。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当时已经失去大陆统治基础。即便让他抵达台湾，也改变不了全国战局。为了一个已经无法挽回败局的目标，贸然使用高射炮，反而可能制造外交和政治上的被动。战争打到这个阶段，克制本身也是一种战略判断。
叶剑英并非不了解蒋介石。1924年黄埔军校筹备时期，两人已有接触。北伐期间，叶剑英曾在部队中任职，因作战判断稳健受到注意。蒋介石一度想提拔他，叶剑英却保持距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叶剑英选择脱离国民党阵营，并于同年7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两人的关系从旧日同僚变成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手。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曾参与国共两党军事协调和谈判。面对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指责，他多次以事实据理抗辩。双方在会议桌上交锋，也延续到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有意思的是，个人旧交并没有成为叶剑英判断这件事的依据。他没有因为蒋介石曾经赏识过自己而放行，也没有因为长期对立而擅自下令开火。对他来说，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远比一次可能轰动全局的战果更重要。
广州方面随后加强了机场和周边警戒，并悬挂红旗，向过往飞机表明这里已经易手。飞机与地面取得联系后，蒋介石一方得知广州已经解放，便继续向台湾方向飞行。至于他当时是否确切知道自己曾处在被拦截的风险之中，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
这架飞机最终没有在广州上空被击落。蒋介石抵达台湾后，国民党政权转入岛内，原本持续多年的国共军事决战，也由大陆上的全面争夺进入新的阶段。 สำนักเลขานุการองค์ก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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