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为何能当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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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后，当时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因坚持维护彭老总而被打倒，总参谋长这个重要岗位，顿时就空出来了。

总参谋部责全军作战指挥和军事建设，总参谋长负责军队的上情下达，岗位一日不可或缺。

虽然黄总长下马了，但解放军人才济济，新的总长该选谁呢？

其实军内的人才虽多，但筛选池子并不大，就那几个大将有机会，其他将领都不在人选范围。

首先排除帅这一级，林总已担任了国防部长，再安排一个老帅当总参谋长，于情、于理、于工作都不合适。

何况之前的两任总长粟裕、黄老都是大将衔，如果让某位老帅来做总长，难免让人以为降级了，不利于军心和舆论的稳定。

可能有胖友奇怪：老帅这一级不合适，怎么不从上将选？那里面许多人资历、威望足够，几年后来也代理了总长。

这个怎么说呢？后来可以，不代表59年可以。

当时解放军有三大总部，总参在三总部里排第一，排第二的总政由大将谭政领衔，排第一的总参自然只能大将挑梁。

猫按：建国初解放军是四大总部，分别为总参、总政、总后、总干，但1957年总政治部与总干部部合并，从此变成三大总部，我们熟悉的总参、总政、总后、总装是1998年才确立，并于2016年军改中调整。

其实“在大将中选”还不严谨，应该改为“在还能正常履职的大将中选”，这个范围比“大将”还要窄。

因此首先可排除已下课的粟裕、黄克诚，身体不行的大将徐海东pass

年事已高，早就不负责具体工作的张云逸pass、靠山头代表拿到大将的王树声pass

第一轮就筛掉了50%，然后再看剩下的几个大将。

谭政是老师的首任秘书，政治信任度是足够的，但他当总政主任已非常辛苦了，无论战功、威望还是山头，都不适合总长的职务。

现在还剩旅长、罗长子、萧海军、许装甲四个人选。

许光达位列十大将第十位，主要靠红四的山头代表身份，资历威望不能和前面几个老大哥相比。

连上将中的张宗逊、王胡子等人，在资历上都不弱于他。

许本人也一直认为，自己授衔大将不合适，曾三次上书要求降衔，说“我对革命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老师十分欣赏许的谦虚，并称赞“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最终仍授予他大将军衔，负责装甲兵的创建与发展，成为我军的“装甲兵之父”，被军迷称呼为“许装甲”。

但即便授衔大将，许也坚持认为自己不能和其他大将同列。

他主动将行政级别从四级降为五级，成为十大将中唯一拿五级薪金的。

这样的性格与资历，自然不适合总长这个职务。

再看海军司令萧劲光，老师对他十分信任，称他为“终生的海军司令”，资历和威望也足够了。

但1959年的海军，正处于“打基础”的关键期，萧劲光从1950年就任海军司令员，已干了近十年，海军建设刚有起色。

如果调萧劲光去总参，海军司令员就要换人，整个海军建设节奏都要重新调整。

何况总参谋长需要的是“能压得住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协调军委与军区关系”的强势人物，萧长期经营海军这个单兵种，不适合“协调全军”这个任务。

再看人缘最好，大将中入党最早（1921年党刚成立就申请入党，1922年正式入党）的旅长同志。

旅长资历、战功、威望都够，性格也开朗豁达，是军内出了名的“开心果”，和跟各山头都能打成一片，按理说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他的身体已亮起了红灯，早在1957年，他就因心肌梗塞突发，在办公室直接倒下了，被紧急抢救回来。

1959年他的心脏问题已非常严重，医生几乎是命令式地要求他“静养”，军委也明确限制了他的工作量。

总参谋长这个岗位，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战事，熬夜看地图、通宵听汇报是家常便饭，紧急情况下甚至要直接飞往前线协调。

这是一个非常考验精力的“铁人岗”，让心脏随时可能“罢工”的旅长去扛这个担子，不是爱他是害他，更是对指挥体系不负责任。

而且旅长的性格太“活”了，他幽默豁达、跟谁都处得来，但总参谋长这个位置，需要一个“稳如泰山”的坐镇者。

旅长的亲和力在战场上、在军校里是优点，可在协调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时，有时候得拉下脸来拍桌子，这一点旅长也未必愿意做。

老师心里清楚，旅长更适合当个“开路先锋”或者“救火队长”，而不是坐在中枢天天处理繁琐的军务。

何况旅长在庐山会议前后的政治处境，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毕竟他和彭老总关系密切，早在革命前的旧军队时期就是好朋友。

以他那种老资历、敢说话的风格，在1959年那种高度政治化的氛围里，未必是加分项。

再看最后的人选罗长子，无论资历、威望、山头与性格，对总长这个岗位简直无比契合！

庐山会议后，军队高层正处于“反右倾”的政治敏感期，总参谋长这个位置，首要条件不是“能打”，而是“让老师放心”，这一点罗长子是满分。

之前罗长子担任公安部长，管的是“国家安全”，这个岗位本身就意味着，老师对他“政治忠诚”的十分信任。

庐山会议结束后，反右倾、肃清彭黄影响是当务之急。

一个“管安全、管保卫”出身的将领当总参谋长，本身就传递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总参不仅要管打仗，更要管“纯洁”。

而且罗长子的“强势”，正好与林总形成互补。

1959年林接任国防部长，林的性格是“深居简出、多思少言”，他需要的总参谋长，是能替他跑动、能压住场面、能坚决执行命令。

罗瑞卿的“雷厉风行”，正好弥补林彪的“不动如山”，直到60年代中期两人关系才破裂，这也说明之前合作还算默契。

所以罗瑞卿当总长，不仅是“唯一解”，而且是“最优解”，在那个特定时间点内，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政治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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