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将军之孙叶大鹰：祖父与亲人的故事

编者按：
2026年9月10日，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叶挺将军诞辰130周年。为纪念自己的祖父，叶挺将军之孙叶大鹰写下此文。
叶大鹰系叶挺将军次子叶正明之子。1942年至1945年，叶正明等三兄妹曾与叶挺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度过三年多时间。
叶挺因飞机失事逝世后，周恩来把叶正明和他的四弟接到延安。在延安的日子里，他就住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枣园的家里。
叶正明生前，曾断断续续地给叶大鹰讲过自己和叶挺一起生活的往事。叶大鹰在叶挺将军诞辰130周年之际所写系列文章，系根据叶正明“讲过的一些记忆碎片整理”而成。本文中，我与祖父的“亲密接触”这部分内容，为作者的亲身经历。

爷爷奶奶的爱情故事

▲李秀文在澳门

▲北伐时期的叶挺

我的奶奶李秀文，祖籍为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李屋村，1907年出生在广州，1946 年4月8日与丈夫叶挺同机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他们的孩子叶扬眉和阿九。

奶奶出生名门，曾祖父李扬陞在清朝时期曾任两广陆路提督、碣石卫总兵等职，其父亲李少村是一名广东海关的缉私艇长，后经商。

1923年，李秀文就读于广州执信女子学校。这所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21年为纪念近代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先生而亲手创办的纪念性、示范性学校。

李秀文的父亲李少村和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宪兵部队司令的李章达是东莞同乡同族的好友，过往甚密。而李章达又与时任宪兵部队参谋长的叶挺相熟更深，是战友加兄弟的知己。

一次，李少村带着女儿去李章达部队玩与叶挺不期相遇，叶挺与李秀文一见钟情。

李章达回忆，他和蒋光鼐都是叶挺粤军中的好友。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一个故事，说是叶挺从苏联回来后，常去他们在广州的家中做客，而且没事就坐在阳台边看报纸。后来他们发现叶挺使用报纸为掩护，总是对小街对面的一对姐妹看着发呆，李章达（或蒋光鼐）看出了叶挺的心思，并告知叶挺那个妹妹是执信中学的校花，然后便托人去对门的李家提亲。没想到却被李秀文的父亲一口回绝。说是，李秀文父亲不愿女儿嫁给军人，就推辞说等他“当了团长再来吧”。

不日，叶挺剃了光头闯进李府去求见说：如不能娶李秀文，自己就去后山出家当和尚。也不知他俩说得对不对。

但据我表叔麦全盛，也就是我奶奶姐姐的儿子说，李秀文是跟着父亲去李章达那里玩时见到的叶挺，二人互生好感。我觉得这更可信些。

独立团成立后,李秀文常去肇庆看望叶挺，协助叶挺工作,也见证了这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武装的创建。

1926年农历二月，爷爷和奶奶在肇庆叶挺独立团团部所在地肇庆督办署(肇庆白楼)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叶挺长兄的儿子叶肇基（别名：叶春城）的回忆片段——

……他待我犹亲生儿子。一九二四年暑假，携我去广州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即现在广雅中学)读书。

一九二五年冬独立团成立后,他携妹妹叶珠、叶香和叶珠的女儿曾月兰及我，侄孙叶天流、叶容胜，他的未婚妻李秀文和姐姐李秀英及她的父母等来肇庆，游览鼎湖和七星岩，当时外地人没有武装保护不敢去鼎湖，去七星岩一路安全。从此后，每逢假日我就坐第四军来往肇庆的炮艇来肇庆。住在团部军需处，白天拿了叶团长的英国制造气枪去打鸟雀。这时恰巧有一小箱失了数(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有效)的驳壳子弹。

除了用气枪去打小鸟外，叶团长要我练习射击(我年龄十六岁)，正在督办署后面古老城墙上那株不知年代的大叶榕树上有个夜鹤鸟巢，就是我试那些失效的驳壳子弹的靶子，叶团长只允许我在这株树下向上打，不许向其他方面，以免造成危险事件。

