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不够，证言来凑：朱世英案暴露的取证本末倒置与司法程序瑕疵

刑事审判的核心要义，是以客观证据定事实、以合法证据定案罪。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定罪量刑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书证、物证、原始记录等客观证据，效力远高于主观性极强的事后言词证言。

但在朱世英案的庭审中，一场典型的“证据倒置”乱象彻底暴露：能够证实被告人无罪、罪轻的会议纪要、原始笔录、决策录音等客观书证被刻意搁置、不采信；而八份漏洞百出、涉嫌造假篡改、与原始事实完全相悖的补侦证人证言，却成为控方指控朱世英“独断专行、一言堂、滥用职权”的核心依据。

这般客观证据缺位、虚假证言补位的办案逻辑，正是“证据不够，证言来凑”的司法乱象缩影，既违背刑事诉讼全面取证的基本原则，也直击职务犯罪案件取证审查的核心漏洞。

一、铁证如山：客观书证彻底推翻控方核心指控

控方对朱世英的定罪核心逻辑，始终围绕其任职期间“独断专行、一言堂、集体决策流于形式”展开，以此支撑滥用职权的定罪要件。但在案留存的大量原始客观书证，早已形成完整的无罪证据链，直接击穿控方全部指控根基。

历年支委会纪要、董事会决议、办公会研讨记录等是留存固定、无法篡改的第一手客观凭证。所有案涉重大项目决策、“三重一大”核心事项，均清晰记载班子集体研究、全员充分讨论、参会人员逐一发表意见的完整流程，最终决策是朱世英综合班子各方意见后的集体成果，不存在个人专断、压制异议、跳过集体决策的情形。

不仅书证可以佐证，八名涉案证人在监察调查阶段的原始询问笔录，亦与会议纪要完全印证，真实还原了集体决策的客观事实。原始证据体系逻辑闭环、相互佐证，足以直接否定控方“一言堂、独断专行”的核心定罪事实，是法定的关键无罪、罪轻证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办案机关必须全面、客观、公正收集证据，既要收集有罪证据，更要主动收集、固定无罪、罪轻证据。然而本案中，面对清晰完整的客观无罪证据链，办案机关并未依法采信，反而刻意搁置、隐匿关键书证，为后续炮制虚假证言、拼凑定罪证据体系铺路。

二、漏洞百出：八份补侦证言实为“人造定罪证据”

客观书证无法支撑指控、真实原始证言无法定罪，于是办案机关开启“人工补证”模式，八名证人在补充侦查阶段作出的统一口径证言，成为本案定罪的唯一抓手，而这份核心定案证据，全程充斥程序违法、内容造假、人为篡改的致命瑕疵，毫无法律效力可言。

辩护人已于2026年8月27日提交书面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明确指出八份补侦证言存在批量复制粘贴、高度雷同、与原始笔录及客观书证全面冲突的问题。而庭审查阅的证人询问同步录音录像，更是彻底撕开了虚假证言的伪装，两处典型违法造假情形，足以证实该组证据系刻意炮制的无效证据。

其一，笔录批量预制，取证全程造假。2025年11月7日弓长涛的证人笔录，明确记载17时00分开始询问，17时16分即完成八页完整笔录。扣除身份核实、权利义务告知、笔录通读核对、签字确认的必要流程，实际有效询问时间仅六分钟。以正常取证节奏，根本无法完成八页内容详实、逻辑完整、格式规整的询问笔录，完全违背取证基本常理。

更关键的是，书面笔录记载的取证人员为两名男性工作人员，但同步录音录像清晰显示，实际询问人员为一男一女，笔录人员信息与现场取证人员完全不符。足以证实该笔录并非现场一问一答如实记录，而是办案人员提前预制、打印成型后交由证人签字确认，完全无法反映证人真实意思，属于典型的程序违法、内容虚假的非法证据。

其二，强行篡改证言，刻意固定虚假口径。2025年11月10日张亮的取证过程，完整暴露了办案人员干预证言、制造有罪证据的行为。同步录音录像显示，当晚21时07分，张亮在核对笔录时明确提出异议，主动澄清除化妆品项目外，其余涉案项目中朱世英均无强势决策、无一言堂行为，要求删除笔录中的不实指控、重新修改记录。

