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了美国的林赛·克兰西案：产后精神疾病、母职和一位母亲的“恶”与“病”

2026年8月底，Reddit上一位用户发帖：“交往四年的男友诱导我对林赛·克兰西（Lindsay Clancy）案发表意见，现在我们决裂了。”这则帖子迅速收获3500条评论。其实，自克兰西案2026年7月开庭以来，类似的分手帖在Reddit上一再出现。美国人抱怨克兰西案成了继热门影片《痴迷》之后，异性情侣间新的“试金石”。在社会物质和精神都日趋分裂，价值和情感共识日益成为不可能的当下，克兰西案再度分裂了美国。

当地时间2026年9月4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辩护律师凯文·雷丁顿（中）在林赛·克兰西谋杀案审判中法官宣布无效审判后，在媒体和执法人员的陪同下离开普利茅斯县高等法院。视觉中国 图

克兰西是谁？

现年36岁的林赛·克兰西曾是美国麻省总医院的产科护士。在病人和同事看来，她是一位充满爱心的白衣天使。但现在，她是“恶魔”——2022年五月生下第三个孩子后，克兰西开始出现精神问题，此后她辗转于不同医院和精神机构，多次前往急诊求助，也曾短暂住院。她被诊断为抑郁和焦虑障碍并接受药物治疗，但状况持续恶化。2023年1月24日，她（自称在幻听声音的命令下）杀死了三个孩子后跳楼自杀未果，造成T5–T6水平脊髓横断伤，腰部以下永久性瘫痪。就在前一天她还接受了精神科会诊。

今年八月，克兰西案开庭。审判的核心并非克兰西杀婴的事实，而是其精神状况。她的律师以产后精神病（postpartum psychosis, PPP）为由为她做精神失常抗辩（insanity defense）。在美国的体系里，陪审团被要求判断克兰西是否因为“精神疾病或缺陷（mental disease or deficiency）”而杀婴。如果陪审团裁定“是”，则她不须负刑事责任，将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和监护；如果裁定“否”，则她将获得最高为终身监禁的刑罚。8月27日，庭审结束时，法官向陪审团指出，他们需要判断的“精神疾病或缺陷”是一个司法术语，而非医学术语，它不必符合某个正式的医学诊断（It needs not to fit into a formal medical diagnosis)。

辩方指出，克兰西在生第一个孩子时就罹患过产后抑郁。第三次分娩后再次出现。尽管克兰西已在精神科随诊，但多个医生未能及时识别她的PPP风险，而仅进行了抗抑郁和焦虑治疗。在案发前四个月的时间内她被开具了十几种不乏药理冲突的精神药物，加剧了她的病情。

检方则援引她的治疗记录，特别是一月初住院的出院小结，说明她虽有产后抑郁但并非产后精神病。美国各州的产后抑郁发病率有高有低，落在10%–20%之间。产后精神病相比更为罕见，约每千位孕妇中会有一到两例。此外，检方还提供了预谋杀婴的证据：克兰西查询了从家到药房的预计路程，让丈夫去给女儿买药，给在药房的丈夫打电话，似乎是有计划地“支开”丈夫，未表现出“精神错乱”，亦不符合大众对“精神病发作杀人是随机的”的典型认知。

而克兰西的丈夫Patrick则在庭审中作证：她在惨剧发生前是一个很棒的母亲。他公开表示原谅她因病犯下的错。案发后，他选择和林赛离婚。今年四月，他和一位生殖科医生建立了新的家庭。就在最近（9月20日）和新婚妻子接受CBS的采访里，他再次强调前妻并非社交媒体上所说的“邪恶母亲”、“婴儿杀手”和“恶魔”，而是产后精神病的受害者。

在二十二天的庭审后，陪审团又审议了七天，最终因无法达成一致而流审（mistrial）。据称，11人认可辩方提出的精神失常抗辩，但另有一位陪审员坚称“毫不怀疑克兰西在杀婴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克兰西的命运正在等待再次开庭审判。

一、“恶”还是“病”？产后精神病的医学小史

19世纪的精神病医生已经注意到围产期精神障碍的情况。不过，他们在诊断时或多或少地将当时理想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和母性（maternity）作为标准。阅读他们对病人的记录，可以发现这样一幅具有普遍性的图景：言语粗俗、不修边幅、对孩子冷漠等等，这些到底是在描述出现精神问题的女性，还是不负责任的母亲？