只在肇庆城内，用气枪打小鸟，怕迷路不敢去城外。那时的心只向鸟雀，走过的街巷也不知名。

叶挺团长于一九二六年旧历二月间在肇庆督办署和李秀文女士结婚。礼堂是林虎别墅楼下大厅，楼上西边的房间就是叶挺团长新婚的住房，房里床一张，普通办公台一张，台面铺红布，一盏常用的火水油灯及笔墨，有两张价值八角钱的藤椅，一个三脚式衣架，一个痰孟，叶团长的新娘房就这样简朴的，礼堂长台铺红布，摆两瓶鲜花，证婚人是高要县县长，男家主婚人是叶团长的堂兄叶桃，他在团部负责管理粮食的，介绍人忘记了，女家主婚人李肇春，介绍人黄海如，司仪团部副官长(姓名忘记了)，伴娘一姓温一姓曾，都是李秀文的同学。男方参加婚礼的人员，有叶团长的弟弟叶全，妹妹叶珠、叶香，侄儿叶春城，侄孙叶天流、叶容胜，甥女曾月兰，同学陈卓立(团军需长)，同乡叶英卓、罗旭华(军需处录士)。女方有李秀文的妈妈刘德宜、姐姐李秀英和她的未婚夫麦畅生，团部连长以上的军官及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的负责人，举行婚礼时很简单，连乐队也不要。

照结婚像在别墅门前花园，人数约有四十人。聚餐以个人为单位计，平均每人一元，人数约八十余人，酒席由团部伙夫自办。这笔钱由陈卓立手支出，在叶团长工资（中）扣除。叶团长命令不许动用公款，不准张灯结彩，在广州的亲友和同学也没有通知。在当时官场中来说，简单到比不上其他部队的连长结婚。

据说，李秀文在肇庆还给战士们教过文化课。

1925年11月，叶挺率独立团出征北伐。

1926年6月1至3日，独立团一团之兵迎战吴佩孚六个团，以少胜多赢得国民革命军的首战大捷。

1926年8月，四军三十五、三十六主攻汀泗桥。27 日凌晨，叶挺亲立军令状，率部队在村民带路下摸黑穿越密林古路绕至敌后古塘角。独立团从敌后突然杀出，敌军腹背受敌，全线崩溃。撕开北伐路上天险大门关。

8月30日，吴佩孚又在贺胜桥布下三道防线。独立团担任正面主攻。二营营长许继慎冲锋在前，胸部中弹，鲜血染红军装。他强忍剧痛，捂着伤口继续指挥，直至昏迷倒地。全团杀声震野，像一把铁锥死死楔入敌阵。胜利后贺胜桥民众喊着“铁军——铁军——！”从此，独立团“铁军”之名初露锋芒。

1926年9月初，武昌城下。独立团受命主攻，攻城前夜独立团组建奋勇队（敢死队）。一营营长曹渊担任敢死队长，与官兵们一起写下遗书，有的留衣物，有的托遗言，誓言“城不破，不生还”。

5日凌晨，曹渊高举指挥刀，率队架云梯强攻。敌军从城头倾泻弹雨、投掷石块、泼洒煤油点火。官兵们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攀上。久攻不下，曹渊给叶挺写战斗报告时，被城楼上敌军射下的子弹击中牺牲，叶挺得知后放声大哭。

在北伐军七军与四军的围攻下，独立团最后将铁军战旗插上武昌大东门城楼上。此役 191 名烈士葬于武昌洪山。墓刻：“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

▲战后独立团在武昌为191名牺牲在武昌城下的烈士建造的烈士墓

叶挺在澳门

▲叶挺、叶正⼤、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叶剑眉。李秀⽂抱着的是七⼦叶正光

（1）叶挺与柯麟的故事

要讲祖⽗叶挺在澳门的故事，必须先提到⼀个⼈，那就是被誉为原中共隐秘战线上的⽼英雄柯麟先⽣。据说，柯⽼先⽣本来在⾹港⾏医、经商。因为叶挺将军要来澳门居住，他接到周恩来的指令迅速赶往澳门，为叶挺将军的⽣活做上好的准备，同时也利⽤叶挺与国民党及港澳上层的关系，做好相关⼯作。

在这⾥，先讲⼀段我在拍摄电视剧《陈赓⼤将》时了解到的⼀段柯⽼先⽣的传奇故事——

1929年，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叛变投敌。由于⽩鑫的叛变，致使共产党员彭湃、杨殷、颜昌颐、邢⼠贞被捕遇害。⽩鑫知道中央特科⼀定饶不了他，事发后藏在上海霞飞路的⼀处敌⼈提供的公寓⾥不敢轻易出门。不巧的是他患了重病，到在上海⾏医的柯麟诊所治病。但他并不知道柯麟早已是我党特科成员，在他⼏次前往柯麟诊所治病期间，为了安全起见请柯麟医⽣前往他的住所为其治病。柯麟医⽣秘密地将⽩鑫的住址汇报给了周恩来。

