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 飙：靠证明自己来做自己

作者简介：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现为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本文整理自 8 月 22 日由《联合早报》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联办的主题讲座“靠证明自己来做自己？”。讲座于新加坡举行，由项飙老师主讲。 阿山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个人经历：证明自己的矛盾压力

项飙：谢谢大家。大概是在 2005 年以后，我当时已经完成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留在了牛津大学。一位社会学界的前辈，他是华人，在美国工作。他来到英国牛津，我们见面，他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他说：“项飙，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必须要在大家都想发表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以此来证明你有这个能力。”

我当时获得的工作，因为运气比较好，获得那个工作基本上就是终身的，所以我不需要去搞 KPI，或者是去申请终身教职（tenure）。但是他那句话留在我心头非常长，而且形塑了我那之后十多年的工作方式和努力方向。

我就在想，为什么？因为我其实不太需要发表来获得工作，或者是获得一个工作的安全感。但是他那句话里说，你要在大家都想发表的地方发表，以证明你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要证明的不仅仅是对外界证明我有这些成果，其实我也需要向我自己证明，我有这个能力。我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向我的老板，或者向系里面说我做了什么；好像还有在半夜醒来的时候，我可以跟我自己说什么，我有（这个能力）。

正是这样一个矛盾：你要证明的，不仅是你做了什么——那只是给你增加工作压力、又榨取你、非常工具性的事——而更多的是说，这个证明是要证明你自己的存在价值。对我个人来说，这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知道，跟今天很多更年轻的朋友们（相比）——不管是在高校里，要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或者在公司、在政府，面临 KPI 的要求——那个面临的压力当然就要更大。

证明文化的起源：自由主义的个人预设

我自己的这段经历提醒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大家证明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它真正的压力确实不是来自对你价值的无视，或者说对你个人主体性、个人自主性的否定。可能它背后的一个逻辑是相反。

它的起点，比方说我们在高校里关于升等、tenure，它背后的一个逻辑是说：你是非常厉害的，你的潜能是无限的；每一个人的潜能都无限，外界是没办法轻易评价你的，你是完全自主的，所以你应该要做自己。

但是，正是因为外界没办法直接评价你，所以外界需要你自己去证明你的价值。如果你不能通过外界规定的一系列指标来证明你的价值，那么，我们还是觉得你非常厉害，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这里工作就保不住了，只能去别的地方继续发挥。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证明的文化，它的起点其实是一个相当自由主义的、对个人价值的预设。它等于是把个人预设成一个封闭的（个体）：你的内心世界可以是无比丰富的，但外界不能够知道。所以，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你必须要证明，然后我给你这一系列的单子，让你来告诉我。

所以我想，这就是很多年轻朋友面临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我们受到这种自由主义或者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觉得我是要做自己，我是要活出自己的风格，我要自己做决定，不受外界的影响。但是，为了在实践当中、在生活当中有这种感觉——我真是做出了自己、获得了别人的“承认”，好像又不得不要以别人的标准，不断地来证明自己。所以今天“做自己”与“证明自己”的这种关系，在实践上（产生了矛盾）。

哲学里的承认矛盾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矛盾并不是很新的矛盾，因为在哲学关于“承认”（recognition）这一话题的讨论里，直接牵涉到了这组矛盾。为了简单化概括，你可以认为这个矛盾体现在（两个学派的对立上）：一个是以德国哲学为代表的学派，强调“承认”对于（确立）主体性和主体自主的重要；另一个是以法国哲学为代表的学派，强调“承认”其实总是权力对你的承认，所以这可能是对你主体性的丧失和威胁。

德国哲学：承认的悖论

以德国哲学为例，大家知道很有名的黑格尔。关于“承认”，他提出了“承认的悖论”（Paradox of Recognition）。他说，一个奴隶主和奴隶彼此想（获得）承认，特别是奴隶主希望得到承认，以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奴隶主的地位。黑格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奴隶主要成为奴隶主，必须要有奴隶对你的承认；而奴隶对你的承认，是已经打了折扣的承认。因为在那个权力关系里面，这个奴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主体。奴隶对你的承认，其实可能就是一种服从和顺从，所以那种承认的价值是不够的，不足以靠奴隶对你的承认，来建立你自己作为奴隶主的主体。