这种关注受益于19-20世纪产科专业化的浪潮：崛起中的以男性为主的产科医生群体日益以体系化的临床知识取代女性助产士的代际经验。1819年，伦敦的产科医生Robert Gooch首次提出了“产褥期精神错乱”（puerperal insanity）的概念。作为产后精神病的前身，这个诊断类别来自产科而非精神病学的事实本身就颇有意味。

在福柯笔下“疯癫”被大规模医学化、制度化管理的19世纪，“产褥期精神错乱”的女性能占到精神病院人口的10%。其中自杀和杀婴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当时的医学界和司法界将女性视为主要由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塑造的“柔弱的器皿”（weak vessels），因此对产后精神病的生理因素关注较少，而对其社会文化因素关注较多（Marland, 2012）。

在对1860-1920年英国杀婴司法史的研究中，Andrews Jonathan（2002）发现，在考虑减刑和释放时，女性父兄或丈夫的社会地位、声望和经济实力是关键因素。出身优渥的女性通常被认为能得到良好监护而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这就导致了一种悖论：如果一个女性的精神疾病和杀婴本就与经济窘迫或家庭虐待有关，那么在治疗和拘押后，监管机构反而会考虑她出狱后无人依靠的境况在减刑上犹豫不决。

同时，正如人们曾将“歇斯底里”的病因锁定在子宫，以子宫切除术来试图治愈之，当时对产后精神病的治疗也存在着部分今日看来甚为荒谬的做法：给病人戴子宫托或束缚其乳房。女性的欲望被视为其疯狂的来源，而月经的规律则被解读为精神疾病退去的信号。

当地时间2026年9月3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法官沙利文要求陪审团开始第六天的审议时，林赛·克兰西看向陪审团。视觉中国 图

在司法层面，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谋杀儿童的犯罪中存在着性别差异：男性犯人的受害者往往年龄相对较大，女性犯人往往聚焦于杀婴，且通常有不止一个孩子。因产后精神病杀婴的女性在量刑上往往得到宽宥。这是由于当时“产褥期精神错乱”已在临床上被观察为一种特殊的、短期的、或痊愈或死亡的疾病——可能在数月内自愈、不易迁延、不易再次发生（唯一的风险因素是患者再次怀孕）——因而对社会危害性较低。

随着时间流逝，对杀婴的这种司法视角在欧洲占据上风。到1922年，英国通过了《杀婴法》。根据该法，患有产后精神障碍的杀婴母亲将被指控犯过失杀人罪而非谋杀罪。量刑通常为缓刑和精神治疗。此后，欧洲多国纷纷效仿。

值得注意的是，在杀婴法在欧洲多国制度化后，关于产后精神病的生理学解释才逐渐得到充实。1970到1980年代，关于产后精神病的激素假说开始成形：女性围产期的激素变化极为惊人。在分娩后，雌激素和孕激素的短期大量回落可能在部分女性身上诱发生理（如围产期甲亢）和精神问题。这与20世纪以来“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大浪潮相吻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医学的进步，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坏”（badness）的行为或状况，如肥胖和酒精成瘾，被纳入医学的范畴，视为“病”（sickness）。这去道德化了部分疾病，减少了社会歧视和污名化。

纵观产后精神病的医学史，我们可以说，在这条脉络里同时存在着疾病的女性化和女性的疾病化，且始终交织。当一个女性表现出社会意义上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异常，她是“坏女人（母亲）”还是“病了”？一方面，在杀婴法的减责制度化之前，部分患产后精神病的女性曾因杀婴而被千夫所指、驱逐和绞死；另一方面，精神治疗曾一度是约束女性欲望和身体的默认手段。例如，女作家夏洛特·铂金斯·吉尔曼曾因产后抑郁被建议静养。她将这段经历文学化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黄色墙纸》：产后的年轻女人被诊断为神经衰弱。丈夫将她送到乡间“休养”，不准工作、不准写作。一段时间后，女人开始坚信房间的黄色墙纸后面有一个女人，她开始撕墙纸，试图解救她……病者因被道德化而遭到审判和驱逐，无病者被冠以疾病之名规训。谁在裁定女性身体的“健全”和“病态”？

