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48年8月，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内，一场特殊的审判正在进行。被告席上的冈村宁次，他是日本侵华头目，双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可在辩护席上站着的，却是一个中国人——江一平。
旁听席上挤满了闻讯赶来的市民，众人都想看看这个推行"三光政策"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将如何被绳之以法。可没人想到，为冈村宁次辩护的，是一个曾经为爱国学生仗义执言的中国律师。
1898年，江一平生于浙江杭州余杭镇，出身律师家庭，学识渊博，是法律专业高材生，毕业后，他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登记执业，正式成为一名律师。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大批爱国学生和工人被捕，许多律师避之不及，江一平能主动站出来，为被捕学生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帝国主义暴行，名声由此渐起。
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侵略 ，上海也沦陷了，江一平联络社会各界组建难民协会，救济逃难至租界的难民。汪伪政权曾邀请江一平当伪司法部长，这是一高官，他断然拒绝，不当汉奸走狗，积极为抗战奔走。
身为当时少有的知识分子，江一平是大家心目中的正义化身，如果没有后来为冈村宁次辩护这一事，履历没得挑，也就没有后面的事了。
1945年8月，随着日本宣布投降，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南京递交投降书。按照国际惯例，他应该被送上审判席，为战争罪行付出代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多次要求将他引渡东京受审。
可国民政府另有盘算，冈村宁次熟悉中国战场，能够提供军事情报，甚至可以在国共内战中发挥作用，在老蒋的授意下被软禁在南京，审判迟迟未进行。
直到1948年，国内外压力越来越大，国民政府才决定走个过场，审判冈村宁次。同年3月，江一平接受委托，成为冈村宁次辩护的辩护律师，一时间议论纷纷。
首次公审开庭时，审判长石美瑜坐在审判席上，检察官宣读起诉书，一桩桩血债，一条条罪状，听得旁听席上的民众义愤填膺，轮到辩护律师发言时，江一平站了起来，张口说出让所有人震惊的话。
江一平准备好了辩护词，列举冈村宁次在华北"打击投机商人、稳定市场、向农民提供棉布"等事例，称其未参与屠杀，只是执行军令……
听了江一平的辩护词，旁听席上一片哗然，有人忍不住喊出声来："汉奸！"法官拼命敲法槌，维持秩序。
首次公审没有当场判决，法庭想拖延时间，称要等待东京国际法庭审判甲级战犯的结果，以便参照，这一等就是五个多月。
1949年1月26日，法庭被迫再次开庭，这次审判极为冷清，只邀请20余名记者旁听。石美瑜神色黯然地走进法庭，拿出淞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手谕，写着：冈村宁次负责遣返战俘有功，应宣告无罪。
既然老蒋和国民党高层已经决定的事情，法官只能照做，当天下午，冈村宁次被宣判无罪释放。消息一出，举国哗然，那个杀害无数中国人的战犯头子，居然无罪释放，真是岂有此理。
一时间，曾为冈村宁次辩护的江一平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骂声一片，名声彻底臭了，在律师界内抬不起头。江家是知识分子家庭，注重风骨和面子，江父得知儿子干出这种事后，与他断绝关系，妻子也选择离婚，江一平的事业和家庭受到沉痛打击。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江一平也去了，迁台初期，曾担任立法委员会委员，没什么起色，被人渐渐遗忘，曾经的大律师，后来靠着接小案子勉强维持生计，生活大不如从前。
1961年，“补刀”的事情又来了，冈村宁次专程赴台湾拜访江一平，表达谢意，两个人身份特殊，一个是逃脱审判的侵华战犯，一个是为他辩护的中国律师，这次会面经曝光后，再次引发舆论风暴，江一平被推到风口浪尖。
晚年，江一平肺病缠身，妻女不在身边，无人照顾，住在台北一间破旧的出租屋里，靠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于1971年10月15日在台北租住处病逝，终年73岁。江一平的葬礼，没有亲友送别，没有同行悼念，走得很安静。
虽说江一平是被指派给冈村宁次做辩护，可他身为律师，知晓辩护人是侵华战犯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拒绝的，此举伤害了全国同胞的感情，对他产生恨意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曾经的江一平也是一名爱国青年，为正义发声，可后来为名利折腰，替战犯开脱，晚年众叛亲离，孤独死去。一名律师可以精通法律条文，可如果失去做人的底线，法律技术再高超，也救不了堕落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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