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与九一八有关！南都曾追访记录创作往事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事变后，田汉、许幸之和夏衍等人准备拍摄电影《风云儿女》宣传抗日救亡。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查禁，电影表面讲述的是几名东北青年流亡关内后的成长，借主题曲抒发主角们的亡国之恨和救国决心。这首主题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有记载称，听说电影缺乏拍摄经费，爱国将领朱庆澜出资担任本片的制片人。聂耳曾将主题曲录成唱片寄给朱庆澜，曲名暂定为“进行曲”。听完雄劲刚健的旋律后，朱庆澜脑海浮现出九一八事变后在抗日战场上舍生忘死的义勇军战士，提笔在“进行曲”前写下了“义勇军”三个字。

南都N视频此前报道，在1935年4月末5月初，聂耳把电影《风云儿女》的歌谱完成稿《义勇军进行曲》从日本寄给司徒慧敏。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首与时代民众产生共鸣的歌曲由此传唱开来。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音乐史学者伍春明告诉南都记者，《义勇军进行曲》最终成为国家的象征，其历程印证了艺术与人民、民族命运的深度联结。

《义勇军进行曲》歌谱手稿。

“在暴风雨中诞生”

南都此前报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田汉在《中国电影》杂志上连载多篇文章，追怀影事。那是20多年前，位于上海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后拍摄了影片《桃李劫》，他以“陈瑜”为笔名给影片写了一首主题歌《毕业歌》。

南都此前报道。

“由于这家公司跟党有很深的关系，在一次会谈上，我也承担了一个剧本，那就是以亭子间奇遇开始，以长城抗日结束的，写知识分子由象牙之塔断然走向民族民主战场的《风云儿女》。”田汉说，他交出故事不久就被捕了，电影台本由夏衍接手。

关于上述电影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细节、写于何处，多年以后田汉坦承“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地模糊了”。

田汉。

有学者分析，田汉在被捕前的时刻，手边唯有一片香烟包装纸，于是将歌词记录在包装纸的背面。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其以夏衍等人的回忆为依据，认为田汉将歌词写在剧本的末页。

不论如何，歌词交到了聂耳手上。这位年轻人当时虽然仅二十出头的年纪，却早已凭《毕业歌》声名远播。“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作为《桃李劫》的主题歌，明朗而强有力的旋律与田汉的歌词配合，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产生极其强烈的社会反响。

聂耳。

南都记者查询史料发现，在约请聂耳谱曲的过程中，司徒慧敏起到重要作用。他是电影技术专家，被视为电通影片公司“灵魂人物”。

据《百年司徒慧敏》所载，他原名司徒柱，广东开平赤坎镇人，1910年生于一个爱国华侨家庭。受父辈熏陶，又见时代风云激荡，中学便立志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了广州起义，后曾留学日本，回到上海不久涉足电影界。

1935年，司徒慧敏（右一）和家人。

1933年秋，他和堂兄司徒逸民、马德建、龚毓珂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为电影公司提供录音服务。1934年3月，由器材公司改组为“电通影片公司”，同年12月，公司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上映。

电通影片公司是左翼电影企业，创作十分艰难。司徒慧敏后来形容“那样天昏地暗的暴风雨之夜，也如同我们当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反映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境一样，笼罩在紧张、恐怖之中”。

当司徒慧敏告诉聂耳，希望将《义勇军进行曲》谱写成曲时，聂耳很兴奋。聂耳说，自己生活在暴风雨时代，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感军阀战乱的痛苦；他还为祖国的壮丽河山，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所激动。他很有信心地表示，一定努力去完成。

在编曲阶段，聂耳与友人讨论后，将田汉歌词的部分语句做了调整。其中，“冒着敌人的炮火”一句，田汉原文为“飞机大炮”，被改成“炮火”。

据司徒慧敏回忆，聂耳在不长的时间内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拿着初稿去向青年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中年人、老年人，甚至文化程度不高或者不识字的人请教。“在离开祖国的前夜，还亲自到电通公司荆州路的摄影棚来和我们一同练唱，最后还仔细倾听朋友们的意见，决心尽最后的努力去修改。”

1935年4月，由于形势危险，聂耳携初稿匆匆赴日。大约在4月末5月初，他把完成稿从日本寄给司徒慧敏。

“广东人留下的破绽”

1935年5月9日，司徒慧敏、袁牧之、顾梦鹤、郑君里、盛家伦、金山、施超等人，来到上海百代公司的录音棚。

司徒慧敏是首版唱片灌制的亲历者。他介绍了这支只经过几天练习“小小的临时合唱队”的组成人员：“有爱唱歌的青年盛家伦，有当年演过《大路》的郑君里，有正在排演《娜拉》的金山，有《风云儿女》的演员顾梦鹤，有新演员兼场记员施超，把不善于唱歌的我也滥竽充数地凑上去，共六七个人。”

百代唱片《义勇军进行曲》早期版。

自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唱片在上海已非常普及，形成百代、大中华、上海胜利三家巨头。百代公司制作设备一应俱全、器材先进，在1932年已年产270万张唱片，无疑占据冠军位置。

首先是男声报幕：“百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演唱开始前，有几个小节特强的小鼓独奏，紧接着奏出军号前奏，引出的歌声像是呐喊和怒吼。

司徒慧敏还透露，当时经过多次电影胶片上的录音，众人一致认为不如最初一次的录音，于是决定把第一次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胶片上来。几十年后忆及此事，他感到一丝抱歉：“今天，如果观众中有人听得出歌声中还夹杂着一些广东语音的话，那就是郑君里、顾梦鹤和我三个广东人留下的破绽。这也说明当时我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了赶时间完成任务，担当了力不胜任然而勉为其难的事。”

与其说留下“破绽”，不如讲留下“抹不掉的光荣”。南都记者搜罗了几位广东人的资料。

郑君里，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1911年出生于上海，原名郑千里。1928年，郑君里进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学习，加入南国社等进步社团从事戏剧、电影创作。1932年进入联华影片公司做演员，出演了《野玫瑰》《共赴国难》《奋斗》《新女性》《国风》《迷途的羔羊》等影片。

郑君里。

此次合作之前，他和聂耳早就相识。孙瑜导演的影片《大路》有四首歌，聂耳与郑君里等男主角、剧务主任、导演一共8人，齐唱了其中的《开路先锋》和《大路歌》。

顾梦鹤，广东番禺人，1904年生于广州。1924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从事美术及话剧活动，曾参加田汉组织的南国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艺华、联华、新华、电通等影片公司任演员，出演《新女性》《夜半歌声》《风云儿女》等，尤以扮演《风云儿女》中的热血青年梁质夫，在观众中产生强烈影响。

顾梦鹤。

除了司徒慧敏提到的三个，盛家伦也是广东人。

他原籍广东中山，1911年生于湖北武汉，1928年就读于文华大学，1932年去上海。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1935年与吕骥、沙梅等学者在上海组织业余合唱团，从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曾为电影《夜半歌声》演唱插曲《夜半歌声》（田汉词、冼星海曲），在社会上影响广泛。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