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夏，杭州第23军军部，宋时轮带着参谋人员突然来到驻地。陶勇正在食堂吃饭，听说九兵团司令员到了，赶紧起身迎接。宋时轮看了看桌上的饭菜，笑着说：“陶军长，副司令员架子不小，我只好亲自来接了。”
陶勇脸一红，连忙解释：“司令员，命令刚到，实在没有来得及报到。”宋时轮没有接话，只是盯着他。过了片刻，陶勇才说出实情：“听说您脾气大，我怕顶不住。”
这句话并非客套。
在华东野战军将领中，陶勇以敢打硬仗闻名。他和叶飞、王必成并称“叶王陶”，既能带兵冲锋，也有很强的独立判断。陶勇对部下要求严格，平时却不摆架子，常和战士们一起说笑。这样的性格，和宋时轮确实不太一样。
宋时轮的火爆脾气，军中早有传闻。可这种脾气并不只是个人习惯，往往和战场压力、部队伤亡紧紧连在一起。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革命，长期担任作战指挥员，遇到战事不顺，言辞自然格外严厉。
1934年，宋时轮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曾因参加帮助红军家属劳动一事与同学发生争执，受到党内处分。后来到陕北，他被安排到红十五军团任作战科长，心中不解，曾向毛泽东说明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告诉他，组织既要用人所长，也会处理历史问题，眼下应当服从安排。
宋时轮接受了这次谈话，投入新的岗位。此后，他在战争中逐渐显示出出色的指挥才能，但性情刚烈的一面也始终没有改变。
1947年，华东野战军进行外线作战，宋时轮率第10纵队承担牵制任务。部队在鲁西南作战时，曾遭遇邱清泉部队突然回击，伤亡较大。按照上级命令，第10纵队撤过黄河，由此引发了对战场部署的讨论。
毛泽东后来在电报中指出，宋时轮第10纵队北渡黄河造成损失，是一次失误。宋时轮认为，部队撤退并非擅自决定，而是根据敌情变化并请示后执行，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战场上的责任如何划分，往往牵涉多支部队，不能只看一纸电文。
1948年济南战役前，华东野战军在曲阜召开会议。宋时轮希望第10纵队承担主攻，同时也想把此前北渡黄河的问题讲清楚。由于战役部署紧张，会议没有展开讨论，这让他情绪更加激动，甚至一度离开会场。
粟裕随后将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严厉批评宋时轮的做法，并提出撤职意见。粟裕出面为其求情，宋时轮后来也作了检讨。济南战役结束后，相关责任问题得到进一步说明，事情才逐渐平息。
有意思的是，脾气刚烈并不等于缺乏担当。宋时轮在阻击战中常把部队放在最危险的位置。桃林岗阻击战期间，第10纵队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压迫，战斗十分艰苦，宋时轮仍要求部队坚守阵地。这样的指挥风格，使部下畏惧，也使部队在关键时刻能够顶住压力。
陶勇同样是硬仗出身。鲁南战役中，部队曾遭遇敌军坦克冲击，一些战士缺少应对经验，出现动摇情绪。陶勇没有大声训斥，而是坐在路旁的石碾子上，对部下说：“我陶勇坐在这里，谁也不许后退。”
一句话，稳住了军心。后来部队发起反击，取得了较大战果。陶勇的严厉，更多表现为临阵果断；宋时轮的严厉，则常带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两人都不好糊弄，却不是同一种脾气。
早在1949年，中央军委便考虑调陶勇担任九兵团副司令员。随着华东军区部队调整，原第23军与九兵团之间的建制关系几经变化，但这项任命并未立即取消。到了1950年，九兵团承担入朝作战准备任务，宋时轮急需熟悉部队、善于指挥的副手。
陶勇迟迟没有赴任，宋时轮起初以为他是对调动不满。直到杭州这次见面，他才知道，真正让陶勇犹豫的，是自己在军中的名声。
宋时轮听完后，语气缓了下来：“我也不是天天发火，打仗没打好，着急的是部队伤亡。”陶勇没有再辩解，当场表示尽快到九兵团报到。
这次谈话没有改变两人的性格，却消除了彼此的误会。后来九兵团入朝作战，宋时轮负责整体指挥，陶勇也在部队调整后承担了重要职责。1952年，陶勇回国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宋时轮则回国主持高级步兵学校工作。那顿杭州军部的饭，留下的不是一场争执，而是两名战将之间一次直来直去的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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