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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来源:文汇报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几个难以忘怀的名字,而其中,班主任往往占据了特殊的一席。这或许只是一位平凡的师者,却在不经意间,用几句朴素的话语、一件不经意的小事,为一个孩子照亮了前行的路,甚至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轨迹。
值此教师节,让我们在这些对影响自己一生的班主任的讲述中,共同致敬那些曾经以及正在用生命点亮生命的引路人,道一声:节日快乐!
班主任的付出会成为孩子人生底色
吴蓉瑾
成长过程中,总有一些人,当年只觉得寻常,后来才发现,他们早已陪伴着,画好了你人生的底色。对我而言,那几位,便是我曾经的班主任。
我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双职工家庭。小时候个子小小的,性格内向,在人前常常低着头,不太敢开口。当时,父母工作忙且单位很远,老师陪我学习、生活的时间超过了父母陪伴我的时间。
一年级班主任叫陈佩玉,教语文。那时候父母下班晚,我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孩子。我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被接走,看着明亮的教室渐渐在夕阳中暗了下来,常常巴巴地趴在窗前张望着校门口。陈老师本应该下班了,但是她却留了下来,陪着我,坐在教室里,一年级的作业很少,更多的时候是陪我说话。偌大的教室,只有靠近讲台的灯还亮着,每一天陪伴着我到六点半甚至七点的陈老师用轻轻柔柔的话语温暖着我,一个原本怯生生的小女孩,就这样慢慢变得爱说爱笑了。多年以后回想,那段放学后的辰光,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明亮的部分。
三、四年级时,陈老师因身体原因暂时不教我们了,五年级时,她又回来代我们的语文课,当时我激动极了,跑到办公室门口看了好一会儿,这个眉眼温柔,从来没有大声斥责过学生的老师又一次来到了我们身边。临近毕业时,她特地把我叫到办公室,送了我一份礼物——字典、词典和阅读手册。她说,知道我爸爸妈妈很忙,希望我能更主动,更自觉地学习,这三本书能成为我学习语文的好助手。多年以后,再回忆起那一段,陈老师犹如涓涓细流般的爱温润着我的心,做小学老师的念头,大概也是在那时候悄悄埋下的。
初中,我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叫周琴音。
那时我的语文成绩很不错,而且作文常被当作范文,心里自然有几分小得意,这种得意常常会在同学甚至老师面前溢于言表。我能感受到周老师是欣赏我的,但她从不公开表扬我。直到有一天我扒着门缝听到她在办公室里读我的作文,才解开了心中的谜团。她读给其他老师听,语气里满是骄傲,读完后她说:“是个好苗子,还需好好打磨,玉经琢磨方成器……”
当年曾经感受到委屈,自己在当了老师很多年后,才慢慢品出其中的分量。表扬一个孩子是容易的,难得的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忍住不表扬。真正的欣赏,不一定是挂在嘴上的;有时候,恰恰是沉默,给了一个孩子继续生长的空间。
如果说陈老师教会了我“看见”,那么周老师教会我的,是“克制”,这一放一收,正是教育的深情与智慧。
每一个孩子初来时都是一张白纸。班主任的那一笔,不是随手一画,是有心为之。好的底色,能让一个孩子无论日后遇到什么,都有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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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蓉瑾(右三)和学生在一起
后来,我走进卢湾一中心小学,成了一名班主任。从站上讲台的第一天起,我就立志做一个好老师,一个让孩子们难以忘怀的好老师。我养成了和孩子们聊天的习惯,聊着聊着,我发现他们的小脑瓜里真的有很多有趣的事,发现他们对我深深的依赖,于是“晴雨表”这种日记体的互动聊天形式产生了,每次读着孩子们的话,我留下密密麻麻的回复,写完合上本子时,我总会想起很多年前那些傍晚亮着的灯光,很温暖。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孩子,在舞台上耀眼的同时,可能还会接受我的“特别任务”,成功路上混杂着遇挫,思考,再出发。每学期坚持的“队长学校”也让这些戴上标志的孩子懂得为同伴们服务的责任应更胜于戴上瞬间的荣耀。
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师对做班主任很犹豫,说不完的操心和牵挂,我真的非常理解。但我想说,今天多说的那句话,多停留的那一分钟,也许你自己都忘了,但三十年后,那个孩子会记得。班主任工作是教育最核心的那一部分,陪伴孩子长大这件事,没有人能替代。你是什么样的人,对孩子是真心还是敷衍,他们都感受得到,而且会记很久。
真情加上智慧,是我的两位班主任教给我的,也是我想告诉每一位正在或即将成为班主任的年轻老师的,你们的付出,终将成为某个人命运里的底色。这份底色也许不显眼,但它会托住一个孩子的一生。这份工作,值得。
(作者为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好班主任应是仁人、贤人、智者
张海森(张鹏采访整理)
