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贪婪吞噬了文明，崩塌便不可避免” Web Summit 创始人：美国 AI 大厂的公关团队比中国大模型全员加起来还多

成本高出十倍，除了大厂自己，早没人用美国大模型了？

整理 | 王启隆

出品丨奇点折射（ID：rgznai100）

“所谓的 AI 竞赛其实早就结束了，中国企业已经赢了。”

在 CGTN《世界观察》（World Insight with Tian Wei）的专访中，全球最大科技盛会 Web Summit 的创始人帕迪·科斯格雷夫（Paddy Cosgrave）毫不迟疑地抛出了这个判断。最近他重访北京，距离他上次来华刚好一年。看着满街狂奔的小米等各色新品牌电车，以及开源社区里被全球开发者疯狂调用的中国大模型，他直言：“在中国，哪怕只隔一年，感觉也像过了一百年。”

2023 年底，科斯格雷夫曾因在国际热点人道议题上公开发声、呼吁恪守国际公法与人道底线，在数天之内遭到谷歌、Meta、英特尔等巨头及硅谷主流投资圈的联合抵制与撤资，一度被迫辞职。然而他随后打赢了这场绝地反击战，不仅重掌 Web Summit，更彻底买下了公司的 100% 股权。如今没有董事会和外部 VC 掣肘的他，在采访中一口一个自嘲“我不过是个卖门票的”，反倒成了西方科技圈极少数敢公开把真相挑明的人。

科斯格雷夫揭露了一个荒诞的现实：中国头部大模型公司整家团队的员工数，加起来甚至没有 OpenAI 或 Anthropic 一家公司的公关团队人多。在千亿估值泡沫的绑架下，西方巨头沉迷于炮制“成神与灭世”的恐慌叙事来收取高昂溢价，而中国团队却在务实科研，把推理成本压到了西方的几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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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普通的客服系统，你凭什么去给昂贵的闭源模型交智商税？某些海外大厂眼下存在的意义，就是卖给那些信息滞后、不知道用中国开源模型花十分之一成本就能达到同等效果的企业和机构。”

• “中国头部大模型整家公司的研发人数，甚至没有硅谷巨头一家的公关团队多。中国团队专注于科学与成本极限压缩，而大厂却把重心放在了制造概念与叙事包装上。”

• “前沿实验室将全人类创造的艺术、文献与公共数据视作免费原料肆意吞噬，据为私有资产并不惜代价筑起垄断高墙；可一旦有开发者反过来借鉴或‘蒸馏’他们的模型，他们立刻跳脚动用诉讼机器把对方整到破产。”

• “面对高质低价的开源技术冲击，闭源巨头的商业模式正面临崩盘风险。他们无法在成本效率上正面对抗，便斥巨资游说监管机构，试图通过行政壁垒把竞争对手排除出局。”

• “不要迷信商业资本的造神神话。历史上所有重大的底层基础突破，都离不开公共资金数十年如一日的托底研发；商业创业者不过是走完了最后那段最容易的产品化路程，绝不该贪天之功。”

以下是访谈内容整理：

硅谷忙着讲成神的故事，中国团队忙着把成本打下来

主持人：帕迪，很高兴见到你。欢迎来到 CGTN。这次中国之行还顺利吗？

Paddy Cosgrave：挺好的，在北京这几天过得很充实。

我上次来还是一年前的九月，当时待了十天。但在中国，哪怕只隔一年，感觉也像过了一百年。

变化实在太快了，街上多了很多新的汽车品牌，小米也变多了，还有很多别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主持人：是的。那跟上次相比，具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Paddy Cosgrave：在科技领域，AI 依然是最核心的话题，同时又涌现出了一批中国开源模型，它们在性能上完全可以媲美西方领先的闭源模型。

但使用中国开源模型的成本，只有西方顶尖模型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这给 AI 的未来提出了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主持人：确实。现在谈到 AI 的未来，往往绕不开 OpenAI 最近的风波。几位核心成员相继离职，在他们看来，AI 存在很大的危险，它可能会在半年或者五年内赶上甚至超越人类智慧。你怎么看？

Paddy Cosgrave：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很难再去相信他们了——我自己认识负责 Anthropic 和 OpenAI 公关传播的人。

