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曾谈列宁：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一个统一国家改造成联盟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仅三周，普京在克里姆林宫说了一句震动史学界的话：列宁一生最大的错，是把一个统一国家改成了“随时能退出的联盟”。

这话听起来像翻旧账，但它串起了俄国百年来的三道伤口：1917年沙俄崩解，1991年苏联解体，2022年的战场硝烟。

普京对列宁的批评并非一时兴起。早在2016年1月，他就两次公开开火。在一次科技会议上，他直言列宁搞的民族自治联盟制度，“就像在俄罗斯大厦底下埋了一颗核弹，后来这枚核弹爆炸了”。

四天后，他把话说得更明白：列宁给每个加盟共和国留了“自由退出”的口子，这就是日后散伙的法律依据。2019年的年度记者会上，他第三次批判——列宁骨子里是革命家不是政治家，把一个有千年统一传统的国家改造成国家联盟，是天大的失误。

那么，列宁为什么要这么做？

1917年俄国乱得像撕碎了的旧报纸一样。沙皇倒台后，乌克兰要自治，芬兰干脆宣布独立，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也在考虑。外部有协约国14个国家组成的武装干涉，内部打不完的内战，白军到处点火，分裂势力跟着起来闹腾。列宁刚从苏黎世回国的时候，面对的局面是不让这些地方表态的话可能让苏联一下子就分裂成十几块。

列宁想的办法很绕——先承认你能够独立，然后再请你回来加盟。1918年的苏维埃宪法上面写的是“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自由退出”。在当时这根本不是什么分裂条款了，而是救命的止血贴。1920年乌克兰就是这样，在苏联俄罗斯同意它独立之后马上主动要求加入。

到了1922年新国家怎么组织起来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斯大林牵头的委员会首先出一个自治化的方案：让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并入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当大哥，其它的当小弟。这个方案一出来就被格鲁吉亚给炸了锅，在斯大林手下的人奥尔忠尼启则甚至跟格鲁吉亚代表动了手。

养病的列宁看到草案之后就在第二天晚上写了一封信叫政治局的全体委员看，用词很重他说斯大林“操之过急”。“我”的思路很清楚了，不要搞什么加入而要平等联合。

他批评斯大林说这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表现，在组织的时候让俄罗斯成为主体民族然后所有的民族都变成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了。

斯大林就回信反驳叫列宁是个大国的沙文主义者。列宁病得快要不行了，不能够参加中央全会了所以托人送了一个纸条给他说“我准备同大的沙文主义进行决斗”。在12月30日的时候苏联就在莫斯科签了《苏联成立条约》，其中第26条规定说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列宁并没有来，他在病床上写了一份意见书不断地提醒斯大林不要搞集权而要让非俄民族觉得自己是平等的。

全会最终倒向了列宁。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四家在莫斯科签字，苏联正式成立。

《苏联成立条约》第26条明明白白写着：每个加盟共和国都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列宁没到场，他在病床上写了最后一份意见，反复提醒斯大林“别搞集权，要让非俄民族觉得平等”。三个月后他中风，想改的制度还没来得及改，人就走了。

列宁走后，斯大林大权在握。他完全没听列宁的劝，1936年修宪时加了句“加盟共和国主权得听联邦的”。大清洗时期，乌克兰、高加索的民族干部被大批调往莫斯科，想往上走只剩“绝对忠诚”一条路。

列宁设想的“契约型联盟”，被斯大林改造成了“命令型帝国”。宪法上那条“自由退出”虽然还挂着，可高度集权的铁腕压着，谁也不敢提，谁也退不了。

问题在于压下并不等于解决。

1991年12月25日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39岁的普京站在列宁格勒市政厅的窗前看着对面楼上红旗被降下去了。后来他回忆起那个感觉就像一个很大的国家被折叠成一张废纸一样大的东西。这个创伤，成了他之后所有的决定的基础——把苏联解体当做一个灾难，还有把列宁的“联盟”当成一个灾难的发生的原因，还有就是用统一来作为唯一的一个解决它的方法。

在1990年的时候普京就开始拆苏联联盟的东西了。地方州长由民选变成了总统提名；他们的地方财政收入中六成收归中央政府再给中央政府补贴回来的。还有历史教科书也都改过来列宁的联邦制叫做一种理想主义的一个陷阱。

在2014年的时候把克里米亚拿回来了，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强硬的方式去让可能掉下来的东西粘起来。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列宁制定的那种民族自决权加在一起用它来抵消他们离心的力量变成向心力的制度在沙俄那个各个民族都被关在一个牢笼里面的时代是一个当时几乎只有的办法。可是当一种制度一旦被建立了以后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了。

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列宁当初的意思是要通过赋予退出权这样的一种东西来保证他所有的联盟的人都对他相信的情况下有一个更好的巩固联盟的机会并不是说希望真正的脱离苏联的权利最后变成了解体的一个法律的基础。

普京未必不懂这层道理。他批判的与其说是列宁本人，不如说是一种治理逻辑——用妥协换来的团结，终究不如用力量维持的秩序可靠。从1917年到2022年，这个问题俄国人问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