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一老汉被逮捕受审，三个月后收到陈赓来信：他有大贡献

1951年，南京城西一条小巷里，58岁的鲍君甫刚摆好茶摊，几名公安人员便来到门前，将他带上了汽车。邻居只知道他来自广东，平日卖茶、香烟和火柴，话不多，也不爱串门。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被大家暗称为“广东佬”的老人，曾经在上海滩的复杂关系网中，替中共中央传递过重要情报。

消息传开后，巷子里议论不断。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旧特务，也有人猜测他犯了什么大案。鲍君甫没有辩解，只是沉默地接受调查。那时正值镇压反革命和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展开，隐瞒历史身份，本身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调查很快确认，鲍君甫确实有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经历。他曾担任过南京反省院院长，后来还在国民党方面的机构任职。案卷摆到桌上，身份似乎已经清楚，审判也随之启动。

法庭上，鲍君甫却提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请求：“我过去替共产党做过事，陈赓同志可以证明。”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拖延判决，但南京方面没有草率处理。既然当事人点出了具体证人，便决定向正在云南工作的陈赓发电核实。

电报发出后，等待并不轻松。三个月过去，迟迟没有回音，连办案人员都开始怀疑，这是否只是鲍君甫的托词。就在案件即将继续推进时，陈赓的回信送到了南京。

信中的意思十分明确：鲍君甫早在1927年便与中共发生联系，直到1931年间，双方一直保持工作关系，他曾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这个证明改变了案件的性质，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名国民党特务系统里的老人，会被公安人员带走后又平安送回。

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青年时期赴日本留学，曾在早稻田大学求学。长期旅日经历，使他熟悉日语，也了解日本社会和在沪日本人的活动情况。1919年回国后，他在上海的日商洋行任职，并为通讯机构撰稿，逐渐建立起广泛的人脉。

上海是个消息比风还快的地方。租界、商界、帮会、警务机构彼此交错，能在其中周旋的人并不多。鲍君甫擅长交际，又懂日语，既能和日本人打交道，也熟悉租界巡捕房的办事方式，这种能力后来成为中共秘密工作的特殊条件。

1926年前后，中共党员陈养山以学习日语为由接近鲍君甫。两人接触增多后，陈养山逐渐确认他对国民党右派的做法并不认同。鲍君甫曾因与共产党人士来往被捕，获释后对国民党的态度更加冷淡。陈养山随即将情况报告给陈赓。

陈赓亲自了解后，认为鲍君甫可以利用国民党方面的身份，建立一条隐蔽的情报渠道。经组织批准，鲍君甫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表面上从事反共事务，实际上向中共提供情报。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潜伏”，而是在多重势力之间长期维持身份，稍有差错便可能暴露。

有意思的是，鲍君甫在上海的职位不断上升，最终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他手里掌握着租界警务和特务系统的许多消息，便把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转交给中共地下组织。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人的情报工作，也曾得到这条关系线的帮助。

1929年11月，任弼时在上海租界被捕。陈赓得知后，请鲍君甫设法营救。鲍君甫利用自己同巡捕房人员的关系，以“手下人”的名义出面交涉，最终促成任弼时获释。对方并不知道任弼时的真实身份，这正是鲍君甫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1931年春，关向应被捕，住所内的文件也落入巡捕房手中。鲍君甫借助翻译环节，让地下党员刘鼎参与处理，设法把重要文件调换出来，避免情报进一步泄露。两个月后，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面临巨大危险，陈赓曾劝鲍君甫撤离。

鲍君甫却没有立即离开。他明白，自己一旦仓促消失，反而可能引起怀疑。临别时，陈赓对他说：“我们不会忘记你。”这句话后来成为两人关系中被反复提及的一幕。鲍君甫继续留在上海，直到自身处境再也无法维持。

1937年，在张道藩等人斡旋下，鲍君甫获保释，随后逐渐脱离国民党特务系统。南京解放后，他没有南逃，也没有主动寻找旧日关系，只靠卖茶水维持生活。多年过去，曾经掌握秘密的人，已经变成街坊眼中沉默的老人。

案件重新核查后，南京方面认定鲍君甫虽有国民党系统经历，但没有足以判处重刑的罪恶，且在革命时期确实提供过重要帮助，遂对其实行管制并释放。1955年，陈赓又向有关方面提出，应当解决鲍君甫的生活困难。后来南京公安部门按月发给生活补助。

1956年，陈赓、陈养山等人到南京看望鲍君甫，并设法改善他的生活。那段隐秘经历，直到多年以后才逐渐为外界所知。1969年，鲍君甫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临终前，他曾对家人说，自己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汉奸，真正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曾经走过怎样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