作为全球最大科技峰会之一的组织者，我可以这么说：任何与 OpenAI 或 Anthropic 走得近的人说的话，你都很难轻信，因为他们周围充斥着公关话术。

主持人：现在谁不搞公关呢？

Paddy Cosgrave：嗯，如果你看一下 Kimi、通义千问或 DeepSeek 背后的团队规模，这些中国大模型团队整家公司的员工人数，甚至还没有 Anthropic 或 OpenAI 一家公司的公关传播团队人多。

在我看来——当然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这些 AI 公司截然不同的本质。

对中国团队来说，科学研究和模型性能高于一切；而在西方，讲故事——包括讲那些并不准确的故事——则是这些公司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对于这些公司或者其前员工直接、间接提出的任何说法，你有时必须保持高度怀疑。

主持人：由于中美之间的竞争，眼下同时了解这两个世界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而你显然就是其中之一。我很想知道，你所说的那些不实的话术和故事到底是什么？公众要判断 AI 究竟发展到了哪一步，以及这些大语言模型背后是出于自身利益还是公共利益，需要看清哪些关键问题？

Paddy Cosgrave：去年这个时候我就说过，根本没有什么竞赛。

竞赛早就结束了，中国和中国企业已经赢得了这场 AI 竞赛。

主持人：无论这具体指的是什么。

Paddy Cosgrave：没错，不管它具体意味着什么！所谓的 AI 竞赛到底指什么？谁赢了真有那么重要吗？

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如果把 Token 使用量作为衡量成功或模型调用规模的标准，我认为除了那些自己研发模型的西方科技公司之外，没有任何一家西方企业还在用西方的 AI 模型。所有人都在用，而且一年多前就已经在用中国的开源模型了。

这部分是因为它们的性能基本能比肩西方最顶尖的模型——不管是 Anthropic 还是 OpenAI；但更关键的是，成本只有后者的零头。

举个例子，做客服系统，你凭什么要去用 Anthropic 或 OpenAI 呢？

在我看来，Anthropic 和 OpenAI 存在的意义，就是卖给国家——卖给那些不明就里的政府和政府机构；卖给那些不够敏锐、不知道自己其实该用中国开源模型的传统企业；再就是卖给普通消费者和个人用户，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比如用 DeepSeek 最新的模型，花十分之一的钱就能获得同等的性能。

主持人：但他们暗示“安全”是个大问题——又是一个定义模糊的词。

Paddy Cosgrave：依我看，这完全是在制造恐慌。

从纯技术角度聊也可以，但我觉得西方的大量叙事其实建立在延续了上千年的神学观念之上，它在西方思想深处形成了一种精神执念，左右了所有关于科技的故事。西方骨子里有一种想要接近上帝的冲动——追求一种超验性，想超越凡胎肉身，变得如神一般。

你看过去 48 小时里围绕那个前员工的讨论（他在 OpenAI 只待了两个月，之前在 Anthropic 工作），很大一部分人都在执着于“创造神一般力量”的幻想。

而在中国，我觉得讨论要务实得多，聚焦于这项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实际效用，以及……

主持人：应用落地。

Paddy Cosgrave：对，应用落地。

主持人：还有“人工智能+”，这是中国的路径。

Paddy Cosgrave：没错。

千亿叙事救不了企业，把成本干到十分之一才能活命。

当 AI 撕开公关面纱，真正能构筑护城河的，唯有底层的系统实操与工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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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泡沫快撑不住了，打不过就只能游说政府去封杀

主持人：但我们也看到了一种趋同趋势，不是吗？比如，美国前沿实验室一些非顶尖的大语言模型一直在向客户降价，而中国本土的一些大语言模型反而开始提高收费。你怎么看这种趋同？

Paddy Cosgrave：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美国的闭源模型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不得不降价。

但降价是有底线的，因为它们的商业模式——凭着未来成为数万亿美元巨头的许诺，它们实打实地募集了数以千亿计的资金——一旦价格跌破某个临界点，整个商业模式就难以为继了。

所以它们必须去敲竹杠——或者说坑宰消费者，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至于中国开源模型，我觉得有些团队只是意识到，自己和 Anthropic、OpenAI 之间的价差实在太大了，完全可以开始对模型的使用收取一定的溢价。

