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京都便利堂，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其实它已有130多年历史，是日本近现代重要的美术出版会社，最具代表性的技术便是珂罗版印刷。
近日，偶得一封张大千致石黑的信札，很是有趣。内容如下——
石黑先生足下：手翰拜悉，并《赵文敏九歌书画册》五十册亦已收到，至为感谢。比维兴居安稳，新岁百福为颂为慰。《九歌册》敬烦再寄一百册，下余若干仍代保留，明年二月弟来京都拜领。又敝藏王羲之《行穰帖》真迹，亦拟付印，当携来奉讬也。
十二月廿八日弟张大千拜干
信中提到的《赵文敏九歌书画册》，是1958年（戊戌）的珂罗版本。每一页都有“戊戌年大风堂造”水印，与1955—1956年在京都便利堂印刷的《大风堂名迹》所用“甲午年大风堂造”水印纸同根同源，是为项目专门定制的用纸。但是《九歌画册》的日本版权页上未见便利堂社名，但结合信札内容、用纸工艺及印刷装帧特征，表明系张大千委托便利堂印刷制作者。
张大千在信中提到欲携《行穰帖》赴京都办理付印。这封没有纪年的信，其实为其写信的年代提供了线索，推定为1961年的12月28日。因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相关研究文章明确写到1962年5月由便利堂珂罗版复制完成《行穰帖》。至此，信中所有的信息似乎均已考证清楚，事实真的如此吗？便利堂有无可能在更早的时间已经接触过《行穰帖》？
在好奇心驱使下，查到了一个新名字，西川宁。那是日本近现代非常重要的书法家、书法史研究者和中国书法研究学者。在二玄社1991年出版的《西川宁著作集 第1巻：中国书法丛考1》目录第三部分收入的《新出的行穰帖》一文中清楚地记述了早在1959年春，西川宁在东京四谷张大千住所内首次见到《行穰帖》。之后张大千把《行穰帖》寄存在西川宁家里有半年之久，并委托便利堂在西川宁家进行了原寸珂罗版摄影。所以，便利堂至少在1959年已接触并摄影《行穰帖》。这也使信中“付印”二字有了更具体的解释：便利堂此前已完成摄影，而此处所说的“付印”，是指后续的正式制版与印刷。由此，一条关于《行穰帖》付印的时间线逐渐清晰起来：1959年摄影建档→1961年12月28日张大千致石黑信，提出把原作再带到京都校对付印→1962年便利堂完成了《行穰帖》的印制。
写了半天，信中提到的“石黑”到底是谁？从时间、职务以及信件内容来看，“石黑先生”与石黑丰次高度吻合。石黑丰次（1907—2001），1933年入社，后历任董事、常务董事及第六代社长，是便利堂昭和时代重要负责人。
这封张大千的信件，寥寥数行，把《赵文敏九歌书画册》和王羲之《行穰帖》同时写入其中，由此呈现出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被摄影、复制、印刷并重新传播的一条重要路径。
原标题：《晨读 王琰：张大千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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