事实上，在克兰西案件的讨论中，我们依然能观察到与18世纪如出一辙的扔向“坏母亲”的石头。克兰西孩子的多位老师和医生作证，她是一位“深爱孩子的”、“慈爱”、“体贴”的“好母亲”。案发后，警方搜查到克兰西的一些笔记本。在那里，克兰西一边事无巨细地记录着照顾婴儿的日程，一边哀嚎：“听着他（婴儿）一个多小时不间断的啼哭几乎杀死了我”；“每天都仿佛溺水”；“绝望地想从照顾所有孩子的日子里得到精神解脱”。她尤其焦虑于婴儿的发育。在婴儿四个月时，她遵循医生的指导开启睡眠训练，即逐步减轻婴儿对自己的依赖，培养独立入睡的习惯。但婴儿依恋的啼哭又让她感到愧疚和心碎。当这些细节在庭审中被分享后，精神科医生或许会读出强迫性思维的疾病信号，有人会感慨慈爱母亲精神杀死亲子的悲剧，亦有人揣测她是一位控制欲极强的、操纵性人格（manipulative）的邪恶女人。

二、隐形的疾病：产后精神病在当代美国

由于症状的异质性、多变性及与其他诊断类别（如焦虑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等）的重合，关于“产后精神病”是否应成为独立的精神障碍诊断类别，至今仍有争议。“产后精神病”曾在1952年和1968年两度被纳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的主要指南），但在1980年被移除。在现行的第五版手册里，“产后精神病”依据具体症状散落在其他类别之内，只是加上了“围产期起病”（peripartum onset）的定语。

这一缺失有两个后果。首先，在医学上，临床医生可能无法及时识别复杂的症状或忽视部分症状，从而在诊断和治疗中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在司法上，精神失常抗辩（insanity defense）通常需要明确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相关行为表现两重证据。医学诊断的不明确可能直接影响陪审团的裁定。

而在法庭之外，产后精神病更不为大众所知。不同于产后抑郁，产后精神病可能超出了大部分人的知识储备和日常经验。林赛·克兰西的丈夫帕特里克·克兰西表示，自己在悲剧发生前从未听说过产后精神病这个医学概念。悲剧发生后，他通过学习相关知识和联系相关团体才逐渐接受了现实。

事实上，作为一种发病率为千分之一的疾病，产后精神病对精神科医生来说也并非常见。在克兰西案的庭审中，她的主治医生之一，麦克莱恩医院的Goodheart医生曾在辩方的交叉询问中承认，自己在行医生涯中从未诊治过一例产后精神病患者。

这也导致了公众在解读克兰西案时的框架差异：如果循着更为常见的“产后抑郁”的思路解读，那么克兰西是不堪重负而预谋“解决”了自己的孩子；但如果她当时正经历产后精神病发作，那么她不具有认知能力，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谈不上预谋——翻阅此前产后精神病杀婴的案件，我们会读到各种幻觉、幻听和幻境：患者听到撒旦的声音，逼迫她杀死自己的孩子；患者经历幻觉，认为孩子们正在一个起火的房间，她将孩子扔进水里来解救他们等等。在克兰西的叙述里，她声称自己听到指令杀死孩子，并坚信自己和孩子一起赴死是对孩子们最好的选择。但这种叙述对于未曾有过幻觉经验的大众来说，确实会显得匪夷所思。

2023年1月24日，应急救援人员在地下室房间内发现了克兰西（Clancy）孩子们的遗体。

归根结底，人们会倾向于以自己熟悉的框架解读克兰西案。“恶”的判断来自性别化的、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病”的判断依赖专业规范和专业权威——而在克兰西案里，确凿的“产后精神病”的诊断既未写在病历里，也尚未被列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里。没有某个权威能一锤定音地定论克兰西在杀死三个孩子的短暂的十五分钟里是/否处于精神失常状态。连她本人在回忆起那悲剧的十五分钟时，都说是像梦一样模糊。这就导致了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且都深信自己在匡扶正义。

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Margaret Spinelli是产后精神病方面的专家，长期致力于提高公众对产后精神病的认识。她曾撰文指出，以上述英国《杀婴法》为参考，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的21个国家都已针对产后精神病出台了特殊的法律，允许对杀婴的母亲从轻判决及开展精神治疗。而在美国，联邦制下各州高度自治的现实导致了杀婴案量刑具有更强的随机性。产后精神病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缺席，不仅导致因产后精神病杀婴的女性面临更严厉的刑罚，且此种严刑峻法似乎于事无补——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杀婴案的发生率断层最高（Pritchard等，2012），且持续上升。