但该合理纠错诉求被办案人员当场拒绝，工作人员强行保留虚假不实表述，强制固定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证言。这一细节直接证明：证人真实意愿与原始客观事实一致，所谓“朱世英独断专行”的指控，并非证人真实陈述，而是办案人员刻意引导、强行篡改、人工塑造的虚假事实。

除此之外，八份补侦证言普遍存在高度雷同、口径统一失真、与原始证言前后矛盾的问题。多名证人后续证言高度同质化，彻底背离了普通人记忆表述的差异性特征，完全是统一模板、统一话术的“流水线证言”，唯一目的就是补齐控方证据短板，拼凑定罪闭环。

三、庭审争议焦点：同录调取权与排非审查的双重偏差

本案庭审中，控、辩、审三方的核心对抗，本质是合法取证规则与选择性办案逻辑的冲突，而公诉人与合议庭的双重认定偏差，让“证言凑数”的程序瑕疵进一步放大。

针对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合议庭当庭作出不予准许的认定。合议庭援引刑诉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认为辩护人仅以笔录无同步录音录像、内容雷同、与客观事实矛盾为由申请排非，未提交暴力取证、威胁引诱、刻意造假的具体线索，因此不启动排非调查程序。

该认定看似合规，实则陷入机械司法误区。辩护人通过同步录音录像，已经查实笔录与取证现场严重不符、证言被强行篡改、笔录提前预制等实质性违法取证事实，这些可视化、可核验的现场瑕疵，本身就是非法取证的直接线索，无需额外举证佐证。

而公诉人的抗辩观点，更是直接突破刑事诉讼证据审查底线。公诉人当庭提出：同步录音录像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无需随案移送、无需提供查阅复制，辩护人无权据此申请排非和调证。

该说法明显违背现行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同步录音录像与笔录内容存在实质性差异的，以同步录音录像为准。该规则核心价值，就是以原始视听资料核对书面笔录真伪，杜绝虚假取证、笔录造假。

同时，最高法对该司法解释的官方释义明确，上述规则同等适用于监察调查阶段的同步录音录像。《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亦规定，监察机关形成的同步录音录像，法检办案需要调取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提供，未移送导致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的，该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简言之，辩护人调取同步录音录像的权利，独立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只要对笔录真实性存在合理质疑，就有权申请调证核对，这是辩护权的法定核心内容，而非需要额外审批的例外权利。以“同录非法定证据种类”驳回调证申请，本质是规避证据核查、包庇取证瑕疵。

四、司法反思：“证据不够、证言来凑”是程序公正的最大隐患

朱世英案的核心症结，从来不是事实存疑，而是取证选择性失明、证据审查本末倒置。

刑事诉讼定罪，应当优先采信客观书证、原始记录、视听资料，审慎审查、严格规制主观性强、易被干预篡改的事后言词证据。但本案完全倒置规则：合法有效的无罪客观证据被搁置隐匿，漏洞百出的人工虚假证言被奉为定案核心，用主观证言否定客观事实，用瑕疵证据拼凑定罪闭环。

更值得警惕的是，本案办案机关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刻意不收集无罪证据、片面收集有罪证据。辩护人已明确提供会议纪要、原始证言、研讨录音等无罪证据线索及调取路径，办案机关明知该组证据可直接推翻定罪事实，却拒不核查、拒不移送，反而通过补侦手段统一证人虚假口径，弥补指控证据的先天不足。

这种“证据不够、证言来凑”的办案模式，彻底违背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核心要求，突破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底线。当客观真相被人为遮蔽，当虚假证言可以替代合法铁证，当程序瑕疵可以被司法认定包容，司法公正的根基便会被动摇。

刑罚是最严厉的公权力惩戒，关乎公民人身自由与名誉尊严，无合法证据则无定罪，无客观事实则无刑罚。朱世英案中，八份涉嫌非法取证、刻意造假的补侦证言，根本不具备定案证据资格，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更无法支撑刑事定罪。

坚守证据裁判原则，就应当摒弃“证言凑数”的惯性办案思维，全面核查本案客观无罪证据，依法排除非法虚假证言，以完整、客观、合法的证据体系还原事实真相，守住司法公正的最后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