所以黑格尔说，到最后，这是一个斗争的过程，唯一的办法就是平等的互相承认。只有到了平等的互相承认，我和你才同时获得自主，同时成为主体。这个思想当然很重要，对于后来关于社会关系、民主、平等，以及“承认”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讨论）。

法国哲学：承认是权力定义主体

然后，法国的学者对这些看法稍微不一样。比较典型且很有名的，可能大家都知道的阿尔都塞（Althusser）。他（举的例子）不是奴隶主和奴隶，而是一个警察和路人的场景。你在路上走着，警察在后面突然喊一声：“嘿！”你不由自主地回头，应对警察的那声“嘿”。因为在这一刻，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其实是你被承认、被看见的一刻——被权力看见。然后你回应了权力对你的看见。

在这一刻，当你转身的时候，你是变成了一个主体。但这个主体是被看见的主体，同时也是被权力定义的主体。所以你的“被承认”，（前提）是你必须要变成权力的一部分，你才被权力承认。因此他认为，这种“被承认”，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是对主体和自主性的（一种丧失）。

比较有名的，比方说萨特，这些哲学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是用很多意象来说明，比方说你去餐馆，看到一个特别热情的服务员。他（萨特）在想，这个服务员显然是非常渴望自己被承认为是一个优秀的服务员。在这个时候，似乎在那个服务员的心里面，他已经没有了他自己的其他成分，他唯一的存在就是这个服务员的身份，是希望得到这个社会、被这个权力的承认。

现有承认讨论的局限

后来这些年，在哲学界有很多关于“承认”两面性的讨论。比方说巴特勒（Judith Butler），她就讲了很多，认为要打开来看：是被谁承认？以什么样的方式承认？等等。被承认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些哲学讨论对我们的思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缺陷，就是它不能够直接应对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作为个人，我可以怎么做？我可以干什么？原因之一是现在的哲学传统不太能够回答“我应该怎么做”。

哲学家讲了很多、对承认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做了很多分析，面临这种复杂性、知道了似乎这种承认（存在）的不可能性，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承认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其原因之一，是大部分的哲学思考还是在自由主义传统下面，像是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等。他们关心的一个很大问题——当然这跟现代社会的兴起有关——是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保护它？比方说，承认少数群体的权利，最早是承认妇女的权利，还有民族、性少数群体的权利等等。他们讲的是外部对你怎么承认。

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外部对你的承认，这变得是一个相当被动的。我们好像只能等待外界对我们的承认；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好像只能是要求、呼吁外界来承认我，但主动权不在我手里。但是我们过一生，可能会觉得，至少我不想坐在那里等待别人对我的承认，或者做一些理论上的推演，说外界应该承认我、社会应该承认我。我更想要的是说：那我应该怎么办？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主动权去做一些事？

现有的哲学思想不太回应“我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第二个原因（还）是跟它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关：它非常强调人对尊严的需要、对获得承认的需要；但相对而言，它认识不足的是人对发展的需要。因为我们活着，别人对我的认可、对我的尊严的基本尊重当然很重要，但这并不是我人生的全部。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会需要激动，我会需要感受到我的生命力在不断地扩展，我希望能感觉到自己是有进步的。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尊严的来源，并不仅仅是说别人对你微笑、对你不侵犯，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这种进步的感觉。

所以这里，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非常流行。它认为人要先有温饱，后来再去追求个人实现。但我觉得，那个理论在实践生活里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比方说在相当高、所谓高的层次上，我们在学业上、在事业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获得的对自己工作的意义感，其实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自己存在方式的理解的。