又是一年教师节,过去每年此时,我都会给曾经的班主任老师、教育家于漪先生发去问候。今年初,于漪先生去世,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了这位“班主任”。于老师做班主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的口中没有不好的学生,总是苦口婆心地对孩子讲道理。她把顽皮的孩子带回家,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调教;对好孩子,她更是善于发现每个人身上的长处,发自心底地为每个孩子着想,她用了“磨破嘴,跑断腿”来形容自己做班主任时的心路历程,这也深深影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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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森(左)与于漪老师的合影
我是1974年春季进上海市杨浦中学(现在的杨浦高级中学)读书的,于老师是这一届的年级组长,后来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
有几件小事,至今令我印象深刻。我在杨浦中学读书时,偶然一次机会,于老师知道我有美术特长,她便让我担任年级的宣传工作,自此,我跟她有了交往。
一天,我去于老师办公室,发现她桌子上放着一本《马克思传》。于老师注意到我被这本书吸引了,便亲切地说:“你是想看这本书吗?”我激动地说:“是的,于老师,您能把这本书借我看几天吗?我一定好好保管,尽快看好还给您。”于老师微笑着答应了,叮嘱我“好好看,别弄脏了”。于老师借给我的这本书可说是我选择从教的缘由之一,影响了我的一生。
班主任是对学生影响最大的人,甚至会影响学生的一生。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作为应届毕业生,我们有幸赶上这个好机遇。于漪老师决定在77届毕业生中选拔一批品学兼优的孩子组建备考班,迎接1978年秋季的全国统一高考。她还精心选调了年级里一批优秀学科教师任教,自己亲自上语文课。非常幸运,经过选拔,我被选入了由学习基础最好的学生组成的三班。
由于我和几名偏科严重的同学文科基础比较差,于老师便在百忙之中为我们辅导语文并面批作文,一字一句帮我们修改。最终,我们都在高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班有超半数同学考进了当时的重点大学,我被复旦大学数学系录取。
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们都没有辜负于老师的殷切期望。每当同学相聚回忆这段求学经历,都会感慨地说:“高考是我们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于漪老师功不可没。”
如今,有许多年轻教师不愿意走上班主任岗位。的确,今天的教育环境与于老师当年做教师时的教育环境完全不同。但是,很多困难矛盾也有相似之处,需要我们像于老师那样用勇气、耐心和智慧面对。做教师工作,特别是班主任工作,要有吃苦和受委屈的思想准备,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作支撑。于老师为民族为国家培养下一代,她把每个孩子都当作宝贝。我们现在学于漪,非常需要学的就是这种精神。
于老师生前在于漪教育教学思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的讲话,寄托了这位教育家的殷切期望,她说:“我绵绵不断思考,日夜期盼,中青年教师也要抓住时代机遇、倾心醉心教育事业,自觉成长、快快成长,成为队伍中的仁人、贤人、智者,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创造新的辉煌,恩泽莘莘学子。”
(作者为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学院原副院长)
真心实意的爱,是最好的教育
李大潜
在我的人生中遇到过很多良师益友,有两位班主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让我终身受益。他们对我的影响不是因为他们善于说教,也不是因为他们有高超的沟通技巧,他们对学生真心实意的爱,是给予学生的最好教育,也令我铭记终生。
这两位班主任一位是我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及语文老师张祖彤老师,还有一位则是我在高三时的班主任冯德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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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潜(左)与小学班主任张祖彤的合影
张祖彤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及语文老师。记得她当时应该刚刚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她曾受教于著名教育家张梅庵先生,有一位孪生妹妹张祖铭任五年级另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及语文老师。
记得寒假中我曾到张祖彤老师家去拜年。她们住在一个僻静的小巷中,清贫的小屋朴素而整洁,姐妹二人正对坐在方桌两边,用毛笔练习书法。当时看到老师自己用功勤练对我的教育启示作用,比她们在课堂上语重心长的教诲不知有力多少倍。记得那时,她们会为我纠正有的字的发音,并且在聊天中和我解释一些成语。看似漫不经心地交谈,实质上是极为生动有效的语文辅导,平易近人,润物无声。
跳级进入中学后,由于我在小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养成了心高气傲、考试抢交头卷的坏习惯。但第一个月的数学测验,我只得了18分。我的几位小学同学听说了这个消息,在我家窗口齐声高唱:“李大潜,中学生,算术考了18分!”这使我无地自容,沮丧不已。