1929年11⽉11⽇，⽩鑫被中共中央特科红队击毙于上海。第⼆天，上海申报便刊出了⼀篇题为《霞飞路上的枪声》的⽂章，打击了反动势⼒的嚣张⽓焰，也为牺牲的烈⼠们报了仇。

1927年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发动的第⼀次武装起义，叶挺将军是这场起义的前敌总指挥。然⽽，敌强我弱的现实让南昌起义遭遇了挫折，叶挺将军和起义队伍只能南下，继⽽参与了⼴州起义。

在这两次起义中，柯麟医⽣始终坚持⾃⼰的信仰，展现了超强的情报能⼒，为组织提供了重要⽀持。

1927年，叶挺因政治原因移居澳门。1935年9⽉，柯麟举家迁居澳门，被党组织安排负责照顾和联络叶挺的⼯作。柯麟受党组织安排迁居澳门后，承担起照顾叶挺家属及联络其本⼈的⼯作，并在镜湖医院为叶挺提供医疗⽀持。

在1935年⾄1937年，“柯麟医⽣”与叶挺将军有密切联系。在此期间，他以镜湖医院医⽣的⾝份为掩护，暗中协助叶挺及其家属在澳门的⽇常⽣活。

柯麟在澳门期间以⾏医为掩护开展地下⼯作，曾联合爱国⼈⼠成⽴“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并多次掩护⽂化界、军事界⼈⼠脱离险境。叶挺在澳门期间，柯麟医⽣不仅提供医疗⽀持，还协助其与外界联系，传递重要信息。

柯麟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位杰出⼈物，他的⼀⽣充满了传奇⾊彩。从南昌起义到澳门的避难，再到新中国时期的医学宗师，他的经历饱含了⽆数拼搏和牺牲。他默默⽆闻地为⾰命事业奉献，始终坚守着对党的忠诚。这段历史故事不仅让⼈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初期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对柯麟这位为⾰命事业付出的英雄怀有崇敬之情。

（2）澳门的家像“艺术之宫”

1946 年，新加坡《风下》周刊刊载过一篇文章，文章写道——

一般人认为军人总是头脑简单，除出粗直以外，他们身上，很难找到什么兴趣。这评论也许是对的，但是这位“铁将军”却并不这样。

他欢喜读书，不管理论的或文艺书，新的旧的，他都读，而且记性很好。他不仅爱好读书，而且爱好艺术。只要到过叶挺在澳门的家里的人，你再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军人的家，而总以为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家庭。

澳门威灵登街二号，一幢两开间的小洋楼。米黄色的粉墙，前面一个小院子，假山石，各种奇怪的花卉，这些都是叶将军从海外归来，赋闲在家的时候种的。一株古藤爬满了整个小楼。使得这幢米黄色的洋楼，显得很古雅。一间客室和一间饭厅里，不管是壁上玻璃橱里或桌上，挂满了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其中有名画，有古瓷器，有雕刻，也有许多不相干的石头甚至树叶枯草。

很多，多得它们互相贴近着，但是每一件东西，都布置得很适当，不觉得它多余或碍眼，绝不会使你感到走进了什么古董旧货摊，而会使你觉得身入艺术之宫，样样是美的可爱的，而让你坐在那古色古香的沙发上，吸收一阵洋场上吸不到的古雅空气。

据叶夫人讲，这些都是叶军长亲手买来或在野山上战场上搜集来的，而且都是亲手布置了的。孩子们很多，房子又小，只好让他们在这客室里打滚，可是他们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爸爸心爱的东西，他们也爱它们。他们从来也不会随便抛掉了一件，或将它们移动位置。

这个艺术之宫，由于叶军长被幽禁以及日寇占澳门，叶夫人带了小孩子去延安，现在不知怎样了。

叶挺，北伐时代，不但有“铁将军”的荣誉称号，而且有美貌将军的美名，他的夫人也是个美人。她颀长的身材，长圆的脸，配上高鼻梁，薄唇皮，微凹的双眼，细长的眉毛，有点像西洋美人。

当笔者在澳门她家见她时，她刚从新四军的战地回来。那时她已经有六个孩子，她爱她的丈夫，也爱她的儿女，因为她和叶将军已有一年多没有见面，她去战地住了三个月，把孩子们交给她姊姊代管。

