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拉主义40年：改变分配，未变支配，巴西“红顶工人”的历史肖像

他是巴西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你可能在新闻里见过他的名字，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人们叫他卢拉。他不是政治世家出身，他的故事从工厂车间开始。1945年，卢拉出生在巴西东北部的贫困地区。为了活下去，一家人迁徙到工业化的圣保罗。少年卢拉接受了机械师培训，成了一名车床工人。一次工伤事故，他失去了左手小指。这段经历，是他理解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方式的起点。

1970年代末的巴西，还在军事统治下。官方工会无法代表工人的真实诉求。卢拉所在的ABC工业区，聚集了福特、大众等汽车巨头，产业工人在这里高度集中。新的力量在酝酿。工人们绕开官方体系，通过基层大会和直接选举，建立自己的组织。1978年，一场要求提高工资的大罢工爆发，卢拉作为工会领袖，一夜间成了全国性人物。对那时的他而言，政治就是组织，组织能力来自人们在工资、工时这些现实问题中形成的共同感受。

1980年，这些从工厂、社区和大学校园里生长出的新力量，共同创立了巴西劳工党，PT。它的目标很明确，劳动者不能再依赖精英阶层，必须自己组织起来，进入政治过程，改变社会。创党宣言说，社会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那么决定社会方向的权力也应属于劳动者。这个起点，带着强烈的阶级色彩，它想让那些总是在权力门外的人，走到舞台中央。

但一个以产业工人为核心的政党，如何在一个阶层混杂的社会里赢得全国大选？这是劳工党很快就要面对的墙壁。1989年，巴西迎来军政府结束后的首次总统直选。卢拉代表劳工党参选，进入第二轮，最终败北。这场失败让他看清一个事实，仅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和左翼知识分子，不足以赢得整个国家。巴西还有广大的农村贫困人口、城市里的非正规劳工和中产阶层。他们与劳工党之间，还缺少一条坚实的纽带。

随后的1994年和1998年，卢拉又连续两次竞选失败。他的对手，社会民主党的卡多佐，通过稳定货币、控制住了几十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这让许多普通家庭第一次对消费有了稳定预期。人们发现，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不只来自它代表谁，也来自它能否提供安稳的日常生活。连续三次的失败，迫使卢-拉和劳工党做出调整。他依然代表劳动者，但他的目标从代表一个阶级，转向建立一个能覆盖大多数人的执政联盟。

2002年，第四次参选的卢拉发表了一封《致巴西人民的信》。他承诺，当选后会尊重国家合同，维护经济稳定，寻求社会和解。这封信是他政治道路的转折点。它宣告了一种新的治理思路，不再是单纯的对抗，而是要在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建立合作，让国家成为协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分配的中心。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甚至选择了一位企业家，纺织业大亨何塞·阿伦卡尔，作为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一次，他成功了。一个金属工人，终于走进了总统府。

卢拉的第一个任期，始于稳定金融市场。他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宏观经济框架，任命有市场声誉的银行家担任财政部长，向国内外资本释放了合作信号。这在党内引发了争议，一些人认为他背弃了初心。但卢拉的逻辑很清晰，一个经济不稳定的政府，即便有再好的社会理想，也无力执行。他需要先让经济恢复增长，为后续的社会政策储备资源。

他的标志性政策很快出台。2003年，政府整合多个社会项目，推出了Bolsa Família，家庭补助计划。它为全国最贫困的家庭提供现金，条件是孩子必须上学、接种疫苗。这个计划迅速铺开，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之一。它精准地作用于极端贫困，改善了儿童的健康和教育。

与此同时，政府持续大幅提高最低工资。2003年到2010年，巴西最低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增长超过50%。这不仅影响拿最低工资的人，还联动了养老金和其它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就业市场出现了积极变化，拥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岗位数量持续增加。数百万此前在非正规经济中打零工的人，第一次获得了劳动法保护和社会保险。

这些政策共同作用，改变了巴西底层社会的样貌。对于那些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家庭，稳定的补助、增长的工资和正式的工作，意味着消费能力的解放。许多家庭第一次有能力购买冰箱、摩托车，甚至通过信贷拥有自己的住房。一个庞大的大众消费市场被创造出来，这反过来又成了巴西经济增长的引擎。卢拉成功地让穷人的口袋和国家的增长形成了正向循环。

