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贵耕：建议立法规范和保护职业打假——全面遏制假冒伪劣泛滥，多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近年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一批打着打假旗号实施敲诈勒索的团伙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山西铁头”“松哥打虎” 等网红打假人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引发全社会对于职业打假行业的广泛讨论与深刻反思。一方面，部分异化的 “假打假” 团伙伪造证据、要挟商家索取高额钱财，严重扰乱营商环境，消耗大量行政与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大量真正的职业打假人立足于客观事实，搜集制假售假线索，客观上弥补监管短板，守护普通消费者的消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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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司法实践中，合法职业打假与恶意敲诈勒索的边界模糊，职业打假人的法律定位悬而未决，行业内部鱼龙混杂，从业者人心惶惶。唯有加快推进专门立法，对该行业予以规范和保护，精准区分合法维权和刑事犯罪，才能既严厉打击借打假之名行敲诈之实的违法犯罪，又充分释放职业打假的社会监督价值，构建行政监管、司法保障、社会监督多元协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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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假售假尚未根除、假冒伪劣仍时有泛滥的市场环境之下，职业打假对普通消费者构成一种重要的客观保护力量，广大普通消费者十分需要职业打假来守护消费安全。市场中的商品品类浩如烟海，食品、药品、日化、建材等各行各业均存在专业技术门槛，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知识、取证能力、维权时间与诉讼经验，面对专业化、产业化的制假售假厂商，个体维权往往势单力薄，维权之路举步维艰。

普通消费者买到假货、过期商品，多数情况下要么选择自认倒霉，要么耗费巨大精力投诉，最终维权收效甚微。而职业打假人主动钻研法律规范、产品标准，专门搜集假冒伪劣、过期失效、虚假标注的证据，通过投诉举报、司法诉讼推动商家承担法定赔偿责任，倒逼商家整改违法行为，客观上净化消费市场，保护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正如业内比喻，职业打假人如同森林里的啄木鸟，啄木鸟觅食是为自身生存，却客观上消灭树木害虫，维护整片森林健康。不少制假售假案件线索，正是由职业打假人举报，监管部门据此开展查处，从源头上减少更多消费者遭遇假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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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必须清醒看到，职业打假行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部分从业者彻底背离维权初衷，演变为 “假打假、真敲诈”，这类行为令人深恶痛绝，必须依法严厉惩治。根据警方披露的案件事实，一部分团伙不以打击假货为目标，而是把索赔牟利当作唯一目的：有的调包商品、夹带过期产品进入商铺，有的篡改生产日期、伪造产品瑕疵，人为制造商家违法假象；有的以大量投诉举报、网络曝光为筹码，向商家索要远超法律标准的高额赔偿、“封口费”；更有甚者形成团伙化、规模化运作，把恶意索赔当成一门生意，滋扰广大中小商户，挤占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大量行政资源。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仅 2023 年职业索赔相关投诉达 73 万件，其中食品领域恶意投诉超过 22 万件，大量行政人力耗费在这类虚假维权诉求之上，导致真正普通消费者的维权诉求得不到及时响应。这类假借维权外衣实施要挟讹诈的行为，已经不再属于维权，而是涉嫌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对此，法律必须亮出利剑，对于伪造证据、恶意栽赃、团伙敲诈的犯罪分子坚决打击，绝不姑息。

但打击 “假打假”，不能一刀切否定全部职业打假行为。应当旗帜鲜明支持、鼓励那些脚踏实地搜集制假售假客观证据，依照法定途径开展维权索赔的合规职业打假人。当前最大的现实困境在于，我国尚未通过专门立法给职业打假清晰的法律定位，缺少一套明确、可操作的法律法规，既对越界的假打假形成刚性约束，也为合法合规的打假行为提供制度保护。正如法谚所言，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将使好人变坏。由于立法层面界定模糊，造成司法实践出现裁判尺度不统一的现状：同样是职业打假行为，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对于打假人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索赔诉求应当支持还是驳回，常常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一条款属于一般立法，无法穷尽职业打假这类特殊社会现象。职业打假人购买商品支付了与普通消费者完全相同的对价，同样有权拒绝假冒伪劣产品侵害；即便其带有牟利的主观目的，只要依据客观真实的违法事实，在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之内，通过投诉、调解、诉讼等合法渠道主张权利，就不应当直接否定其维权资格，更不能直接推定构成敲诈勒索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12309 平台的回复也明确：恶意索赔的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无中生有虚构事实；如果投诉、起诉建立在真实存在的产品问题之上，即便只是轻微瑕疵，依然属于有事实基础的维权，二者存在本质区别。现实中，职业打假人张强的案例，五年内全部针对真实存在过期、造假的商品开展打假，还曾经因为举报假药获得监管部门 5000 元举报奖励，却在专项斗争背景下半个月内三次被公安机关传唤。行业内风声鹤唳，大量合规从业者陷入恐慌迷茫，不少人直接停止全部打假活动。这是法律边界模糊带来的行业困境缩影。

