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国歌的词作者，1975年被永远开除党籍，死后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1935年，上海，戏剧家田汉被捕后，仍牵挂着一部尚未完成的电影。那一年，他刚过37岁，民族危亡的阴影笼罩着城市，文艺作品已经不只是舞台上的唱词和台词，而被许多人视作唤醒民众的号角。

田汉189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早年赴日本求学，回国后长期从事戏剧、电影和文学创作。他不是只写案头文章的人，舞台实践、戏剧教育以及社会活动，几乎贯穿了他的前半生。

1920年代，他参与创办南国社，推动现代戏剧的发展。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田汉是重要参与者之一。左翼文艺并非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新奇，而是试图让文学、戏剧与社会现实发生更直接的联系。

田汉的性格里，有艺术家的敏感，也有强烈的行动意识。他关心剧本能否演出来，更在意普通观众能否听懂、看见，并在作品中辨认出自己的处境。这样的创作取向，使他很早便与时代的剧烈变化发生了正面碰撞。

1932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那时的文艺工作风险很高，剧本可能被禁，演出可能被查，作者也可能因一句台词受到追究。田汉仍不断写作、排演，尝试把戏剧变成一种能够进入社会生活的表达方式。

1935年，他参与电影《风云儿女》的创作。关于这部电影，后世最熟悉的并非全部情节，而是片尾响起的那首歌。田汉为歌曲撰写歌词，聂耳作曲，《义勇军进行曲》由此诞生。

田汉被捕后，歌词的修改和定稿过程一度受到影响。通常的说法是，他在狱中写下了歌词初稿，后来由友人带出，再交由聂耳谱曲。具体细节在不同资料中有不同记述，但作品诞生于民族危机加深之际，这一点毋庸置疑。

歌词开头只有几个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它没有堆砌复杂典故，句式短促，节奏鲜明，直接指向民族存亡。聂耳的旋律又赋予它强烈的进行感，歌曲很快突破电影本身，成为抗战时期传播最广的救亡歌曲之一。

有人问田汉：“为什么一定要把歌词写得这样急迫？”

他回答：“国家到了这个时候，不能慢慢说。”

这几句对话未必是完整的历史记录，却准确反映了作品的精神气质。它不是为个人抒怀而作，而是为一个处在危急关头的民族发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义勇军进行曲》不断被演唱。学校、部队、工厂以及各种群众集会中，都能听到这首歌。它的传播并不依赖某一次正式发布，而是在一次次演唱中进入人们的记忆，逐渐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的重要标志。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田汉的歌词被保留下来，聂耳的旋律也成为国家礼仪中最庄严的声音之一。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原有歌词，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继续担任文化艺术领域的重要职务，曾任文化部戏剧改进局局长、艺术局局长，并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他参与戏剧事业的组织、教育和创作，关注传统戏曲如何革新，也关注新创剧目如何表现现实生活。

他的历史剧《关汉卿》便是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田汉借古人处境写文艺工作者的坚持，台词有戏剧张力，也带着他长期思考创作者责任的痕迹。遗憾的是，政治风暴到来后，作品价值和个人贡献都曾被粗暴地置于政治审查之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田汉受到冲击，被批斗、审查，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68年12月10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一个写出国歌歌词的人，生命最后阶段却是在屈辱和病痛中度过的。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田汉去世后，政治上的错误处理并未立即停止。1975年，他被追认作“叛徒”，并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此时距离他的去世已经过去多年，迟来的处分不仅伤害了家属，也使一段本应得到公正评价的文化史被蒙上阴影。

1979年4月，田汉得到平反，恢复名誉。追悼和纪念活动中，因其骨灰下落不明，现场只能陈列遗物与相关手稿、歌谱。眼镜、钢笔、印章，这些普通物件没有宏大的象征，却留下了一个作家真实生活的痕迹。

那份歌词手稿更为特殊。纸张上的文字曾在战火、监禁和政治审查中辗转，后来又被无数人传唱。田汉的骨灰没有留下明确归处，但他的文字却以另一种方式保存下来，嵌入了国家礼仪，也嵌入了中国现代戏剧和抗战文化的历史档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