新四军是一支穷军队，叶军长为了要去见上司，想做套呢军装，光光官场，然而打算一下，做不起，只好仍旧穿那套肚子上已经不能扣起来的旧军装，他当然不能寄多少家用给她。这个家全靠这位夫人维持，本来她在广东梅县的老家，很有些资财的，她就靠这点点老家产，维持着这一家。

她很能节俭，但是她很能顾到孩子们的营养。大孩们每晚得温习日间的功课一小时半，完了后，他们要磨豆浆，以备第二天的早餐。她说：“孩子吃不起牛奶，让他们自己磨豆浆吃，既省钱也可让他们学习劳动，也可滋补他们身体。”她能教又能养，孩子们个个都有父母的美貌，而且都很健康活泼。

大孩子，笔者见他那年已十三岁。那天他从学校里回来，挂好了书包，急忙拿出一个大纸匣来，里面是一个白木薄片制成的飞机。叶夫人说：“这孩子热衷于制造飞机，他说他将来要做一个飞机制造家。让大家都可以坐飞机。”叶夫人为了培植这个孩子，去香港先施公司买了制飞机的图和薄木片来。

“他已经做了五个了。”叶夫人说着，带了我去看那些小飞机。它们被安置在放艺术品的玻璃橱的一格里。这时那大孩子正在忙着用小锯锯呀锯的。他突然跳了起来说：“妈，好了，我们同客人同去外面草地上试放，我相信这回一定可以起飞了。”于是妈妈、客人跟他走出了家们，小弟弟、小妹妹跳呀跑地跟了来。他轻轻地拨动滑车，一尺多长的白木小飞机，真的纸鸢似的腾空了，在天空打着大回旋，引得客人、妈妈、小弟弟、小妹妹和附近的邻居，都拍手叫好。

飞机下来了，大妹妹扬眉，那年还只六岁，她跑去抢了来，俏皮地说：“做得再大些，我可坐了去看爸爸呢。”害得小妹妹箭眉拉着妈妈的衣角也要那只飞机。大哥哥板着脸对扬眉说：“当心，别弄坏了，回家我还得改造过，它在空中停留得还不够长久。”

这个家庭，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美的，而且充满着爱！由叶将军的获得自由，他们现在又将在爱的雾寰中陶醉了吧。然而。他们在过去几年，在特务的恐怖环境中流浪奔逃！

（3）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国家的命运

据说长期以来，祖⽗在澳门的家⼀直是他的“避难所”。南昌起义军在流沙失败后，他曾在这⾥隐蔽了⼀个多⽉，然后又出去参加⼴州起义。

⼴州起义失败以后，他又逃回这⾥隐蔽待命，半年以后，又从这⾥去苏联和欧洲。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抗⽇战争的爆发祖⽗又回到澳门。

贾伯乐提督街2号这座两层⼩楼，已不能容纳叶挺和岳⽗母以及连襟麦畅⽣三家的⼗多口⼈。

为此，其岳⽗李少村先⽣又以他的积蓄，在隔两条街的地⽅买了另⼀幢房⼦，⽼两⼜和⼤⼥婿⼀家迁到了新居。亲密⽆间的三姓三家三代⼈重又获得团圆，共享天伦之乐，不谓不美满。

叶挺先后在澳门⽣活了差不多⼗年，这也是叶挺家庭⽣活最幸福的⼗年。

表⾯上的“安逸⽣活”却掩盖不住叶挺的报国之⼼，他⼀直关注着内地的政治动向。蒋介⽯一直不想改弦更张，还在加紧镇压抗⽇运动和“围剿”⼯农红军。

但他在中共这边始终背负着共产国际对他的不⽩之冤。他⾃⼰作为⼀个既兵戎相见地反对过国民党，又脱离过共产党的⼈，究竟以何种⽅式加⼊这个⾏列？

作为⼀名军⼈报国乏门，⼀⽚渺茫的苦衷，深深地困扰着叶挺。既然找不到抗⽇门径，那就待下来过⽇⼦，静观发展，等待机遇。

叶挺长于⽤兵，也善于理家。现在住在城市，耕作饲养之术很难施展，泥⽔⽊⼯⼿艺成了优势。他买来⼯具，摆开摊⼦，举凡残破的桌柜床门，全由⾃⼰修整，这也是⼀种⽣活乐趣，它可以排解⼼中的抑郁。他又在院内砌了⽔池，在⼆楼阳台与树杈间架起鸽笼，养育观赏⾦鱼和良种家鸽。

