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烨 | 跨越千岛，飞架华文长桥——汉语课堂，十余载的行稳致远

图：2012年作者摄于印尼

跨越千岛，飞架华文长桥

——汉语课堂，十余载的行稳致远

上海：陈烨

作者简介：陈烨，1981年生，中国上海人。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语言学学者），法国巴黎ISTEC学院（教育管理学博士）。

2012年7月，我从上海经吉隆坡飞抵雅加达。初到印尼的点点滴滴依然清晰：印尼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陈旧简陋，没有任何中文标识，也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中国乘客。中国的手机信号在落地瞬间消失，仿佛切断了我与故土的最后一丝联系。

2026年7月，当我再次降落在同一座机场，一切已然不同——航站楼亮堂宽阔，冷气充足，中文标识随处可见。通关时，海关人员微笑着用中文说“你好”“再见”，蓝色印章干脆落下。

我没想到还会再站上井里汶的讲台。更没想到，时隔十四年，我亲眼见证的不仅是一所学校的成长，更是一个国家对一种语言的态度转变——从隔膜到接纳，从陌生到热忱。

初见：茫然的课堂

2012年，我受印尼外交部邀请，来到西爪哇这座小城，在一所初创的三语学校任教。学校最高只到初中，我一人跨五个年级教七个班。学生以华人子弟为主，印尼本土孩子只占少数。

教印尼的本土学生汉语十分吃力。他们真的不明白为何要学这门语言——生活中和家族里根本用不上。没有内在驱动力，学习便流于应付，课堂参与度可想而知。华人子弟虽家长重视，但汉字识读与声调掌握依然是难关。有条件的请家教、上补习班，没条件的只能勉强跟随。课堂状态，一言以蔽之：良莠不齐。

那些年，我始终绷着一根弦。2015年最后一个学期，我力促校长组织初中优秀生参加HSK三级考试。井里汶没有考点，我们凌晨赶火车赴万隆，笔试加口试持续整天，不少学生嫌口语麻烦弃考。结果出来时，笔试大部通过，口试全员过关，其中一人满分，位列全印尼第一。

那是我教学中最亮的光。但光亮之外，更多未被点燃的东西，始终压在我心头，我衷心期待后续的中国来的老师认真教印尼的学生，希望印尼学生长大后可以用得上汉语，也可以为中国和印尼交流做一点贡献。

重回：热忱的面孔

这次回来，是因为过去校长的热情邀请——学校扩增数倍，优秀的汉语师资紧缺，请我以志愿者老师的身份，给师生上几堂“示范课”。我正以度假心态待在这座小城，想了想便答应了，懒觉自然泡了汤。

可当我站上讲台前，仿佛看到了十几年前那些学生的脸一一闪过。但当全班目光向我汇聚时，那股对课堂的“把控感”瞬间回来，我比当年更加笃定。因为是示范课，后排坐着听课老师，我格外注重每个细节：站姿端正，吐字清晰，语速适中；英文与中文交替讲解；尽量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上台展示。几堂课下来，有汉语课堂的三处变化出乎我意料。

其一，印尼本土学生人数大增，男女比例协调，他们的参与度极高。答错时不讪笑退缩，而是聆听老师的解释，加以改正。那份认真与自尊心，与十几年前的本土学生对汉语的茫然判若两拨人。

其二，我夸奖几个本土学生学得好，问他们为何如此努力学好汉语，回答令人动容：

“父母让我学好汉语，以后去中国旅游可以当他们的导游。”

“我的爸爸是移民局公务员，爸妈希望我去中国留学。”

“中国特别大，发展很好。我特别想去那里工作。”

这些话，当年几乎听不到。那时汉语是遥远的符号；如今，它成了通往更多机会的钥匙。

其三，我从中国带了两个熊猫的玩具，像过去教学一样，我让要过生日的学生抱走大熊猫一星期庆祝自己生日，平日就放在教室的角落里。当学生看到软萌的熊猫玩具时，有的女生尖叫起来：“我好想抱抱它！”