主持人：帕迪，这么说来，你认为一旦这个故事泡沫或者话术泡沫破灭，这些大语言模型，尤其是前沿实验室标榜的那些模型，就会面临巨大的麻烦。

Paddy Cosgrave：是的，而且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作为非上市的初创企业，OpenAI 和 Anthropic 异乎寻常地在华盛顿展开了初创企业史上前所未有的游说攻势。

我认为他们很清楚，想要与中国开源模型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把中国模型给禁掉。

但这就很难办到了。在很多方面，大模型这种产品跟汽车行业不太一样。美国汽车厂商要在美国本土与中国车企竞争，唯一的办法直接禁止进口中国汽车。

主持人：把竞争对手直接禁掉。

Paddy Cosgrave：禁掉竞争对手。

我不知道这在实操上怎么落实，但Anthropic 和 OpenAI 正在砸巨资游说立法，试图通过监管手段把中国竞争者排除出局。

所有根本性创新都来自公帑，创业者不过是跑完了最后一步

主持人：作为一名创业者，你是支持征税的？

Paddy Cosgrave：是的。我根本不相信创新源自私营部门。

所有根本性创新都是公共部门推动的产物，而公共部门正是通过向纳税人征税来为创新提供资金的。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依赖大学系统或相关实验室完成。

诚然，在某个阶段，部分科学突破会被商业化，有时这种商业化是在私营领域完成的。但所有的苦活累活——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基础研究——都是在公共领域完成的。

只有到了最后阶段，才有一些创业者冒出来，将现成的突破商业化。

现代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对“创新与商业化”底层逻辑的清醒认识。整个社会都在盲目崇拜创业者，同时几乎在贬低科学家。

在我看来，绝大多数进步都归功于科学家和相关学者，而不是创业者。如果创新有一百步，创业者不过是迈出了最后一步。

主持人：你这是在贬低自己的角色吗？你自己也是个创业者啊。

Paddy Cosgrave：我不过是个卖门票的！我办这个峰会，把几千名做出了颠覆性技术的创业者聚到一起。

我也相信，他们当中很多人心里清楚，在一个更宏大、更漫长的创新历程中，他们只是完成了最后那段最容易的路程，而前期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公共领域完成的。

你可以去查美国经济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就拿生物科学来说，所有重大的药物突破，在最终实现商业化并盈利之前的很多年里，几乎全部的研发资金都是由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

你回顾硅谷漫长的历史，会发现一项又一项技术，其底层基础研究全部离不开公共资金的扶持。这种资助往往冠以“国家安全”的幌子，打着国防的旗号，以此证明拨款的正当性。随后，在产品商业化的早期迭代阶段，军队会作为新技术的首批买家，支付极其高昂的溢价进行采购。可能要等到这项突破性技术迭代到第五、第六甚至第七代时，才真正走向民用商业化。

我们不应该忘记：GPS 研发出来的初衷，绝不是为了给你送外卖面条。它是为了让导弹打得更准，而不是为了送面条！

古希腊的绝症预言：当贪婪吞噬了文明，崩塌便不可避免

主持人：那么作为一名创业者，你如何看待这种相当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新技术极易被政府利用，尤其是在军事领域；但另一方面，由此获得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成果，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又可能惠及普通大众？

Paddy Cosgrave：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从来都不是。技术的用途始终是由人决定的，具体而言，是由掌权者决定的。

火箭可以把人类送入太空，但火箭也可以对世界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社会内部究竟是谁在行使决策权，他们又是出于什么目的。从这个逻辑出发，你才能判断不同的技术随着时间推移究竟会被用于造福人类还是为祸世界。这正是我看待问题的分析框架。

主持人：就这个话题，我完全可以跟你聊上几个小时，因为这实在太耐人寻味了。但在你看来，最终决定人类走向的到底是什么？是所谓的权力，还是公平与正义这些代表我们共同心愿的词汇？显然在眼下，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丛林法则，对吧？

Paddy Cosgrave：这很有意思。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古代文明中，有一种病被视为所有疾病中最凶险的一种。如果有人患上这种病，那就是不治之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处决或流放，否则整个文明都会毁于一旦。