这也是闲中找活⼲，为的是消愁解闷。他的鸽⼦越养越多，又把⼆楼厕所也改作鸽房。但当他⼼情烦躁起来，又把鸽⼦统统抓起⾃家杀来吃，或分送给别⼈，⼀下⼦都搞光了，⽽且拆了鸽笼。

⼏年当中，三⼉⼦、四⼉⼦和⼤⼥⼉相继出世。为帮助李秀⽂管教好这群孩⼦，他也花了不少精⼒。

他给“⼩不点”们讲故事，教他们看图识字，领他们去野餐钓鱼，使他们⽣活更愉快。他和孩⼦们玩捉迷藏时，可以在房⼦⾥引开他们的注意⼒，然后⾃⼰躲起来，叫他们找不着。有时从⼆楼窗⼦爬出去，攀附在外边的墙壁上，孩⼦们各处寻找时，他又迈进窗⾥，弄得孩⼦们惊叹不已。

到了暑天，他带孩⼦们去游泳。⼀辆⾃⾏车能带两三个，戏⽔，玩沙，捡贝壳，⼀出去就是⼀整天。叶挺怜爱⼦⼥，但并不溺爱。他要求他们好学上进，不怕吃苦，谁不爱学习，谁耍娇⽓，就要受到批评。

叶挺⽤冷⽔洗澡，也要孩⼦们这样洗，三九天⾥也不得例外。有的⼩家伙害怕⽔凉，闹着要热⽔，为此被“打屁股”的不⽌⼀两个。叶挺的主要活动，当然是读书看报，会见朋友。他经常研究，思考、阅读的还是那套德⽂百科全书。

有时集中⼀段时间演算⾼等数学，有时又转换题⽬，专攻化学。阳台上摆了许多瓶瓶罐罐，那是他的实验设备。他在保定军官学校学的是⼯兵专业，对⽕药炸药试验，兴味经久不衰。常常弄得声⾳很响，烟雾呛⼈，甚⾄震坏了窗⼦，打烂了玻璃。

这是叶挺在那段特殊时期的⽣活，看上去⾝居⼩家庭，⽆忧⽆虑，实际上内心极不平静，焦急地寻觅着抗⽇报国之门。

没过多久，叶挺在⽼粤军和⽼四军时期的⼀些袍泽，诸如在福建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在⼴东的陈济棠，在江西的陈诚等等，派来专⼈，对他表⽰深切慰问。

中国的军⼈历来崇尚“袍泽情谊”。照应落魄的⽼袍泽，更被视为传统美德。这些⼈对叶挺回国之后在进退出处⽅⾯有什么打算，想⼲点什么，都很关⼼。

国民党各路⼭头的“好友”三天两头前来拜访这位“北伐名将”，特别是陈诚，他是叶挺保定军校的同窗朋友，但此时的这位⽼友依然今⾮昔⽐了。以他在蒋介石政权中所处的地位和作⽤，多次劝说叶挺“协⼒共事”，由于政治⽴场上的分歧，始终未能说服叶挺。

叶挺早已确定的政治信仰，是不可动摇的。虽然他说过“不做国民党的官，也不做共产党的官”这类话，实际上这只是回答劝说者的⼀种托词。他的⼼仍然向着共产党。

叶挺明确地对前来劝说他的⼈说：“除⾮是真正抗⽇的爱国军队，他是不会出来任职的，任何⽼关系⽼交情，也碍难从命。”

叶挺没和陈诚等⼈合作共事，却欣然应邀参加了另外⼏位粤军⽼袍泽——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的福建事变，和他们⼀道举起了“抗⽇反蒋”的旗帜。

1933年11⽉20⽇上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南校场宣布“否定南京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福建事变爆发。

叶挺和李济深等从⾹港到福州，以“客座参谋”的⾝份，参与了事变的谋划运筹。他希望通过参加这次事变，公开地表明⾃⼰抗⽇反蒋的政治⽴场，也希望通过这次事变，对于停⽌内战，团结御侮，产⽣有⼒的推动。但对“福建事变”本⾝的成败利钝，他从⾃⼰两次参加起义、两次遭受失败的教训，和这次举事的复杂情况来衡量，从未寄予太⼤期望。

在福建与江西苏区达成互派军事代表协议时，福建⽅⾯决定派李济深的⽼部下尹时中常驻瑞⾦。

尹时中⼀再推荐叶挺，认为他与朱德等红军领导⼈，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相熟，红军中还有他在独⽴团和四军时期的⼀些⽼部下，以他和共产党的历史关系，任此使命更为合适。