之所以需要保留、规范职业打假这一社会监督力量，另一层现实逻辑是行政监管资源永远存在客观局限，难以实现对海量市场主体的全覆盖监管。我国市场主体数量庞大，各行各业线下门店、线上店铺数以千万计，基层市场监管人员编制有限，面对分散化、隐蔽化、不断迭代升级的制假售假手段，很难做到全天候、无死角主动排查。

回顾历年 315 晚会曝光的大量制假售假案例，许多违法生产窝点长期在当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却很少被属地监管部门主动发现查处，往往要等到媒体曝光之后，监管部门才赶赴现场开展处置整改，暴露出日常监管的短板与盲区。重大造假事件大多并非行政机关主动排查发现，而是依靠媒体曝光、群众举报才浮出水面。

行政监管资源有限，不可能盯紧每一家商铺、每一件商品，而广大社会主体的监督力量是无限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之初，本意就是利用利益驱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弥补公权力监管的不足。职业打假人就是这套制度催生出来的民间监督力量。

最高法在司法解释解读中提出，“打假的尽头应当是无假可打”，这是制度追求的理想目标，但理想不等于现实。世界永远处于矛盾统一关系之中，只要造假依然有利可图，假冒伪劣就不可能彻底绝迹。这就如同农业害虫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只能通过治理将其危害压缩到很小、可以忽略的水平。只要还有制假售假的生存土壤，就需要社会监督力量持续发挥作用。倘若因为部分人异化作恶，就全盘否定职业打假，等于主动放弃一支重要的民间监督队伍，完全把市场秩序维护的重担压在行政机关身上，既不现实，也不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

因此，将职业打假完整纳入法治轨道，为职业打假立下规矩，就是为全体消费者的权益上一道保险。推进专门立法规范职业打假，核心要义不是消灭职业打假，而是兴利除弊，划清两条清晰的红线：一条是保护的红线，明确什么样的职业打假行为合法，赋予合规从业者相应权利，保护其依据事实开展取证、投诉、起诉的行为；另一条是惩戒的红线，清晰列举何为恶意索赔、何为敲诈勒索，把调包商品、篡改日期、虚构违法事实、以曝光要挟索要巨额封口费等行为明确定义为违法，设置民事、行政直至刑事的处置路径，让执法、司法机关拥有统一明确的裁判标尺，不再出现同案不同判。

立法层面需要厘清几大关键问题。

第一，厘清消费者身份认定，正视职业打假属于特殊社会监督主体，不能简单以 “不是为生活消费” 全盘否定其维权资格，要结合购买事实、证据真实性、索赔途径、索赔金额是否在法定范围综合评判行为合法性，而不是单纯以主观动机定罪。

第2， 细化区分商品本身假冒伪劣和标签轻微瑕疵，落实司法解释精神，对不影响食品安全、不误导消费者的标签瑕疵，排除惩罚性赔偿适用，同时杜绝利用微小标签瑕疵漫天要价的行为。

第3， 明确合法维权与敲诈勒索的区分标准：一看事实，是客观存在商品违法问题，还是人为捏造、伪造证据；二看手段，是通过投诉、调解、诉讼等法定渠道，还是以曝光、反复恶意举报相胁迫；三看诉求，索赔金额是否在法律规定的区间，还是索要远超法定标准的封口费。只要没有虚构事实，索赔控制在法定赔偿范围，即便多次维权，也不能直接定性敲诈勒索；反之只要伪造事实栽赃商家，无论索赔金额高低，都应当予以惩戒。

第四，完善配套制度，建立打假行为的失信黑名单，把恶意索赔、虚假诉讼行为人纳入，同时建立保护真实举报人的奖励机制，鼓励真实线索上报；明确投诉和举报的法律区别，厘清调解撤销投诉、举报不可撤销的程序边界，消除实践当中的理解分歧。

规范职业打假的立法，同时也要兼顾中小商家合法权益。立法不能只偏向维权一方，也要防止权利滥用。对于轻微标签瑕疵、已经主动整改纠错的小微商户，应当设置合理容错机制。法律的目标，一方面是打击制假售假，另一方面也保护诚信经营的经营者，实现消费者、合法商家、社会公共利益多方平衡。

我们必须认识到，规范职业打假，只是治理假冒伪劣的其中一环，治本之策仍在于持续强化行政执法，加大对制假售假源头打击力度。公权力监管依旧是维护市场秩序的主力军，职业打假只是重要的补充力量，不能用社会监督替代行政监管。监管部门应当补齐日常监管短板，改变 “曝光之后才查处” 的被动模式，强化主动排查，加大对制假源头处罚力度，提高造假违法成本，从源头压缩假货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对待职业打假行业，应当摒弃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不能一看到打假牟利就全盘否定，也不能对借打假实施敲诈的行为放任纵容。通过专门立法实现精准规制：对 “假打假” 敲诈勒索者严厉打击，对真正立足于客观事实的职业打假予以制度保护与规范引导，形成行政监管为主、社会监督为辅，司法兜底保障的多元消费者权益保护格局。如此，方能最大限度遏制假冒伪劣泛滥，守护亿万群众消费安全，推动消费市场走向更加公平有序的未来。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