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位饭馆老板被特务带走，妻子苦等九年才知丈夫是红色特工

1949年12月，成都三桥南街的“努力餐”内，黄三姑娘正在收拾桌椅。门外来了一队军人，为首的是王维舟。这个名字，她并不陌生，却没想到对方带来的不是吃饭，而是一张迟到了九年的烈士证书。

王维舟告诉她，丈夫车耀先并非普通饭馆老板，而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1940年被捕，是因为身份暴露；1946年8月18日，他已在重庆松林坡遇害。黄三姑娘等了九年，等来的却是丈夫再也不会回来的消息。

她当场昏厥。

这九年里，她始终没有停止打听。1940年3月18日深夜，成都城内风声紧张，车耀先夫妇已经睡下，突然有人敲门，谎称带来了老家的电报。门刚打开，几名便衣特务便闯了进来，要求车耀先“到行辕走一趟”。

黄三姑娘挡在丈夫面前：“你们凭什么抓人？”

特务亮出武器。车耀先没有争执，只是慢慢穿好衣服，叮嘱妻子照看餐馆和孩子，随后跟着他们离开。那一夜，他以为还能回来，黄三姑娘也以为丈夫只是暂时被带走。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夫妻二人的永别。

车耀先被捕后，黄三姑娘四处奔走，拿出积蓄准备请律师，却没人敢接这桩案子。车耀先的母亲听到消息后悲愤交加，不久离世。后来有人辗转带来口信，说车耀先恐怕一时回不来，让她照顾好孩子。此后，餐馆、账目、家务和四个女儿，全压在了她一个人肩上。

有意思的是，黄三姑娘并不知道丈夫的完整身份。地下工作最忌讳牵连家人，车耀先对她有所隐瞒，并非不信任，而是为了保护她。她虽然不清楚丈夫每天究竟在忙什么，却知道那些事情不会给家里带来安稳，也从不追问。

这份默契，早在婚前便有了根基。

车耀先出生于四川大邑县灌口场，幼年家贫，十岁便辍学跑商，后来到杂货店当学徒。黄三姑娘在店铺对面摆摊，卖香烛、纸钱和甘蔗。她文化不高，却手脚麻利，性情稳重。车耀先常看她削甘蔗，渐渐动了心。

当时黄三姑娘已有婚约，车耀先求亲未成，便负气投身川军。后来黄三姑娘逼着原订婚家退亲，车耀先的母亲再次登门提亲。1918年，24岁的车耀先与22岁的黄三姑娘成婚。

车耀先没有把妻子当作只会操持家务的人。他给她取名“车体先”，教她识字，还送她参加妇女学习班。黄三姑娘后来能够记账、读报，甚至阅读新文学作品。四个女儿出生后，车耀先的母亲曾要求儿子纳妾传宗接代，他却拒绝了。这在当时并不寻常，也说明夫妻之间早已形成了共同生活的准则。

车耀先后来在川军中任职，作战时头部负重伤，险些丧命，左脚也落下残疾。那次经历使他开始怀疑军阀混战的意义。1926年前后，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因不满反革命屠杀而离开川军。1929年，他在成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组织考虑到他熟悉军界，又有社会关系，便安排他留在成都开展工作。车耀先没有选择重新混入军队，而是另辟蹊径，于1929年5月创办“努力餐”。饭馆的名字取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既像生意招牌，也像一句公开的政治暗语。

“努力餐”的饭菜价格不高，普通百姓吃得起，店内还设有阅报室，陈列进步报刊。车耀先把餐馆经营得有声有色，同时将这里变成联络点。同志来店，常在楼上接头；有人结账时低声说出“一菜一汤”，便可免单。外人看来是老板热心，知情人明白，这是一种特殊的联络方式。

黄三姑娘承担了最繁重、也最危险的掩护工作。丈夫外出参加活动，她负责餐馆；丈夫需要经费，她从不盘问。车耀先有腿伤，她还雇车夫拉着他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店里的伙计和老部下络绎不绝，她总能从容应付，不让异常显露出来。

1930年10月，车耀先参与策划广汉兵变。起义受挫后，撤回成都的同志一度无处安身，他立即让“努力餐”停业，掩护人员暂避。抗战时期，他又创办《大声周刊》等刊物，宣传抗日民主思想，帮助不少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成都地下党中，曾流传“要想去延安，去找车耀先”的说法。

危险最终还是找上门来。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制造成都“抢米事件”，企图把社会动荡嫁祸于共产党。3月18日，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车耀先同时被捕。二人先后被关押于重庆、息烽和渣滓洞等处，面对审讯始终没有屈服。

被囚禁期间，车耀先利用管理图书的机会联络难友，还写下《四川军事史》和自传手稿。1946年8月18日，杨进兴奉命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至重庆松林坡杀害，并焚烧遗体。直到1955年杨进兴被捕后，公安机关才根据指认找到遗骸。

黄三姑娘没有等到这一日。1954年，她因病去世，终年58岁。按照她生前的心愿，儿女后来将夫妻二人的骨灰安放在一起。至于那家承载过秘密、报刊和无数联络的“努力餐”，在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开业，后来又按原貌复建，成为成都保存革命记忆的一处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