那个古希腊词叫 pleonexia，意思是“寄生性贪财成瘾症”。

患者会极度沉迷于聚敛越来越多的财富。一旦被这种贪欲吞噬，为了追求更多的金钱，他不仅会践踏本国公民，甚至会踩着自己朋友的遗骸往上爬。

在西方，两千五百年前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梭伦等诸多先哲留下的告诫，放到今天依然一语成谶。

主持人：确实如此，人性从来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Paddy Cosgrave：即便你去看托马斯·霍布斯、卢梭、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卡尔·马克思，他们也都极其关注这种贪婪成瘾症。他们认为，pleonexia 是一种真切存在的人类顽疾，直接威胁着文明的存续。

人类文明最终必须建立在全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当一个文明被无限的贪欲所吞噬，它最终必将走向自我毁灭。

我感到担忧的是，目前西方多个社会内部的运行架构，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取福祉，所以我并不十分乐观。唯一的出路在于某种变革。我只是不知道这种变革到底是什么，何时会发生，又会以何种方式到来。

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已经看清了许多西方社会的弊端。“全球南方”正在开辟自己的前行之路，而且这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之上。

对于中国和其他地区在各项关键发展指标上继续保持增长和进步，我相对乐观。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社会没有被这种有害的贪欲顽疾彻底吞噬——那种为了极少数人疯狂敛财而不惜牺牲全社会利益的恶疾。

一边切碎孤本掠夺全人类，一边指责别人“蒸馏”是彻头彻尾的双标

主持人：纵观中国历史，似乎也印证了你刚才所说的观点。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更多是在谋求防御与守护。即便是长城，也是防御性的工程，而非对外侵略的据点。

再比如丝绸之路，也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象征：它把不同的人聚拢在一起，倡导“欢迎你们走进来，我们也走出去”。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西游记》，讲的就是前往另一种文化，探求其文明与宗教中的精髓，取长补短带回本土，看是否契合自身所需。

与此同时，你刚才提到的诸多西方哲学名家，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著作都被广泛翻译出版成中文。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试图从外界寻找最值得借鉴的优点，而不是整天盯着别人“最糟糕的缺点”。在我看来，这正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个巨大反差。

与此相关的，最近媒体上有很多关于“模型蒸馏”（distillation）的报道，指责中国公司蒸馏了美国的大语言模型。但从另一层面来说，我们都知道前沿实验室所使用的一切，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产物，数据来自于全人类。我们该如何理解“蒸馏”这个词本身，以及它眼下的使用语境？

Paddy Cosgrave：有意思的是，OpenAI 和 Anthropic 口口声声说“让我们去蒸馏全人类的知识”，甚至出现了极其惊悚的行径——据我所知，这两家公司大量收购世间仅存孤本的珍贵古籍……

主持人：然后把书切碎扫描。

Paddy Cosgrave：他们把古籍切开，把所有数据吞进去，然后直接销毁，以防其他人再获取这些信息。这比反乌托邦小说还要荒诞残酷。

他们蒸馏全人类创造过的一切：音乐、艺术，以及所有的人类造物。

可一旦有人反过来蒸馏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他们立刻跳脚：“噢不不不，你们不能这么干！”这完全是伪善至极。

我们可以掠夺有史以来的所有音乐，而且一分钱版权费都不给音乐家；但音乐家要想使用我们的模型，就得乖乖掏钱；要是哪位音乐家胆敢“蒸馏”我们造出的模型，我们就会恐吓他们，甚至用诉讼把他们整到破产销声匿迹。

主持人：所以说，“蒸馏”本身其实是个中性词，对吧？完全取决于语境。你既可以把它当成指控罪名，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技术路径。你怎么看？

Paddy Cosgrave：我觉得这纯粹是一场公关把戏。依我看，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立场去抱怨指责。

五十年前抹黑日本，今天抹黑中国：同一个公关剧本演了半个世纪

主持人：明白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主动邀请全球各界高管走进工厂。如果他们想“蒸馏”，请便！随便拆解研究：为什么中国的电动车现在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能在保证品质的同时做到如此平价？为什么开在路上如此安静？顺便说一句，北京街头现在几乎听不到什么燃油噪音。

