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北京，沈醉准备赴香港探亲。临行前，他专门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杜聿明。两位曾在功德林共同改造的旧日同僚，没有泛泛道贺，杜聿明反而沉默片刻，郑重提醒：“香港情况复杂，你要守住晚节。”
这句提醒，分量很重。它不是对沈醉个人品行的怀疑，而是对一段特殊经历的共同警醒。两人都曾站在历史的另一边，也都经历过长期改造，深知一次选择可能改变一生。
沈醉要见的人，是阔别三十多年的前妻粟艳萍。
1949年，云南局势急剧变化。沈醉把母亲、妻子和孩子送往香港，原以为只是暂时避居，等云南的事情处理妥当，便能把一家人重新接回来。飞机起飞前，他对粟艳萍说：“你们先去几个月，我很快就去接你们。”
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别竟然拖了三十多年。
云南和平解放后，沈醉虽然曾参与起义，但后来仍被交由军管方面处理，随后进入功德林接受改造。家庭被隔在两地，音讯又时常中断，原本一句“很快回来”，慢慢成了无法兑现的承诺。
沈醉与粟艳萍的婚姻，并非没有感情。两人原是同事，经双方父母撮合成婚。婚后，粟艳萍辞去工作，承担起照料家庭的责任，在十年间生下六个孩子。沈醉后来回忆家庭往事时，对这段婚姻始终有着复杂而深厚的感情。
沈醉在改造期间，粟艳萍长期留在香港，独自抚养孩子。她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另组家庭。她曾设法打听沈醉的消息，还让哥哥带着两个孩子回大陆探听情况。不幸的是，哥哥后来被当作潜伏人员处理，粟艳萍因此更加不敢贸然回来。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台湾方面一度传出沈醉已经被处决的消息。对一个带着多个孩子、又没有稳定依靠的女人来说，这个消息几乎切断了所有等待的理由。她最终接受了一名国军副官的追求，重新组建家庭，现实压力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1960年，沈醉获得特赦。走出功德林后，他急于寻找家人，却受身份、政策和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无法立即前往香港，只能通过书信联系。没想到，等来的却是粟艳萍已经再婚的消息。
那一刻，沈醉自然难以接受。可冷静下来，他也明白，粟艳萍并不知道他还活着，更不知道他何时能够离开改造场所。多年音讯全无，几个孩子又要吃饭、读书、生活，她的选择带有明显的被动成分。
1965年，两人办理离婚手续。沈醉当时五十一岁，往后的生活还很长。后来经人介绍，他与杜雪洁结婚。婚姻关系已经改变，但旧日家庭留下的牵挂并没有随手续结束。女儿沈美娟曾说，父亲始终惦记着母亲和那些孩子。
有意思的是，沈醉并没有把这份牵挂变成对前妻的指责。他知道，粟艳萍当年面对的不是简单的感情选择，而是长年等待、家庭负担和生存压力交织在一起的困境。两人之间，既有夫妻情分，也有时代造成的无奈。
到了1980年，赴港探亲的条件逐步具备，沈醉终于决定带女儿沈美娟前往香港。消息传出后，家里有人担心他一去不返，甚至认为他可能会留在香港。毕竟那里有旧识，也有人会以过去的身份和经历来接近他。
杜聿明的担忧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他对沈醉说：“我们已经错过一次了，这回不能再错，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沈醉回答：“杜大哥放心，我不会忘记自己今天的生活从哪里来。”
这次香港之行，沈醉确实见到了粟艳萍。两人谈起过去，也谈到孩子和各自几十年的生活。长久的夫妻关系已经无法恢复，经过商量，他们决定以兄妹相称，给彼此留下一种较为平静的相处方式。
但香港方面并非只有亲情等待着他。沈醉抵达后，一些旧相识前来接触，有人劝他留在香港，也有人希望他写文章攻击大陆。面对这些要求，他没有接受。探亲期间，他始终把探亲与政治选择分开处理。
在香港停留约一个月后，沈醉返回北京。临行前，他完成的是一次迟到了三十一年的家庭会面；回到北京时，他也履行了当初对杜聿明所说的那句“快去快回”。前妻仍在香港，孩子们各有生活，而那段被战争、迁徙和隔绝撕开的婚姻，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留在各自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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