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1年2月，利比亚东部班加西局势骤变，正在当地工作的中国员工收拾行李，却发现能带走的并不多。护照、少量食物、饮用水，再加上一面五星红旗，成了许多人穿越混乱地区时最重要的东西。
电影《万里归途》没有照搬某一次撤侨行动，而是将多个真实事件揉合在一起。银幕上的宗大伟和成朗是虚构人物，但他们面对的危险、承受的压力，以及把同胞带回家的任务，都能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多次撤离行动中找到现实影子。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火迅速逼近科威特城，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内聚集了不少华侨和工作人员，物资供应也渐渐中断。8月13日，商务随员孙渤与同事路宏外出寻找食物，途中被伊拉克士兵拦截。
士兵把他们带到附近一处饭店盘问。证件表明两人是中国外交人员后，现场气氛并没有真正缓和。一名伊拉克军官突然举枪对准孙渤，逼问中国政府对入侵行动的态度。
孙渤没有顺着对方的话回答。他表示，外交人员的立场与中国政府一致，具体问题应当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不能用武力威胁外交人员。
这句话并不华丽，却很有分量。军官暂时放下枪，示意他们离开。孙渤刚登上汽车，身后突然响起枪声，一颗子弹擦过他的左耳，造成听力损伤。路宏想回头查看，孙渤却只说：“先上车，离开这里。”
两人最终回到使馆。对外交人员而言，勇敢并不等于冒险逞强，而是在极端处境中保持判断力。那一刻，孙渤既代表自己，也代表中国外交人员的身份。
二十一年后，利比亚撤侨让更多人见识到战乱中的复杂局面。2011年2月，利比亚多地爆发骚乱，部分城市的交通、通信和社会秩序接连失灵。当时有大量中国公民在当地从事工程建设、铁路施工和其他合作项目，许多工地远离城市，撤离难度很大。
一些企业营地遭到抢掠，员工只能临时组织防卫。有人把钢管当作防身工具，有人连夜清点人数和车辆，还有人冒险寻找能够使用的通信设备。与电影中一声令下便整队出发不同，现实里的撤离往往要反复确认路线，因为前方可能是检查站，也可能突然变成交火区域。
有意思的是，部分中国员工曾从营地出发，穿越荒漠前往港口。缺水、迷路、车辆故障，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拖慢队伍。后来，他们通过卫星电话与中国使馆取得联系，撤离路线随之调整，人员被分批转移到港口，再经海路前往马耳他，随后搭乘包机回国。
另一批人员选择向埃及方向撤离。班加西至埃及开罗一线距离很长，沿途既有武装关卡，也有大量难民。队伍中人员众多，通信又不稳定，负责组织撤离的人必须不断核对名单，避免有人在混乱中掉队。
抵达边境时，拥挤的人群让现场一度失去秩序。一名中方人员举起五星红旗，召集中国同胞集中行动。护照被高高举起，队伍在清点后依次过境。这个细节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因为它没有电影台词那样的铺陈，却直接呈现了海外同胞在危险环境中寻找组织和依靠的本能。
据外交部门公布的信息，2011年利比亚撤离行动共帮助三万五千多名中国公民离开当地，人员通过陆路、海路和空中运输等多种方式转移。行动规模大、路线复杂，参与者不仅有外交人员，还有企业负责人、交通部门人员和大量普通工作人员。
《万里归途》中最紧张的部分，往往不是枪声，而是等待消息时的沉默：车辆能否通过，边境是否放行，名单上的人有没有找到。真实撤侨同样如此。外交官需要谈判，也要核实情况；需要安排大局，也要记住一个个普通人的姓名。
电影里的归途经过艺术加工，现实中的归途却没有重来的机会。1990年科威特危机中的坚守，2011年利比亚撤离中的奔波，构成了影片背后的真实底色。对身处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护照是一种身份，而能够把人接回来的，是国家持续运转的组织能力与外交保障。2011年2月26日，一架搭载中国员工和侨胞的包机从埃及起飞，机舱内的人，终于朝着祖国方向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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