所以我很想知道，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停止玩弄文字游戏，真正聚焦核心实质问题：数据归属到底怎么算？谁有权使用数据？使用数据产生的结果又该如何共享？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Paddy Cosgrave：就在进演播室之前，我还跟你的一位同事聊到我在大学时写过的一篇论文，研究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商业媒体。

当时美国媒体充斥着怨气，指责日本人根本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只会剽窃和山寨。这涉及丰田以及其他很多行业——他们指责日本人窃取了他们的知识产权。

主持人：你教授当时对这篇论文评价如何？

Paddy Cosgrave：咳，他当时正在大肆抱怨中国，我对他说：“这太荒谬了。只要到了特定的发展阶段，就会出现这种一成不变的话术。”

70 年代初，美国媒体和政客说日本人毫无创新能力，纯粹是山寨抄袭者；而到了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日本车企在创新上已经全面超越了美国。

于是美国人不得不换一套新剧本：他们声称日本车企受到了政府干预，必须对丰田加征 400% 的关税——而当时丰田造出的发动机性能，已经远远把美国企业甩在了身后。

到了 80 年代末，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为了优化气象模型，决定从日本采购一台超级计算机，而没有选美国的克雷公司（Cray，现为 IBM 子公司）。他们认为日本电气（NEC）生产的超级计算机既便宜又好用。

结果他们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强行介入，声称“我们怀疑 NEC 通过设备进行安全隐患，因此全面封杀 NEC 超算”，硬逼着气象局等机构只能采购国货。

二十年后，美国商业媒体和政客又对韩国如法炮制了同一套说辞：“韩国人只会山寨抄袭，他们缺乏真正创新的文化基因。”

主持人：那你觉得后发者为什么最终都能突围成功？

Paddy Cosgrave：为什么能成功？

因为在任何工业发展的初始阶段都是如此——就拿香港港口来说，很多起重机都是蒂森克虏伯制造的。1835 年最早的克虏伯跑到英国去“偷师”冶金技术，带回德国并进行了“蒸馏”，最终打造出了德国最重要的钢铁制造巨头。

后来，美国人也是从德国人那里借鉴模仿，并在其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日本经历过这个阶段，韩国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也经历过这种技术引进与吸收的阶段。所有国家都走过同样的路。而现在，中国在创新速度上已经完全超越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洲。西方的反应却依然同过去如出一辙，毫无长进。

为什么西方的创新停滞了，而中国却在全面爆发？

主持人：但为什么历经几代技术更迭与竞争，这些话术总能屡试不爽？这背后争夺的到底还是终极权力，还是别的什么？

Paddy Cosgrave：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延伸问题：为什么西方的创新步伐放缓得如此厉害，而中国的创新却爆发得如此迅猛？是不是西方的创新体系结构发生了蜕变？

主持人：你所说的“放缓”或“爆发”具体指什么？你参考的是什么样的衡量指标？

Paddy Cosgrave：可以参考很多指标：专利申请量、作为创新风向标的学术顶刊高质量引用率，或是 AI、机器学习、材料科学等具体前沿细分领域。

为什么中国不仅赶上、而且在几乎所有高科技细分赛道都开始超越西方？

我的看法是——别忘了，我只是个卖门票的——创新是一个有机系统，依托于公共部门（政府及所属机构）、私营部门（企业）和大学科研系统三者之间的紧密协同。它们是一个运转一体的集合体系。

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受大财团及其股东利益驱使的意识形态，彻底掏空了西方的这套创新系统。它虽然带来了惊人的账面利润和行业垄断，却导致真正的市场竞争急剧萎缩。

而在中国，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中国借鉴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创新体制经验，取其精华，因地制宜，打造了一套协同整合的创新体系。

在这里，私营企业无法凌驾于政府之上左右政策；而在西方，私人资本利益已经开始主导创新政策的制定，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国家体系。

AI 终将变成零成本的公共设施，谁也无法真正垄断

主持人：，对于一个“卖门票的”来说，平常的生活是怎样的？你操盘网络峰会（Web Summit）多年，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挺身而出直抒胸臆，随后又重掌 Web Summit。究竟是什么吸引你不知疲倦地在全球各地举办这些盛会？