从法理学的角度，刑罚的施用关系到三种正义性：威慑（deterrence）、报应（retribution）和矫正（restoration）。倡导在美国引入类似《杀婴法》的减责制度的学者们指出，在威慑方面，对因产后精神障碍杀婴的女性来说，刑罚的威慑不是防止悲剧重演的首要手段——精神治疗才是。在报应方面，母亲往往并非悲剧发生的唯一责任人。其他因素可能包含家庭的不良状况、社会支持的缺位和精神卫生部门干预的滞后等。因此，只惩罚母亲一人似乎并不正义。最后，修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关注对犯罪者的改造。而在此类案件中，精神治疗和育婴课程等显然比监狱更能将杀婴者“矫正”为合格的“母亲”（Oberman, 2003)。

陪审团制的初衷是将“常识”再次引入日趋专业化、复杂化和精英化的现代司法体系之中。律师出身的卡夫卡曾在《审判》中著名的“在法律门前”段落勾勒了这种困境：一个乡下人。他既不懂法的语言，也不懂法的运行规则。他徘徊于法律门前。门始终开着，但他无法进入……在一定程度上说，陪审团制正是对此困境的回应，将本来被云山雾罩的法律知识遮蔽的司法权力向普通民众开放。

但在克兰西案里横亘着“产后精神病”这一尚不为医学界、司法界和公众熟知的病理现实。于是出现了如下情形：十二个大概率没有受过精神病学乃至医学教育的普通人要在巨大且两极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做出一个准医学的司法判断。

三、谁的子宫，谁的身体，谁的未来？政治化的女性身体和极化下的未来

女性的生育性身体始终是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乃至战场之一。隆起的腹部总能在美国的政治语境里引发无穷的遐想。它在物理意义上承载着福柯所言的“致其生（make live）”和“致其死（let die）”的可能性。它属于她，又不止属于她。这种奇特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在电影《消失的爱人》里的一幕得到了阐释：决意伪造丈夫谋杀自己来报复出轨丈夫的妻子特意伪造了怀孕的记录来让自己的“消失”变成头条——“美国（人）最爱孕妇”（America loves pregnant women)”。

在对克兰西案的讨论中，大量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工作者试图提高大众对产后精神问题的认识和关注度。她们指出：产后急剧的激素变化本就可能诱发情绪问题，而新生儿护理的繁重劳动和睡眠剥夺又可能加剧之。林赛·克兰西生活在发达的麻省，有丈夫的支持、不错的经济条件和优越的医疗资源，但她还是崩溃了——那么潜在的克兰西还有多少？她们呼吁：我们必须关注围产期女性的心理健康，正视和积极识别潜在的产后精神障碍患者。当一位新手母亲表现出冷漠、疏离、狂躁等异常时，请不要急于将她定义为坏母亲及将其反常定义为个人道德的失败——那或许是精神疾病的信号。

更广义地说，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母职”的社会和文化建构。一个生物学事实是，在哺乳动物里，雌性在压力、应激、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情况下杀死自己的幼崽（filial infanticide）并不罕见。人的抗压能力当然更高。但在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成为母亲的体力、精神和情感劳动往往被视为理所应当。人们默认女性天然就能完成“生”和“育”的种种繁重任务。请参考“为母则刚”这句看似称颂的话语里隐含的道德期待——如果有母亲“刚”不起来，她就是坏母亲吗？女性成为母亲的努力、牺牲和持续劳动被自然化了。当我们认为母职是一台只要按下“分娩”的开关就能全自动执行后续任务的机器时，我们就给了家庭、社区和社会支持缺席的借口。

当地时间2023年2月7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林赛·克兰西在医院与普利茅斯地区法院视频，接受传讯。视觉中国 图

这些科普的声音之外，美国女性也表达了对后罗伊案时代身体和生育自主的担忧：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1973）中的判决。那也是一个“准医学”的司法判决：妊娠前三个月可自由、合法地堕胎；中间三个月可有条件地堕胎；后三个月几乎禁止堕胎。现在，克兰西案似乎给了右翼人士反攻倒算的最佳借口。后者以克兰西案作筏子发问：“如果法律允许女性自由堕胎，她们会不会将杀婴也视为一种延迟堕胎？”

古老的性别话语也在借尸还魂：当大热的影视作品如《都是她的错》和《家弑服务》接连反思“有毒的男性气概”（toxic masculinity）时，对林赛·克兰西的猎巫却强化了“怪物般的雌性”(the monstrous feminine，Ussher，2003）的古老转喻。激素作用下的产后精神病不正是“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感性的”的生理证据吗？当康德在《什么是启蒙》里热情地号召人们“敢于运用你的理性！”时，他甚至不忘踩一脚“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不敢且懒于理性思考。现在，这种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话语死灰复燃——“如果女性甚至能在激素的作用下疯狂，她们能胜任领导职位吗？”“她们能进行重要决策吗？”“她们能成为合格的母亲吗？”