图1 巴西紧急援助与Bolsa Família覆盖分布｜来源：巴西公民部

有趣的是，这个过程并未以削弱资本为代价。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浪潮中，巴西的铁矿石、大豆和石油出口猛增，大型农业、矿业和金融企业同样赚得盆满钵满。卢拉政府打造了一种奇特的共存模式，它用国家政策改善穷人的生活，创造消费市场，同时维持着资本积累所需要的稳定环境。劳动者和资本家，在这一时期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共存的框架。

但一个反常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悄然发生。卢拉的政治起点，是工人的自主组织。按理说，劳动者地位提高，组织能力也应随之增强。但数据显示，巴西的工会会员比例，从2012年的16.1%持续下降，到2023年仅剩8.4%。当国家通过福利政策直接满足了劳动者的部分需求后，人们通过集体行动去抗争的动力，似乎减弱了。生活改善了，但作为阶级力量的组织基础，却在萎缩。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

图2 巴西工会会员比例（2012—2023年）｜来源：IBGE

卢拉主义的真正压力测试，在2013年到来。那年六月，圣保罗公交票价上涨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令人意外的是，走上街头的许多人，正是卢拉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他们不再是为了一口饭而挣扎的赤贫者，而是已经进入消费社会、对生活有更高期待的年轻人和新兴中产。他们要求的不只是收入，还有更高质量的公共交通、医疗、教育和更廉洁的政治。卢拉的成功，创造出了一批拥有新诉求的公民，而这些新诉求，原有的政策模式已难以满足。

紧接着，外部环境逆转。曾为巴西带来十年繁荣的大宗商品牛市结束了。经济增长放缓，政府财政吃紧。过去那种能同时满足各方利益的增长红利消失了。资本与劳动之间被暂时掩盖的矛盾重新浮现。企业界开始抱怨政府干预过多，要求削减开支。政治联盟出现裂痕。2014年，一场名为“洗车行动”的大规模反腐调查席卷巴西政坛，劳工党深陷其中。2016年，卢拉的接班人迪尔玛·罗塞夫总统遭弹劾下台。2018年，卢拉本人也因腐败指控被判入狱。那个从工人中走出的政治神话，似乎走到了终点。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巴西最高法院后来认定审判程序存在问题，推翻了对卢拉的判决。2022年，77岁的卢拉再次参选总统，并以微弱优势获胜，上演了一场惊人的政治回归。但他归来时面对的，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个巴西。

图3 2022年巴西总统选举首轮各州结果｜来源：巴西高等选举法院

20年前，他的核心任务是解决贫困和饥饿。今天，巴西的劳动者结构已经改变。当年PT的核心支持者，是汽车、钢铁等行业的产业工人。如今，数百万巴西人在为网约车、外卖等数字平台工作。他们没有固定的雇主，没有传统的劳动合同，被算法支配。传统的工会组织方式，很难触及这些原子化的个人。如何为他们提供保障，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是卢拉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

同时，社会结构也在变化。过去几十年，福音派教会在巴西迅速崛起，尤其在底层社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网络和组织能力。他们的价值观，与劳工党传统的、受天主教解放神学影响的基层组织有所不同，并在选举中成了博索纳罗等右翼力量的重要票仓。此外，数字消费和网络信贷深入家庭，许多低收入者一边享受着消费的便利，一边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网络博彩的泛滥，更让许多家庭陷入新的财务困境。

图4 卢拉在不同教育程度选民中的支持变化｜来源：Datafolha

卢拉的第三个任期，要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进入数字时代，被新消费模式、新劳动形态和新社会组织重塑的劳动者社会。他依然拥有底层民众的历史性支持，但这些支持者的生活方式和焦虑来源，已经和20年前截然不同。

回看卢拉这四十年，他究竟改变了什么？他用国家权力，极大地改变了巴西的财富分配方式。数千万人摆脱了贫困，进入了消费市场，获得了更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功绩。但他改变了决定财富如何产生的那套权力结构吗？巴西的土地依旧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金融体系的核心逻辑没有变，企业由谁掌控、利润如何决策的规则也没有变。

卢拉主义的历史任务，似乎是完成了一场巴西资本主义自身的现代化改造。它通过扩大内需、改善劳动力素质，为资本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成了更体面的参与者，生活得到了改善。但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之间，始终有一道界线。卢拉让千万人走进了赛场，让他们获得了更好的装备，却从未能让他们成为制定比赛规则的那个人。这道界线，是他四十年政治实践的成就，也是它的边界。

策划丨林原

文稿丨艾冉

排版丨张纾

责审丨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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