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地 | 《周易》义理与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内在融通

易道体系宏阔深邃，对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承载的义理智慧沉淀并凝聚为华夏民族的核心精神品格。

原文 ：《《周易》义理与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内在融通》

作者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 李泉沂/博士生 翟奎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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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典籍中，《周易》建构起独特的卦爻符号系统与数理逻辑，被冯友兰称为“宇宙代数学”。它既蕴藏深邃的哲理和处世智慧，是儒家的核心经典，又为道家及本土佛教建构思想体系所广泛借鉴。纵观传统学术谱系，诸多知识门类皆不同程度地与《周易》有关联。《周易》本质上是一套较完备的思维范式和认知逻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周易》以象数义理模拟天地时空变化，达成“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思想格局。易道体系宏阔深邃，对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承载的义理智慧沉淀并凝聚为华夏民族的核心精神品格。何以中华内核，何为中国文化特质，何为华夏民族精神品格，皆可溯源于易之道、易之德。下文从多重维度阐释《周易》思想内涵与中华民族主体精神之间的内在融通关系。

其一，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出自乾坤二卦《大象传》，为大众所熟知，但深研《周易》方能领会其精神旨归。乾坤两卦是《周易》思想体系的纲领，其余诸卦都可被看作乾坤交错运化衍生而成。从文字义理看，中华文化核心范畴“中”，在一定意义上可被视为乾坤精神的有机融合：中竖笔象征顶天立地、通天彻地、独立自持，彰显革故拓新、刚健进取、坚韧不屈的自强不息精神；外廓形制喻指大地坤德，代表兼容并蓄、团结协作、和平共处、互利共济的厚德载物精神。

近代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社会思潮侧重阐发自强不息的抗争进取精神，较少强调“厚德载物”的包容与和合理念，这是当时社会境遇下的必然选择。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园并举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大精神内核，奠定二者并举的思想基调，后成为清华大学校训。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将二者诠释为中华民族核心精神，获得学界广泛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亦是乾坤厚德精神在国际交往领域的现代转化。在当代复杂国际环境下，厚德载物的和平包容精神愈发凸显时代意义。

与此同时，乾坤精神凝练为易简处世之道。《系辞》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又言“易简之善配至德”。乾道之“易”指向本心澄澈、质朴至诚，摒除机心巧思，构建真诚良性的人际联结。乾道侧重内在心性修养与认知建构，坤道侧重外在实践践行，心性认知通达，则社会实践顺达易行。

“易简”是乾坤之德，是善也是美，兼具伦理价值与审美意蕴，亦是当代简约美学理念的思想源头。现代企业倡导的“因信而立，行之至简”经营理念，亦可与乾坤义理印证：乾卦对应本心赤诚与彼此信任，为认知根基；坤卦对应务实协作与实践共事，为践行路径。二者知行合一，依托信任达成高效协同，正是易简之道的现代延续。

其二，生生日新与革故鼎新。《周易》是专研阴阳运化、世事流变的实践型哲学，其论 “变” 最终旨归于 “通”。《系辞传》提出“通变之谓事”“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并阐释：“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的变通思想聚焦人世社会，具备鲜明的实践哲学属性。其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更是千古至理，意为遇到困境时，唯有顺势求变，方能打通发展脉络，实现长久发展。近代诸多思想家常援引这句话，为社会变法革新寻求理论支持。变通思想的核心是革故鼎新，革卦讲“去故”，鼎卦讲“取新”，新陈代谢是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唯有持续改革调适、除旧布新，方能实现良性演进。

《周易》将变革思想上升到本体论高度，提出“生生之谓易”，确立生生不息为宇宙本体运行的根本法则。人若契合天道生生之理，便需秉持“无我”“无住”的精神境界，摒弃抱残守缺的思维定式，持续更新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易传》倡导“日新之谓盛德”，主张个体需要“日新其德”，这里的“德”外延宽泛，包括思想认知、价值理念等多重维度。天道生生不息，人道亦当遵循日新其德的准则。王船山提出“命日受，性日生”，与《周易》“日新其德”思想一脉相承。

其三，道器合一与开物成务。“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本体范畴，与形下之“器”形成体用对应关系。《易传》界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相较于老庄之学重道轻器、贬低技艺的价值取向，《易传》充分肯定器物功用、实用技能的现实价值，提出“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等论断。《易传》直言“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可见，《周易》兼具探寻万物奥秘、助推天下实务的双重价值，统摄世间万物的运行义理。明代宋应星所著科技典籍定名《天工开物》，足见“开物”在传统语境中蕴含着崇尚实证、探究自然的科技精神。

其四，德业并进与忧乐圆融。《易传》常将“德”与“业”并举阐释，提出“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亦倡导“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其中，“德”指向内在修为境界，“业”指向外在成就事功，二者相辅相成，承袭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精神范式。儒家兼具理想情志与忧患意识，这一相融共生的精神特质在《易传》中得到鲜明体现。《系辞》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点明易道饱含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同时又倡导“乐天知命，故不忧”，引导人们达成豁达从容的精神境界，最终走向忧乐圆融。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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