Paddy Cosgrave：因为创新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历史上曾有过短暂的时期，全球绝大部分创新都集中发生在美国——尤其是硅谷，其次是欧洲和日本。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正是我们把峰会开到中东、南美、以及此前在香港举办的原因，我们也非常渴望能再次在中国大陆办会。创新正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发芽。

至于我个人的生活，我和家人住在爱尔兰乡下的一个农场里。

主持人：那是个什么样的农场？养了羊，还有牛……

Paddy Cosgrave：有牛，养了鸡、鸭、鹅，种点蔬菜，读读书，陪陪孩子们。

主持人：那真是世外桃源，神仙日子！

Paddy Cosgrave：这种生活确实挺惬意的。

我其实并不太担心 AI 发展会不成比例地只让极少数国家坐享其成，因为 AI 模型最终必然会走向高度普惠化、商品化。这种技术绝非能够被长期垄断的特权。

我认为 AI 将无限趋近于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在世界各地几乎以零成本触手可及。因此，我不太担心发展中国家会因此处于被动劣势。

发展中国家将在当前这轮发展周期中获得巨大红利，因为在中国出海倡议的强力带动下，大量的公路、铁路和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正在铺开。

随着中国沿着价值链向上攀升，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终将逐步向外转移。

主持人：沿着价值梯级向上走。

Paddy Cosgrave：没错。最先承接的将是距离中国最近的国家——

主持人：比如东盟国家。

Paddy Cosgrave：东盟，随后是非洲以及其他地区。

西方在“全球南方”留下的历史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充斥着剥削与帝国主义掠夺，以惨痛的人道代价榨取财富。

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时代节点：过去 500 年间全球秩序的底层结构大体未变，而今天我们正在亲历不可思议的深刻巨变。

在 Web Summit 上，我们的演讲嘉宾很多都是学者，因为如今的创业者们连明天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都吃不准，更别提十年之后了。

人类会不断适应科技浪潮的冲击

主持人：商界领袖通常需要在个人内心抱负与严酷的商业现实之间寻找平衡。你自己的做事风格是怎样的？为了让峰会能够持续运营盈利，你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划下的分界线在哪里？

Paddy Cosgrave：两点原因：

第一，我对 Web Summit 拥有 100% 的所有权。我设立了董事会，但我根本不需要听他们的，我没有任何外部投资人。

第二，外界其实没有那么在乎我说了些什么，所以我比那些身居高位的企业高管或政客拥有大得多的言论自由。

我会主动去寻找多元的新闻来源——西方媒体往往对国际频道报道的内容只字不提。

在西方，最有力的宣传手段是“以遗漏为手段的舆论过滤”（propaganda by omission）：很多真相被直接掩盖，根本不会被报道出来。

主持人：当大语言模型把这种价值取向和编辑偏好直接固化进算法系统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危险了。

Paddy Cosgrave：确实如此。

一年多前，我就拿同样关于美国媒体的问题分别测试了 DeepSeek 和 OpenAI。OpenAI 给出的答复是一套经过公关清洗、粉饰太平的“言论自由”标准说辞；而 DeepSeek 则直接引用了客观国际报道。

不过话说回来，我只是个卖门票的，在这些专业领域算不上什么专家。

主持人：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参加你峰会的许多观众都来自中小企业。在这个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他们该如何生存与立足？当 AI 正在重塑一切，普通人面对就业选择或子女教育时，又该何去何从？

Paddy Cosgrave：关于大学：在美国，超级富豪寡头阶层对大学产生了强烈的敌意，因为终身教职教授是少数能够自由发表针对美国社会弊端毁灭性批判的人群之一。从长远来看，这种敌意正在严重侵蚀美国的高等教育根基。

至于更广泛的担忧，这是每个技术变革时代都会面对的永恒命题。每一项新技术都会重新定义哪些技能更有价值，并重塑社会的运作方式。

政府、企业和公共机构有责任携起手来，抹平创新初期的粗糙棱角，防范次生危害。面对每一次科技浪潮带来的冲击，人类始终展现出了极其惊人的适应与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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