但这个提议未被采纳，因为有⼈认为叶挺虽然同情⽀持事变，但对⼗九路军来说只是个“客座”⼈物，并不具备代表性；叶挺⾃⼰更认为⾝份不合，不能代表⼗九路军办理任何交涉。

福建事变的后期，张云逸作为红军的军事代表，从瑞⾦来到福州，住在蔡廷锴总部。

叶挺“他乡遇故知”，获得了会见这位党的⾼级军事⼲部的难得机会。这两个北伐时期同在国民⾰命军第四军服务的⽼战友，经过这些年颠沛流离之后，乍见⾯时不免有了⽣疏感觉。但当他们饶有兴味地谈起⼤⾰命失败以后中国政局的种种变迁，以及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出路的深切忧虑时，两⼈的感情越来越近。

当叶挺谈到他回来以后，陈诚等⼈⼀再拉他去“协⼒共事”，他都⼀⼀拒绝时，张云逸却建议“如有适合的国民党军队可去的话，也不妨去试⼀试”。

叶挺摸不准这话的含义，深感诧异。张云逸解释说，到国民党军队去服务，不⼀定都是坏事。

中共党员吉鸿昌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军长，但他这个军长反对内战，主张抗⽇，做了许多有益⾰命的⼯作。

然⽽，不到两个⽉，⼗九路军的举义就失败了。

⼗九路军⽡解后，叶挺和张云逸很快又分⼿了。张云逸奉令撤回苏区，叶挺乘船经过⾹港，又回到了澳门。

叶挺这次离家赴闽，两个多⽉中，又经历了⼀次⼤起⼤落的事变，家⾥的⼈一直提⼼吊胆。直到他平安地回来，⼈们看到他不像先前从粤东和⼴州“⼤败⽽归”时那样狼狈，才又转忧为喜。

那时，在上海主持抗⽇爱国组织“反帝民族解放⼤同盟”的孙夫⼈宋庆龄，决定将福建事变的领导者，全部吸收为该同盟的驻港委员，在⾹港建⽴分⽀组织，就地开展抗⽇活动。这样，又是由李济深牵头，成⽴了“中华民族⾰命同盟”，坚持反蒋⽃争。

叶挺住在澳门，也⾃然地转成为这个同盟的成员，每⽉都要过海到⾹港去两三次，参加“同盟”的活动。

叶挺从澳门到⾹港活动，总是带着李秀⽂。夫妇俩结伴同⾏，⾛亲戚似的，有利于掩护⾝份。同时，他们在⾹港也确有许多很要好的朋友，每隔⼀段时间都要登门拜访，在⼀起聚⼀聚。

⼈们看到叶挺夫妇在港澳之间跑来跑去，相当⾟苦，便劝他们搬到⾹港来住。

李秀⽂总是答以“那边清静，便于隐居”。其实，叶挺从未真正“隐居”过，便是回到澳门，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命同盟”需要出版书报，开展反蒋抗⽇宣传。但在⾹港，印刷这些东西有许多困难。

负责这项⼯作的梅龚彬等⼈和叶挺商量，由叶挺主持，在澳门板樟庙街办了⼀间⼩型印刷⼚，以应急需。

福建事变失败以后，蒋介⽯的第五次“围剿”再度升级，仗越打越⼤，叶挺每天从报上揣度着江西红军的困难处境，更是忧⼼忡忡。

在陈济棠派往赣南“剿共”的第⼀军中，叶挺也有熟⼈。其中驻赣州的师长李振球，不仅是他的保定军校同窗，还是他的“三个好朋友之⼀”。这些年叶挺漂泊流浪，李振球深表同情，常在⽣活费⽤⽅⾯给予接济。

⼀天，叶挺漫步澳门街头，迎⾯碰上了曾给胡汉民当过副官的刘冠海。两⼈驻⾜搭讪，叶挺才知道他早已弃官经商，念起了⽣意经。叶挺⼀想，刘冠海和李振球也有旧交，何不利⽤⼀下商⼈的唯利是图⼼理，给他往李振球那⾥引个线，让他又赚得到钱，又能为苏区做⼀点事。

于是问他：“有⼀笔⽣意好做，不知你愿不愿意？”刘冠海答：

“那要看有没有得捞。”

叶挺说：“这⾥海边上盐多，江西缺盐有⼭货。你尽管多贩⼀些盐到那边去找李振球帮你推销，再采办⼭货回来，只要⾛通了这条路，保你发⼤财。”