“可以，那现在我们开始展示汉语，轮到的学生可以抱着它介绍自己。”我正好因势利导，鼓励学生开口表达。

“我！我！ 我……”

图：2012年作者在SPB学校任教

十五年：天堑变通途

这变化远不止于课堂。它映照着印尼、中国两国关系日益紧密的现实。我当年教书时，肯定是印尼华人学生学汉语更加热情。有趣的是，慢慢地印尼本土学生学汉语的热情反高于许多华人子弟。有华人长辈半开玩笑半焦虑：“以后教我们孩子中文的，都是包着头巾的穆斯林老师了，那多丢脸！”幽默背后，也有沉重的华人的文化危机感。

近十年，中资企业大量进入印尼，汉语从文化符号迅速转变为经济资本。雅万高铁通车，成为东南亚首条高铁；中资在矿业、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投资持续扩大。谁能流利使用中文，谁就成为中资管理层抢手的人才。华人孩子若家中老人坚持说汉语、学校学一些、长大后还有机会赴华留学或工作——便是绝对的“职场王者”。印尼本土员工自费学汉语，考出HSK一级、二级，中方老板立刻加薪甚至翻倍。这个“活广告”反过来又刺激了华人家庭学中文的热忱。

政府互动亦在升温，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一带一路”与“全球海洋支点”对接，民间交往愈加顺畅。越来越多印尼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本土汉语教师队伍逐步扩大。

语言，就这样在历史断层间找到了新的命脉——不再只是血脉乡愁，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与发展资本。

重铸华文之桥，任重道远

今天的印尼华人，站在充满希望的十字路口。历史伤痕渐淡，经济成就远超人口比例，政治地位也在改善。但文化传承仍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那道断层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弥合。

中国经济走进印尼，不仅激发了本土学生学汉语的热潮，也为华人年轻一代重拾文化身份提供了现实动力。全球化与信息流动，让“我是谁”有了更多元的答案。年轻华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融合中华与印尼元素的生活。他们或许不再吟诵唐诗宋词，却因商业机遇主动拥抱中文；或许不再有老一辈浓烈的文化印记，却正书写一种混合而充满生命力的新身份。

渐行渐远的是上一代的乡愁与伤痛，正在生成的是新一代的韧性与创造。那道断层，终将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步走成一座桥。每一代华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修补它——有人守着记忆，有人选择淡忘，有人抓住机遇，有人创造融合。这或许就是坚守最温柔的模样。

行稳致远，一路繁花

课后听课老师连连称赞：“陈博士，今天受益匪浅，您的教学方法令人折服。”

旧日学生与我重逢分外亲切，不少人立志还要考取HSK四级、赴华留学，坦言当年严格的汉语功底，让他们如今畅游中国毫无语言阻碍，由衷感念昔日教导。

井里汶的骄阳依旧热烈滚烫，一如十余年前。可教室里渴求汉语的年轻面孔，早已换了新一辈。伫立讲台之上，孔子那句箴言萦绕心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印尼学子发自内心喜爱汉语、乐享华文学习，曾经需要费力搭建的交流桥梁，如今已然铺成畅行无阻的文化通途。

十五年前，我自上海远赴千岛之国，怀揣热忱与期许，开启这段华文执教之路；十五年后重归故地，我看见无限崭新的可能。前台展示柜里，我多年前赠送的熊猫玩偶被精心陈列。那只熊猫玩偶静静伫立，多年来默默见证着一切。我回到曾经任教的学校，称呼从“陈老师”变为“陈博士”，这变化轻如鸿毛，又重若千钧。博士二字从不是一顶冠冕，而是一枚醒世的铃铎——提醒我学问永无彼岸，提醒我文化的根系需要一代代人俯身浇灌。语言是一座座桥梁，要渡过的，是文化交融的一片片海。这所学校的汉语教学蓬勃向好，因为中国与印尼两国的经贸交流、文化情谊，正行稳致远，一路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