所以，它那个高和低，有的时候你可以说，人最高的（追求）跟最低的（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比方说爱也一样。你可以说爱是非常高阶的，脱离了生物生存的需要；但是爱的感觉，到最后你获得或者你失去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它是非常本源的。人是非常综合的。把人切成这样一阶一阶，好像说你必须完成了A阶，才能再到B阶，那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对生命的想象。

过度证明：边缘群体的困境

现在回到这个（问题）：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自由主义对于尊严的强调，而不太强调在实际工作当中“做什么”，引起了一个后果。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需要去强调的后果，是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的“过度证明”。

很典型的例子，女性说：“男性做到 80 分就可以合格，但我必须做到 120 分。”很多女性是以这种方式，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雄心壮志或者怎么样，她是说：“我只有做到 120 分，才会获得基本的承认和认可。”这是她获得尊严的一种方式。

但是，她要做到 120 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大的自我伤害和自我付出，这是第一。第二，你也可以说，这意味着对于权威的取悦。她在不经意当中做到了 120 分，她（进行了）过度证明。权威在理论上要求 100 分，男性做了 60 分、80 分，但她要求自己做到 120 分。

当然，你不能够去批评这些边缘群体。在其他时候，比方说作为一个外来者，在新加坡就很多是移民，外地来（的），也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不是这里本地人，所以我也必须要做到120分，才能够获得基本的尊重等等。

那么这种“过度证明”，性少数群体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必须要先成功，才能够有相对的自由，才有足够的自信告诉别人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先要把世俗上成功的一个一个事情全部满足，高学位、高收入。”

所以，这是一种边缘群体的“过度证明”。为什么呢？它很强调尊严，强调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对个体的认可，却没有太多地去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具体做什么？好像能做的，就只有去应对、顺从，甚至取悦这种（评价体系）。所以，我是想强调“做什么”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从证明到认得：打开劳动的过程

那么回到我自己的例子。2005 年有一句“金句”，就是要“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当时）我也去做了，我也希望去证明自己有能力。结果十几年下来，基本上没有成功。我没有在其他人都想发表的地方发表，我基本失败了。

但这失败有一个好处，失败是说把你逼到一个情况，就是“破罐子破摔”。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前两年，2024 年的时候，我要在美国做一个比较重要的演讲。我就在想：讲什么？怎么讲？本来话题不是特别成熟，所以我压力比较大，结果搞得我精疲力尽。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想：反正我怎么准备，我可能永远不能证明我有什么样的能力，（也没法）让大家对我印象深刻，impress 别人。那我为什么不可以跟大家非常直接地讲一讲我的挣扎？就是我对这个具体议题的挣扎。我为什么对那个议题感兴趣？那个议题是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在什么样具体的场景下，忽然向我展现出它独特的意义？我怎么发现这个意义的？为什么我觉得它重要？我是怎么开始对这个议题进行分析的？在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什么？然后有哪些问题？

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去说？为什么不可以以这种方式，最直接、最诚实地分享我的工作方式？让别人看到我整个劳动的过程，而不是人为地把劳动“打包”，打包成一个最终的结果抛出去，然后让大家去（评价）。

这让我想到，也许我们获得承认的方式有两种：

1. 第一种是“打包式”。我故意把挣扎的过程都掩盖掉，就说我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框架，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我这里有很多创新的想法，让你们看了以后觉得：“哇，好厉害！”这是一种追求认可的承认方式，追求符合某种标准，从而让人觉得我很厉害。

2. 第二种与认可相对应的方式，是我不追求认可。我不需要你夸我，也不需要你觉得我有能力；我只希望你认得我做过的这一套事情，认得我当时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花了什么样的精力，我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又面临什么样的困惑，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

认得，其实是打开了一个空间，让大家进来一起（思考）。当然，我们可以对认得和认可做很多比较，但作为学术创作来讲，我现在回想，我比较推把认得作为学术工作方式的一个基础。

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你打开自己之后，这必须变成你的一个义务，我的一个义务。我有一个义务要向读者讲，为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值得认得？就是我的这个思考过程，对于读者来讲，对于更大的社会、对于我们面临的世界来讲，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