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的主科地位是怎么形成的？

要不要把英语作为主科的话题三番五次引起争论，因此觉得有必要追根溯源一下。毕竟对现实问题的迷惑，往往能在历史的考证中找寻思路。

这里或许可以先换一个词，把「英语」换成「外语」，即外语是什么时候作为主课的。很多人恐怕都有一个印象，建国初期中国人是主修俄语的，一代人受此影响至深。

我记得2001年中国申奥的最后陈述会上，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同志发言时说，我过去是学俄语的，但现在正在和市民们一起学习英语。还有吴仪同志以前也是学俄语的。2002年申办世博会时为了做好英语陈述，在繁忙工作中利用行程间隙反复诵读英文讲稿，最后连她的司机都说，你们别把老太太逼疯了。

那一代人主修俄语，无疑是当年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你要学老大哥的技术，必然先要学老大哥的语言。而且这在当初不只是一个号召，而是有明确的政策引导。

1950年代初，教育部先后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这两份文件，算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教学大纲。这批大纲里有两处值得注意。

第一，它明确划分了学时，语文、数学和外语这三门占比最高，分别达到了17.78%、16.66%和13.33%。第二，这批大纲对外语语种的选择有明确的偏向。它规定初高中均需设一种外国语，即英语或俄语，但要求：

有师资、教材等条件宜设置俄语。

这两点就说明，单以学时的角度看，从新中国建立之初起，外语就是一门主科，只不过最初占据这门主科的语种是俄语。

这个导向引发了怎样的效应呢？除六所外国语学院，以及一些大城市中曾有教会学校背景的中学保留了英语教学外，其他学校全都教授俄语。同时，大量的英语教师经过自学或受训后转教俄语，史称「英转俄」。

大量的俄语人才的培养为中苏合作提供了保障，尤其配合了苏联援建156个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但这个过程中，俄语人才也变得过剩了，等到五十年代末中苏交恶，问题凸显出来，就开始逐渐「纠偏」。这个偏要怎么纠正，谁来纠正呢？是周总理来纠。

他指示外交部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外语教育工作会议，参加的人士都是教育界的名师，不光有外语教育的像李赋宁、许国璋，还有中文教育的吕叔湘、王力等。

在这个会上，周总理先是跟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这是总理讲话的一贯方式，先讲背景，再说要求。然后他就说，看起来，全国学俄语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一句话。还有一句他接着说：

就语言使用的广度来看，英语是全球使用最广的语言，我们今后很长时期还是要以学习英语为主。

这个会是座谈会，按惯例要请与会者发表意见，意见发表完了之后，会议主持人通常还要做一下总结讲话。大家都很期待总理讲，然而总理却出人意料地请大家向全国的外语教师，转达他的歉意。这个歉意是从何说起呢？

总理随后就解释了。他说十年来，大家从国家需要出发，为普及俄语作出贡献。而今天由于形势的需要，必须重操旧业，再教可能已经有所生疏的英语，这不值得我们表达感谢和歉意么?

总理的这番话，说得在场的人士无不动容。后来成为外语教学大家的陈琳教授回忆说，这与总理唯一的一次见面，他「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我最崇敬的伟大人物」。

周总理青年时游历多国，深知外语的重要性，在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背后往往看到他的影响。在这次座谈会上，总理提出了关于外语教育发展方向著名的「九字诀」，即：

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这前两点并不难理解，「一条龙」的意思是，英语教学要从儿童抓起，要形成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像龙首、龙身、龙尾一样分阶段但连贯一体的学制，不能脱节，要一抓到底。

不过由于当时受条件所限，「一条龙」的设想并没有很快实现。

在座谈会后不久，新中国相继与法国等国建交，外交取得新突破，那外语教育也要紧跟形势啊。1964年10月，国家成立外语教育规划小组，这个小组不归教育部，而是归国务院领导。同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这个纲要中极重要的一条意见就是：

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

好，那么考证进行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在「文革」前至少在高中教育阶段，英语作为主科的地位已经形成了。

也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的外语教学才能比较顺利地重启。可以说，周总理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第一位主力推动者，而随后继续推动的是谁呢？是小平同志。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他1977年7月正式复出后的第一次接见，见的是长沙工学院的两位负责人。在这次接见中，他点了外语教育的题。邓氏风格，言简意赅，他说：

基础是数、理、化、外语，从小就可以学ABC。

邓公的这个「从小就可以学」，显然跟周总理提的「一条龙」的方向是一致的。而小平同志对外语教育的重视，还有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国门即将打开，中国有着向世界学习的迫切需求。

这年9月底，他会见出席国庆活动的海外华侨华人时，说得非常直接：

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

为推动外语教育，小平同志跟周总理一样，也要批示教育部召开一个座谈会。但是邓公的风格跟总理又有点不同，这个会他自己不主持，而是另外找了一个人，谁呢？廖承志同志。

廖承志同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当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公不分管教育，为什么找他，因为他外语最好。据有关资料介绍，廖公通晓五门外语，日语可达母语级别，英语德语可熟练精通。

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这类座谈会是如何推动工作的。其传导链在于会议凝聚共识，共识形成精神，精神传导到政策，政策落地则影响千千万万人。

1978年的外语座谈会后，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外语教学在高中固定后，开始「一条龙」地向初中小学延伸。另一个则是，外语在高考的权重迅速提高。

七七年恢复高考时，仅要求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参加外语考试。而自七八年起，所有考生都可参加外语考试，但成绩不计入总分。七九年，高考外语成绩仅按10%计入总分，以后几年比例渐次提高，直到1983年外语按100%计入总分，受到史无前例的重视。

自此，外语（主要是英语）实现了无论从学时还是分值，毫无争议的主科地位。

回顾以上历史，我有一个突出感受是什么呢？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设置所要考虑的因素，不光是培养国民的基础能力，更要考虑国家某个时期对人才的战略需求。

什么是战略需求？不是看张三学没学好，李四是不是哑巴英语，而是通过制度建立一种导向，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棒」，使得人们的思想能重视，使得社会的资源能投入，进而打造一个庞大的人才蓄水池。

诚然，张三或李四可能永远不会从这个池子涌现出来，但能浮现出的大量具备外语能力人才，极大地助力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因此，从个人体验感好不好的角度，去衡量一门主要课程的升降或存废，是非常幼稚的（ naive）。

当然，历史地位的形成已经过了许多年，对它的定性和定量，不是不可以做出适当的评估。

但是我十分建议，那些愿意去讨论外语地位的人们，优先去考虑一个前提。那就是，过去的人物基于开阔的眼界和开放的思维，推动外语学习在中国地位的上升；今天要讨论它的地位是否需要下降的时候，是不是应当拥有更加开阔的眼界和更加开放的思维？

如果真像有人所认为的，外语学习在中国已经被重视得过分了，那也请考虑到，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过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惨痛教训；也走过拿「洋奴哲学」扣帽子，阻碍对外交流的弯路。经历过这些事情的邓小平，直到晚年85岁的时候，还有过一句告诫：

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

所以，或许可以有各种理由去审视我们的外语教育，但崇洋媚外绝对不该是一个理由。

参考资料：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改革开放的先声：中国外语教育实践探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再议中国基础外语教育发展之路，当代外语研究

陈琳：建国七十年与外语教育，语言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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