母亲们还担忧起抚养权：“如果我因精神疾病寻求帮助，是否会导致抚养权被剥夺？”这是由于美国的民事诉讼相比刑事诉讼对产后精神障碍的认定相当宽松，这意味着如果女性曾有产后精神障碍的病史，在抚养权官司中很可能处于劣势。

与此同时，精神疾病患者则在哀求：停止妖魔化精神疾病，让我们坦诚地讨论心理健康！克兰西的律师曾在法庭上展示了一张密密麻麻又花花绿绿的药物表格——从2022年九月到2023年，她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被多位精神科医生开具了13种药理不无冲突的处方药。在克兰西同情者的眼里，这是精神科敷衍、僵化和失灵的表现；而在她的反对者眼里，这说明她不遵医嘱、不耐烦试药、反复无效求医。更有一种阴谋论称她持有的广泛性焦虑障碍诊断也系在量表测试和远程医疗面诊中撒谎得来。后者忽略了精神疾病和精神药物的复杂性——精神疾病本身可能导致患者思维异常，且精神药物在服用初期往往有较大副作用，因此患者的依从性不佳是普遍问题，需要随访跟进。

克兰西的经历让部分精神疾病患者代入了自身在美国医疗体系中经历过的模式和挫折。而种种对“精神病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想象更让后者呼吁：精神疾病并不如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表现为眼神涣散、流口水和抽搐。许多人可能表面一切正常，但内心已经崩溃。

以笔者本人为例，我刚到美国时就被接连上了几节“医疗课”。笔者因慢性疼痛服用度洛西汀，此前在中国和欧洲开药都畅通无阻。但到美国后，则俨然置身于卡夫卡笔下的处处不通的世界：初级保健医生以“无权开具精神药物”为名拒绝处方（度洛西汀既是现行纤维肌痛临床指南的一线药物，也是一种抗抑郁药物），而精神科医生则评估笔者没有抑郁症进而拒绝开药。于是，笔者就被“卡”在了“身”、“心”两种医学体系之间——尽管两者本是连通的。而当笔者最终另辟蹊径获得处方后，又发现保险公司不报销此药，并要求笔者服用其名录中被列为“等价”的治疗多动症的药物。此间种种，让笔者对美国的医疗体系和精神卫生体系心有余悸。

同时，也有另一部分人坚定地认为一个母亲竟然杀死自己的三个孩子这种事骇人听闻，无论如何都不可宽宥。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正在网上和现实中彼此攻讦的阵营都是真切地感到“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我而鸣”。

说回克兰西案本身。在初次开庭流审（mistrial）后，本案将择期再次开庭。如果陪审团认定她在精神失常状态下杀婴，那么她会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和监护。如果认定相反，那么她将入狱，甚至在监狱度过余生。此外，由于腰部以下永久性瘫痪，她将终生丧失行动能力，需要24小时生活护理。无论是哪种情况，她的“病”或“坏”都不会对社会再构成潜在威胁。

参考文献：

Andrews, Jonathan. “The Boundaries of Her Majesty’s Pleasure: Discharging Child-Murderers from Broadmoor and Perth Criminal Lunatic Department, c. 1860-1920.” InInfanticide. Routledge, 2002.

Marland, Hilary. “Under the Shadow of Maternity: Birth, Death and Puerperal Insanity in Victorian Britain.”History of Psychiatry(London, England) 23, no. 1 (2012): 78–90.https://doi.org/10.1177/0957154X11428573.

Oberman, Michelle. “A Brief History of Infanticide and the Law.” InInfanticide. Psychosoci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on Mothers Who Kill. American Psychiatry Publishing, 2003.

Pritchard, Colin, Jill Davey, and Richard Williams. “Who Kills Children? Re-Examining the Evidence.”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43, no. 7 (2013): 1403–38.https://doi.org/10.1093/bjsw/bcs051.

Spinelli, Margaret. “Postpartum Psychosis: A Diagnosis for the DSMV.”Archives of Women’s Mental Health24, no. 5 (2021): 817–22.https://doi.org/10.1007/s00737-021-01175-8.

Spinelli, Margaret G., ed.Infanticide: Psychosoci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on Mothers Who Kill.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2003.

Ussher, Jane M.Managing the Monstrous Feminine: Regulating the Reproductive Body. Women and Psychology. Routledge, 2006.

Yinan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