正在这个时候,已经调任到乡村学校的张祖彤老师用她批改作文的紫色笔给我写来的信,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和勇气,第二次数学测验我就考了98分。这封信现已无存,她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也已记不清,但她那一片紫色的墨迹却一直深深地留在我脑海中。也正是因此,我一直将张祖彤老师视为我的人生导师,每次回到家乡南通,都会去探望她,聆听她的教诲。在她去世后,也曾两次到她的墓前祭奠。张祖彤老师对我的教育恩、师生情是小学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高中三年使我感到最为亲切,对我影响最大,并令我各方面受益最多的,是冯德吾老师。最早见到冯德吾老师,是在高一学年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参加夏令营活动,担任课外辅导的正是冯德吾老师。记得有一天台风过境,在狂风骤雨袭击下来教室上课的,只有我和另外四五名学生,大家全身都湿淋淋的。这样恶劣的天气,老师还来不来上课?我们都很担心。然而上课铃一响,同样浑身湿淋淋的冯德吾老师却准时出现在教室里。大家意外之余更是肃然起敬。
升入高三时,冯德吾老师恰好担任我们班主任,并教我们代数课程。他不善言辞,更不会枯燥无味的说教,但他却有一颗对学生的爱心,并以一种特有方式体现出对学生的呵护和关怀。
每周一次的晨会,照例是班主任训话,但冯德吾老师有时会觉得无话可说,此时,他会请一两位同学到附近点心店买来烧饼给每个同学发上一个。为了庆贺新年,他自己掏钱在联欢晚会上请大家吃饺子。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在高中毕业全班赴苏州参加高校的统一招生考试时,他匆匆赶来送别我们这些从未单独离家外出的稚嫩学子,并赠送每人一只生梨,为我们壮行……
在我们眼里他不像一位严肃的班主任,倒像一位慈祥的家长,我们都从心底里尊敬他,亲近他,信赖他。正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的感召,我们整个班级一直团结友爱、积极上进。
而真正显示出他的风采的,还是在他上数学课的时候。平时朴实无华的他,只要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就立刻和数学融为一体,仿佛换了一个人。正是他和其他一些老师的精心栽培,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引导我走上了献身数学之路。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感恩为我打造人生“钥匙”的老师
陈凯先
每逢教师节,我总会想起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度过的五年难忘时光,想起当年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我从事了一辈子创新药物研究,常常打一个比方:寻找一种新药就像寻找一把能打开锁的钥匙,需要用无数把钥匙尝试,花费许多时光,经历许多“试错”的过程。其实人生也是一样。许多人为我们打造了一把又一把“钥匙”,打开一扇又一扇成长道路上的“生命之门”。其中最不能忘怀的那些打造人生之门的“钥匙”的人,就是我的中学班主任们。
初中进校时,第一任班主任是林炳英老师。当时,她刚从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梳着两根大辫子,热情活跃,像一位大姐姐,我们是她从教的第一批学生。学校安排的各种课程丰富多彩,我的学习顺利而愉快。可有一次测验没有考好,我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心里很失落,不知该怎么办。我约上最要好的同学去找林老师。
“怎么办?努力呀!”林老师拍着我肩膀笑着说,语气干脆又利落。她觉得孩子们好动爱玩是天性,难免会有起伏的时候,安慰我说:“快把眼泪擦干,制订一个努力加油的新计划吧。”林老师的鼓励驱散了我心里的迷茫。如今回想,她这干脆利落的鼓励,是我人生中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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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先(后排左五)和初中同学共贺班主任李永圻老师九十大寿
到了初二,李永圻老师接了手,一直送我们到毕业,是初中陪伴我们最久、也烙印最深的一位。初识李老师,他那儒雅敦厚的学者风范就深深印在我心里。他中外史学知识渊博,讲课时带一口绵软的常州口音。课堂上,他不只是讲史实、谈兴替,还把哲学、社会、经济、文化的知识融在一起,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从他的课上,我们第一次知道慈禧太后又称叶赫那拉氏,第一次听说巴比伦、马其顿、迦太基,知道了“玫瑰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那些新奇的名字和故事,在我们少年心里铺开了一幅人类文明的粗略地图,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深。
