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1年5月，美国纽约，吕正操见到张学良时，两位东北军旧识已经相隔55年。屋内没有隆重场面，只有一位白发老人和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部下。谈话从东北军旧事说起，也由此触及张学良一生迟迟未能落地的心愿：回大陆，回东北看一看。
这次会面并非普通探亲。张学良获释后，曾通过旧部与大陆方面沟通。北京对他的态度也很明确：承认他在民族危亡之际所作出的选择，尊重他的个人意愿，同时不愿给他增加新的压力。
张学良这个名字，始终绕不开1936年的西安事变。那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经过谈判，蒋介石同意抗日方针，局势出现转机。
但事变结束时，张学良做出了一个改变自身命运的决定。
12月25日，张学良坚持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杨虎城劝过他，身边人也劝过他。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同样认为释放蒋介石是为了抗战大局，亲自随行却没有必要。
据相关回忆，周恩来曾提醒张学良，蒋介石对政界人物或许还能周旋，对手握兵权、公开反对自己的将领，却很难真正宽容。张学良没有改变主意。
“我亲自送他回去，事情总会有转圜。”这大概是当时张学良的判断。
遗憾的是，他高估了个人情谊，也低估了权力斗争的冷酷。离开西安后，张学良很快被扣留，此后长期失去人身自由。那一年，他年仅35岁。
周恩来并没有因此把张学良视作负面人物。相反，在此后的交涉中，中共方面多次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要求。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谈及国共合作，也曾感念西安事变对抗战局面的推动。
1961年西安事变25周年前后，周恩来还设法向张学良转去书信。信中“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八个字，既是安慰，也是对这位旧日对手的肯定。张学良多年后收到信件，仍对此印象深刻。
两岸关系变化，为张学良恢复自由提供了契机。蒋经国去世后，岛内要求结束长期管束的声音渐强。1990年，张学良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次年，他赴美国与家人团聚，也开始认真考虑是否有可能回到大陆。
北京方面并未把这件事当作一次普通访问来处理。有关准备涉及张学良的个人安全、接待方式、东北历史遗迹以及两岸政治影响。沈阳张氏帅府等旧址的保护，也被纳入相关考虑之中。
邓小平最终决定，让吕正操负责接洽。这个安排很有分量。吕正操早年在东北军中任职，曾是张学良身边的副官和秘书，后来参加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由他出面，既有旧部情谊，也有现实身份。
初次见面时，吕正操向张学良谈起东北军将领后来走上的道路。万毅等旧部也曾在人民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张学良听后感慨颇深，坦言自己没有参加全面抗战，是一生难以弥补的遗憾。
几次交谈后，话题转到回大陆。张学良没有提出物质要求，也没有要求特殊礼遇。他只是希望，回去时不要把自己变成一场政治仪式。
“正操，如果时机成熟，我当然愿意回去，但有三个条件。”
吕正操问：“您说。”
张学良答道：“不要举行欢迎会，不要接受记者采访，不要安排恭维性的场面，把我当普通人就好。”
这三个条件看似简单，实际包含着复杂心情。他既想回故土，又不愿因为个人身份引起过度关注；既承认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愿把晚年变成一场被反复展示的仪式。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晚年真正牵挂的，并不是名声，而是东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背负了“不抵抗”的巨大争议；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又因此失去自由。几十年间，东北从故乡变成了地图上的一片区域。
回大陆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两岸局势、家庭顾虑以及年事已高，都让这件事越来越难落实。赵一荻身体状况不佳，张学良本人也逐渐行动不便。2001年10月，张学良在美国病逝，终年101岁。临终前，他身边仍放着一幅东北地图，那个未能完成的返乡愿望，也停留在了人生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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