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西雅图成为全美第一个立法禁止种姓歧视的城市时,一个被许多人忽视的现实浮出水面——印度人走到哪里,似乎就把种姓带到哪里。
种姓歧视自1948年起就在印度被明令禁止,但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社会等级制度并没有真正消失,反而随着人口流动跨越国界,出现在了大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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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雅图成为全美第一个明确将种姓歧视纳入禁止范畴的城市,这座城市拥有规模不小的南亚裔群体,其中许多人在科技行业工作。
支持该法案的人士指出,种姓制度至今仍被用于在职场、住房、零售乃至公共场所内部实施差别对待。
今后,种姓将与种族、宗教和性别身份并列,成为一项独立的受保护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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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三千年前,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社会等级形式。最初,它将印度教徒划分为四个主要类别。数百年间,这一制度为高种姓者赋予了诸多特权,同时为对低种姓者的压迫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而在所有群体中,处境最为艰难、遭受歧视最深的是被称作"达利特"的贱民阶层,即所谓"贱民"或"不可接触者"。
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南亚裔仅占人口约百分之二的西雅图,推动此类立法是否真的必要?
这套制度并非只是文化包袱那么简单,它嵌入了南亚社会的方方面面——姓氏、婚姻、职业、居住区,都可能透露一个人在等级阶梯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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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移民带着这些标识来到北美、欧洲,同乡之间往往只需要一次寒暄,就能迅速识别彼此的种姓归属,随之而来的差别对待就在无形中启动。
加拿大的布兰普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那里超过一半人口是南亚裔,说的是印地语,吃的是咖喱饭,拜的是三相神,走在街上恍如置身孟买——原本的社会等级体系,自然也随之复刻。
主导起草该法案的是西雅图市议员萨万特,她本人拥有印度裔背景,成长过程中曾在印度亲眼目睹种姓歧视,来到西雅图和美国其他地方后同样有所感受。
她表示,仅在科技领域,就已经有数以百计的受压迫种姓的劳动者向市议会公开作证,也曾直接向她这位民选代表反映,此类歧视在美国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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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进一步指出,如今已有统计研究开始承认,种姓歧视在职场以及其他场合已经变得相当普遍,是美国社会中一个严重的问题。
谈及南亚裔社区对这项立法的反应,萨万特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广泛团结南亚裔群体的斗争性运动,这项法案根本不可能通过。
她说,支持力量不仅来自西雅图本地,还来自全美各地的南亚裔活动人士,甚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南亚裔也专程赶来声援。
之所以能够胜利,是因为运动联合了受压迫种姓的社区成员和工人,同时也吸引了像她本人这样并未亲身经历种姓歧视的高种姓印度教徒共同参与,此外还有锡克教徒、穆斯林以及多个工会组织,例如代表谷歌员工的"字母表工会",都表达了明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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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反对声音,则主要来自与莫迪政府关系密切的印度教右翼势力,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
在西方社会掀起种姓立法讨论的背后,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底色。
印度自15世纪末达·伽马开辟新航线以来,经历了葡、荷、英、法等国长达数百年的殖民角逐,1757年普拉西战争之后,英国确立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一直延续到1947年独立,前后长达190年。
殖民时代结束时,印度虽然摆脱了外部枷锁,却把内部的等级秩序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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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到了今天,印度约14.8亿人口中,识字率仍只有约三分之一,意味着至少4亿人是文盲。
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均,让种姓身份继续通过代际方式传递,也让移民出海时更倾向于抱团、以熟悉的身份秩序自我组织。
当被问及为何现有法律不足以覆盖此类歧视时,萨万特解释说,种姓在美国既不属于种族,也不完全等同于民族起源,现有法律框架难以精确捕捉这种源自南亚社会内部、以出身论高下的歧视方式。
一名达利特工程师在硅谷公司里遭遇的排挤,可能来自与他同肤色、同国籍、同语言的上司;从表面看,这不像是任何一种美国法律定义中的歧视,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真实的职业天花板。正因如此,把种姓单列为受保护类别,才具有制度上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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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沙指出,美国其实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轨迹。
今天的黑人虽然不再戴着镣铐被贩卖到种植园,但制度性种族主义依然普遍存在:非裔美国女性的孕产妇死亡率是全美各群体中最高的,甚至可以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水平相提并论;
教育体系的不平等长期悬而未决;警察暴力问题反复出现,警察在面对其他社区时尚能控制语气、缓和冲突,但一旦涉及黑人社区,第一反应往往是暴力殴打甚至致人于死地。
米沙认为,之所以这些问题得以延续,是因为美国从制度上把一个特定群体置于所有人之下。在美国,非裔美国人被视为"最底层中的最底层",因此对他们的虐待更容易被合理化、更容易被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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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到,无论是当年的民权运动,还是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的社会觉醒时期,社会哪怕试图向平等迈进一步,也总是随后被拉回原点。
她还指出,如今共和党及其言论正在日益抬头,公然重新拾起重建时期、吉姆·克劳时期乃至奴隶制时期的白人至上观念,而德桑蒂斯在佛罗里达州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些趋势的典型缩影。
另一位嘉宾朱利安则回应了西雅图市议员关于其他国家关注该立法的说法,她把讨论带回英国。
英国政府曾在2018年承诺,将把种姓明确列入2010年《平等法》所规定的受保护类别,但随后又反悔,理由是没有必要在法律上将种姓与种族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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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这一决定或许值得重新审视。
就她个人所听闻的情况而言,英国确实存在种姓歧视的案例。凡是有大规模移民群体带来延续数千年之久的社会体系,其中原有的偏见结构就很可能随之扎根。
不过,她对是否应当直接把种姓写入《平等法》持保留态度,认为《平等法》本身在近年来的适用中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苏格兰民族党围绕"女性"定义所陷入的争议,就说明该法在用词上已经难以承载当下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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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平等法》在实践中不断被各类活动团体和慈善组织按照自身立场加以扩展和重塑,出现了不少奇特的应用方式。
因此,把种姓纳入《平等法》是否是最合适的路径,她并无定论,但她坚信种姓歧视在英国确实存在,法律层面应当为相关案件保留可援引的救济通道。
主持人最后总结说,种姓歧视是一个重要议题,虽然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但其影响却广泛存在,跨越种族与社会形态,遍及全球,值得被认真识别和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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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的移民倾向于融入当地,甚至希望与母国的旧秩序切割,但印度移民的路径明显不同,他们更愿意把母国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带出去,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在异乡复刻。
加拿大的布兰普顿就是最生动的样本,52.4%的人口是南亚裔,语言、饮食、宗教几乎与孟买街头无异,社区自然成型,等级秩序也自然延续。
要指望这些新移民在异国他乡从零"改造"印度,比把加拿大变成"印拿大"难上百倍,因此他们选择了后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种姓这套三千年的老规矩,能够坐着飞机飘洋过海,落地生根,甚至逼得西雅图、伦敦这样的城市不得不出手立法,用现代法律去应对一套本该被时代淘汰的古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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