李老师待学生是一派温厚。我们班是同年级年龄最小的班,活泼好动,率性天真,相对来说也最不懂事。但李老师从不疾言厉色,总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他曾在“六一”儿童节送给我一张贺卡,上面写着“送给亲爱的并是好学的陈凯先同学”。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得:那时班上女同学下午上完课,爱跑到学校的游泳池去玩——除了夏天,泳池是不蓄水的,正好成了玩耍的地方。一次李老师要找几位女同学谈事情,到教室一看,只剩一名女同学,便叫她去把大家叫回来。谁知这名女生到了泳池,看见同学们你奔我跑玩得正欢,把老师交代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自己也加入了进去。李老师等了半天不见人,后来知道原委,不禁哑然失笑,一点也没生气,更没有批评我们。这也让我们明白,他心里其实是真喜欢孩子们这份天真气的。
一个班级的气质,是班主任一天天熏陶出来的。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从一群稚气未脱的少年儿童,成长为朝气勃勃、充满理想的青年。后来几十年,同学们在各自岗位上遇到过许多艰难坎坷,却都能努力战胜困难,尽力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一点贡献——这与母校和班主任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2020年,在初中毕业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班的同学相聚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为班主任李永圻老师共贺九十大寿。合照时我像中学时代一样站在后排,身边是半个多世纪没走散的老同学,前排正中是一位把我们从少年送进青年的引路人——我们敬爱的班主任。
又是一年教师节,我想对所有为我们打造过人生“钥匙”的师长说一声“谢谢”!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药物化学家)
他去世前给我的信让我不留遗憾
王辅臣(李相如采访整理)
我的办公室里,珍藏着两封信,都出自我的高中班主任王仲言老师。一封写于2015年3月20日,信纸已经泛黄;还有一封写于同年5月20日,是我回信后王老师的回信。当时他已经86岁,信上的字却依然一笔一画,圆融而工整。当时,我不知他为何忽然写信给我,打开信才发现,是因为看到了关于我的报道,他心里非常高兴。信中,他表达了对我的自豪,回忆了“历历在目”的往事,还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在寄出第二封信两个月零五天后,他就安然离世了。我常常想,还好有这几封信,不然总会留下遗憾。
我是1981年从乡镇初中考进岷县一中尖子班的,王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他出身四代教师世家,1950年就站上了讲台,出了名的严。但是,高中三年严格的语文训练,让我终身受益。我得到的不仅是文字功底,还有真诚、洒脱和通透的人生智慧。而王老师对待学生、为人处世的态度,也给了我深深的影响。
很多人后来才知道,这位一辈子守着三尺讲台的普通老师,亲弟弟是当时的岷县县委书记。可王老师从来没提过这事,更没沾半点光。不论是领导家的孩子、穿打补丁衣服的农村孩子,他都一视同仁,真正体现了“有教无类”。助学金他永远先给家境困难的农村学生,自己也常拿钱和粮票贴补学生。家长把孩子交到王老师手里,就两个字:放心。
记得刚上高一时,我因为基础差,成绩在班里“中不溜秋”,赶了一学期,期末终于冲到了前几名。那时候没有家长会,家校联系全靠巴掌大的红皮家校联系册。每次王老师都在联系册上认认真真写评语,告诉我的家人,这学期我进步了多少名,读书有多勤奋。有一次因为吃了不洁的食品,我生病卧床不起,住在图书馆休养。校医看不好,王老师就自己跑到县医院请医生上门,又托人到距县城四十里的我家报信。那几天,他天天从家里做好热饭,送到图书馆,看着我吃下才走。
高二下学期文理分科,我历史常年考满分,想着学文科。王老师专门找我谈话。基于对我的了解,他劝说我改学了理科。这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考上了华东化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一路读到博士,成为了一名化工领域的研究者和教师。
我其实从没想过自己会当老师,因为我年少时曾经严重口吃,中学时同学甚至给我起了个外号“结巴”。不过王老师的态度让我松弛——他好像从来没把我的口吃当回事。但是,他也从没因此降低过对我的要求。大声朗读、当堂背诵,该怎样就怎样。后来我当了老师,课讲得多了,口吃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彻底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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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辅臣(右)与青年老师在工作现场
现在我自己也当了三十多年的老师,带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更是深刻理解,王老师待人处事的仁心和宽厚,是我们得到的最好财富,也是最该传承的财富。我常跟学院里的年轻老师说,做老师要有“三心”:爱心、细心、关心。
那个年代的班主任,真的非常朴实、非常负责,家长们也对班主任足够信任。现在的孩子,心理压力比我们那时大,班主任更需要多关注他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能源学院教授、煤化工专家)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制图:张继
编辑:邓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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