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降价促销，曾是商业运营中常用的手段。
但情况正在起变化。手机市场寒意渐显，2026年上半年出货量同比下降5.5%，已连续多个季度处于下行通道。家电市场同样承压，上半年全渠道零售额同比下滑9.9%，其中电视零售量同比下降12.7%，空调7月内销同比大幅下滑30.2%。
降价，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管用了。
需求钝化拐点。
真实的消费品需求曲线存在一个临界点，不妨称之为需求钝化拐点。当市场越过某个临界点（E*），降价对需求的刺激便会急剧衰减。
拐点（E*）左侧，降价确实能激发增量需求，价格与销量之间保持着常规联动。一旦越过拐点（E*），价格弹性明显下降，价格再降，需求增幅也相当有限。
需求钝化拐点的出现，根源在于需求偏好的改变，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消费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居民愿意为优质体验买单，不再为同质化功能付费。此时继续降价，利润被侵蚀，需求却不见增量。
手机、家电、日用消费品等消费市场面临的或许正是这个拐点。
低垂的果实已经摘完，同质化的竞争却刚刚开始。
价格战走到尽头，竞争便转向功能、体验、服务的差异化。方向上没有错，但执行下来，又走进了另一条同质化通道。
手机行业集体押注折叠屏、大屏、影像，升级路径较为相似。新能源汽车也是类似情况，从比拼续航里程到比拼车内配置，功能清单越来越接近。
用户确实在为更复杂的体验买单，但这种体验的溢价正在被趋同的功能配置所影响，差异化边界趋于模糊。
不仅是产品端，产能布局也有相似之处。市场需求波动时，产能过剩的风险便会显现。
以上是企业竞争层面的情形。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层面，则有另一番图景。
产业政策趋同，是反内卷面临挑战的原因之一。
其一，地方主政官员的异地调任，客观上形成了一套经验传递机制。 调任官员基于上一任职地的发展经验，结合现任职地的资源禀赋选择产业方向，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出现趋同。其中，发达地区、长期任职地、直接相关领域或成功案例的产业经验，更容易被反复借鉴。
其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向先进城市看齐的参照效应，熟人关系网络为其提供了传导通道。 主政官员之间的校友关系、同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政策偏好的扩散。但相关评估显示，这种参照式策略的效果并不理想。
其三，经济增长类政策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类政策，在执行节奏和资源分配上客观上存在差异。这更多与考核权重、资源配置的既有结构有关，客观上使得各地在产业促进方面的政策趋于一致，而在差异化发展上的探索相对有限。
三个因素指向同一个结果，无论初衷如何，各地产业政策的实际走向较为相似，产能同构、赛道拥挤，最终谁都难以独善其身。
制度层面的变化正在发生。
2024年8月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对地方政府以各类优惠措施招商引资的行为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范。
伴随这一变化，各省市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将更多依赖政府运作效率、产业链完善程度、矿产资源禀赋、人才素质能力等要素参与竞争。
制度约束在强化，但产业政策趋同的惯性仍在。
过去二十多年行之有效的规模扩张逻辑，正在被新的现实所替代。增量空间的收窄与存量竞争的深化，使精耕细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反内卷，既需要企业端的价值转向，也需要地方政府在产业定位上形成更清晰的差异化方向。
从拼价格到拼价值，从拼政策到拼效率，这一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方向已经趋于明朗。谁能率先完成这一转变，或许就将在下一阶段获得更多主动权。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时间站在扩张更快的一方；那么未来十年，时间可能更倾向于站在做得更深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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