刘冠海对这个信息很感兴趣，不久便按照叶挺的主意⼲了起来。先是亲⾃贩盐到赣南去卖，以后又和李振球部队联合经营，做成了⼏宗⼤买卖。

这虽然是叶挺顺⼿牵⽺，偶然促成的⼀件事情，但它却有⼒地表⽰着，叶挺的⼼确是通着苏区和红军的。

1936年5⽉，张云逸在潘汉年、柯麟等⼈的陪同下来到澳门“探望”叶挺。那次“探望”是在弥敦饭店进⾏的。

张云逸和潘汉年将我党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到联合国民党抗⽇”，改为反蒋抗⽇为联蒋抗⽇的转变告诉叶挺，希望其以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量，促进这⼀⽬标早⽇实现。还希望他在两⼴和其他地⽅反蒋实⼒派中做些疏通⼯作，使他们也能适应这个转变。

叶挺欣喜地接受了这个使命。为此，他在1936年夏天，偕同妻⼉出游上海、苏州、杭州各地。

张云逸与潘汉年主动来澳门找我的祖⽗，把党的统⼀战线政策和战略告诉了他，并希望他继续为党⼯作。党如此明⽩地表明了叶挺所期望的这种理解和谅解，让他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

叶挺⼀家⼈在澳门⽣活，柯麟医⽣始终给与了⾮常周到的照顾和关⼼。据说，祖⽗叶挺将⾃⼰决定北上的想法提前告知了柯麟，在谈到能重新帶兵奔赴抗⽇前线，兴奋之情溢於⾔表。

同时，叶挺还盛邀柯麟与他⼀同北上，到新四軍中主持医务⼯作。柯麟將此事请⽰潘漢年。潘漢年说中央有意思让柯麟继续留在澳⾨发展党的事业。柯麟与叶挺只好互囑珍重惜别。

之后，叶挺离开了澳门。

失去父母的孩子们

1946年，叶挺出狱后，与家人来到阔别已久的红岩。当时，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邓发，刚好在红岩小住。他把叶挺和李秀文这对风雨同舟的夫妻，拉到红岩梅花烂漫的树下，给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叶挺抱着幼子阿九，李秀文依着女儿扬眉，一家四口完全沉醉在幸福之中。

不曾料想，灾难已在不远处等着他们。

▲这是他们遇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回看中共的革命历史，夫妻双亡的情况也是不多见的。我的爷爷奶奶双双罹难，他们的六个子女一下子成了孤儿。

▲当年十五岁叶正明在新华社发表的悼念文章

▲只有十五岁的叶正明在亲人照片背面写给天堂里的亲人心声（抄录）——

亲爱的母亲与妹妹啊！我们是永远的不能再相见了。

母亲！你很艰苦的养大了我们，为着我们的身体学业你不知流了多少血汗，母亲你的儿子是会好好的为依为你的遗训走向光明的。

儿 正明于四·八

▲“亲爱的父母亲，亲爱的妹妹与亲爱的九弟。我们是永别的了吗？不，你们的精神……”

叶挺和李秀文共有9个孩子，老三幼年因病去世。1945年空难，叶扬眉和不满周岁的叶阿九与父母一起遇难。活着的6个子女一直在周总理和邓奶奶的关怀下长大。

1948年，17岁的叶正明要离开延安去苏联留学，临行前就把当时在延安能找到的中共领导都找了一遍，请他们题词。我家现在留有一本包括毛主席在内的领导人题词（仿真件）。

周恩来给我父亲的题词是“闻鸡起舞”，就是后来电影节“鸡金奖”的那个题词，是我妈妈捐给金鸡奖的。

我父亲“文革”时期在上海工作，也因与周总理的关系一直被“四人帮”批斗关押隔离很长时间。1975 年底周总理身体恶化，他批的最后一个调令就是把我爸爸调回北京。

我父亲说，周伯伯说了好几次要把叶家兄弟姐妹叫到一起，好好地给他们讲讲他们的爸爸叶挺将军。但因长阳错，这个愿望终成永远的遗憾。

▲次子叶正明、安琪夫妇、四子叶华明、周密夫妇、六女叶剑眉、鲁屿唯夫妇

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西花厅把在京叶家后代叫到家里，那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与周伯伯、邓妈妈相聚。

我与祖父的“亲密接触”

第一次“亲密接触”

