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223年春，白帝城永安宫内，刘备已经病重。夷陵惨败后的蜀汉，军队折损，国力衰退，荆州丢失，东吴大军仍在长江一线虎视眈眈。此时的刘备，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的权力交接，而是一个随时可能分崩离析的政权。
刘备身边并非只有诸葛亮一人。李严也奉诏赶到白帝城，参与处理军国大事。这个安排很有意味：刘备既要把蜀汉交给诸葛亮，又不能完全绕开李严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所谓托孤，从一开始就带有平衡内外、稳定局面的考虑。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后来争议极大。有人认为，这是帝王临终前的试探；也有人认为，这是刘备对诸葛亮毫无保留的信任。
若把它简单理解成试探，恐怕低估了刘备，也低估了诸葛亮。君臣相处二十年，真正的考察早已完成，根本不必等到病榻前用一句话设局。诸葛亮若有异心，不会等到刘备弥留之际才暴露；刘备若真要除掉他，也不会把成都、军政和太子一并交到他手里。
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有具体事务作支撑。赤壁之战后，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负责征收赋税、补充军需。后来刘备率军攻取益州，诸葛亮留在成都，承担镇守和后勤重任，史书记载其“足食足兵”。
带兵打仗，功劳可以看一时；掌握粮饷、兵员和地方政务，考验的却是长期可靠。刘备把后方交给诸葛亮，等于把蜀汉的命脉交给他。这样的授权，不是几句场面话能换来的，更不是临终前才突然产生的信任。
刘备一生用人，颇重情义，也懂得给部下留下体面。黄权原本劝刘备不要亲自伐吴，后来被安排在江北，夷陵战败后退路被截，只能投降曹魏。消息传来，刘备没有斥责，反而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黄权的家属也没有因此遭到牵连。
这种处置方式，正是刘备笼络人心的手段。关羽被曹操俘获后，曾为曹操斩杀颜良，报答知遇之恩，但完成任务便离开曹营，回到刘备身边。乱世之中，忠诚并不只靠誓言维持，也来自长期相待形成的信义。诸葛亮愿意接受托孤，同样有这层基础。
更关键的是，夷陵之后的蜀汉，实在没有多少可以从容选择的余地。法正于220年去世，关羽于219年败亡，张飞又在221年被部下杀害。刘备身边最重要的谋臣和武将接连离开，能统筹军政、熟悉地方、又获得群臣信服的人，诸葛亮几乎是唯一人选。
刘备亲自发动夷陵之战，也与人才凋零有关。若法正尚在，或许可以制约他的决策；若关羽、张飞仍能统军，刘备未必需要亲临前线。遗憾的是，战事失利后，刘备本人也病势沉重，只能把残局交给后来者。
“君可自取”还有一层现实含义。刘备担心的，不只是刘禅年幼，更是蜀汉内部的复杂势力。李严出身地方豪强，在蜀地有根基；诸葛亮则来自荆州集团，拥有较高声望。让两人共同辅政，既能防止一方独大，也能维持刘备生前建立的政治平衡。
临行前，刘备又嘱咐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这句话与其说是对诸葛亮的压力，不如说是替刘禅确立权威。刘禅当时年仅十六岁，缺少处理危局的经验，若没有诸葛亮坐镇，蜀汉很可能在内乱和外敌夹击下迅速瓦解。
诸葛亮哭泣受命，后来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誓。刘备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强盛国家，而是一副军力受损、地方不稳、国力不足的重担。若说那句“可自取”带有试探成分，或许只是帝王临终时最后的确认；但从刘备此前的用人、临终的安排以及蜀汉当时的处境看，托付江山显然是真心，试探反而只是次要的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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