大约是1982年，我在西影厂的剧组里当场记工作，一次去陕北子洲县拍片，剧组请来了一位老演员是个级别挺高的老军人。他问我去没去过祖父叶挺的墓头祭拜？我说没去过。

他大骂我不应该，让我一定要去祭拜。第二天，他就专门向剧组请假派车，陪我一起去了“四八烈士墓”。

在爷爷和奶奶的墓碑前（他们没有合葬在一起），老军人以命令的口吻让我给爷爷奶奶跪下！——磕头！

那是我第一次给爷爷、奶奶磕头。然后老军人让我好好抚摸他们的墓碑，问我感受到什么没有？

我虽然低着头没回答老军人，但我真的在触摸爷爷奶奶的石碑时手心突然有了一种感觉——那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有温度的，仿佛石头下面的他们知道我来了。

回程路上，老军人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爷爷是我们所有军人心中崇拜的大英雄——大英雄啊！”

▲叶大鹰

第二次“亲密接触”

那时，我已经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大喘气》，那是一部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作品后来被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但是作为都市影片类型片还是在业界获得了一定的认可。

与爷爷的第二次亲密接触，发生在我拍完《大喘气》之后。1989 年，西安电影制片厂约我与另一位导演联合拍一部“发生在重庆的反特题材”故事片。

我们带着剧组去看景采景。那也是我第一次到重庆。不由想起爷爷在这里的事迹，特别是那篇著名的《囚歌》就是在这里写成的。这次必须要亲眼去看看。

一天工作空余，我和剧组要了面包车，剧组好多同事饶有兴致地跟我一起去看“白公馆”。

哪知到了白公馆，才知道我爷爷是被关押在还有好几里山路的红炉厂“蒋家院子”。我们翻山越岭地来到“蒋家院子”叶挺关押处，当年叶挺被关押在这个院落内的一间小偏房，房间特别小。但他每天都可以在七八个特务的看押下到山边上遛弯。据说特务们总是用皮鞭先把路边的人赶走，再让祖父走过。

据说，我奶奶挑着两担子祖父爱看的书从市里赶来看爷爷，但前几次都没让进。后来给国民党上层写信才得以每周与祖父相聚。

我们一边臭骂国民党不是东西，一边集体聚拢在“蒋家院子”大门外集体合影留念。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用的日本傻瓜相机突然一通“咔咔”乱响，就再也拍不了照片了。我很纳闷地想“是不是我爷爷对我不满意啊？”

最后，摄影师用剧组的相机给我们拍了张大合影。

过了些时间我回西影厂，那位摄影师把那次拍的大合影照片洗好了送给我。我大惊失色地发现，照片里所有人都是清清楚楚的，唯独我是“重影”还是那种“三重影”。

不久后我回到北京，拿出相机请父亲去日本出差时修一下。哪知父亲从日本回来把相机还给我说，这相机“是好的，哪里也没坏”。这时，我心里又“咯噔”一下。

当时，我心里很明确地意识到，我的爷爷奶奶对我“不满意”了，至少对我拍的处女作电影和我的创作追求是不满意的。

几十年过去，有时我回想这几次“偶然”，都觉得神奇，也许就是这种说不清楚的“缘故”，让我后来开始了电影《红樱桃》《红色恋人》《陈赓大将》等红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道路，不管真假，有人信与不信。反正我信了，而且深信至今。

我也曾经想“等闲下来，一定要用摄像机专门拍一次父亲讲爷爷的故事的录像”，但总想着父亲就在家里，只要自己腾出空安排好时间就行。

谁知道父亲说走就走了。2003年，他突然脑梗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时，我正在拍一部电视剧，最后去医院见父亲，他已经说不出话了，用手比划着一个方块指着我，我猜父亲对我比划的大概是“电影”的事儿。那天，我还以为父亲也许缓过来了，晚上就赶回剧组要开筹备会。哪知走到半路，医院就来电说“你父亲不行了”。

我好后悔啊，只有父亲知道爷爷的许多故事。随着父亲的离去，我再也无法知道了。

有时也有朋友问我，看此时的社会，你觉得你爷爷他们的牺牲值得吗？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在天有灵，看到祖国今天的发展，看到通往偏远山村的高速公路，看到家家户户都在致富的时候，他们应该是高兴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就是他们和无数先烈当初不惜生命为之奋斗的理想吗？

最后，说一句我家的那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的签名簿。改革开放后，父亲要把它捐献给军博还是中央档案馆（我记不清了）。当时，我恳求父亲把签名册留给我们做个纪念，父亲对我说了一句话。

父亲对我说：叶挺是你爷爷，但他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注：本文为叶大鹰回忆祖父叶挺故事的中篇。后续将刊登下篇。】

作者：叶大鹰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