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老乡家的羊圈，发现会不会是“教科书”错了？

在西北，有一位扎根基层、用技术守护农户希望的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他不盲从教科书，追着山羊“烂肺病”的真凶一路求证，纠正了沿用多年的认知误区；他从零拓荒，破解“保育猪杀手”产业困局；布鲁氏菌病高位流行时，他又毅然转向人兽共患病防控。他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储岳峰。

“科研的问题从生产中来，成果要回到牧场里去，论文要写在养殖场上｡”储岳峰用20多年的坚守，践行着自己的科研信条。

以下是储岳峰为中国科协之声讲述的他的故事。

会不会是“教科书”错了？

2007年盛夏，西北酷暑难耐。我接到养殖户老梁的求助电话，电话那头声音满是无助。他家山羊得了“烂肺病”，短短一个月，近百只山羊高烧咳喘、肺部黏连，接二连三倒下。羊就是一家人全部的收入来源，赶到羊场时，老梁攥着我的手反复念叨：“羊再这样死下去，一家子就没有活路了。”羊圈里闷热刺鼻，我们穿上防护服，一头扎进现场采集病羊的肺组织、拭子、血清样本。回到研究所，连夜开展检测。

储岳峰在羊场现场采样调研。

那时候，国内教科书和行业文献一直沿用1988年形成的结论，认为山羊“烂肺病”——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致病元凶是丝状支原体，但一次次现场采样、一轮轮分子检测结果都不能检测出丝状支原体，按照教科书和资料记录里相应的方法进行防治，收效甚微。

我心里生出一个越来越强烈的疑问：会不会是我们认定的病原本身就错了？

养殖户的期盼沉甸甸压在心上，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已有结论。当时我将国内能找到的有关“烂肺病”近300篇文献，甚至是豆腐块大小的病例报道，都逐一做了分析，只要是涉及病原体的描述，都认定是丝状支原体。

于是，分离到病原体成为厘清事实的关键突破口。但支原体分离并不容易，它对培养条件要求极为苛刻。当时没有羊支原体专用的商业化培养基配方，我们就自己摸索配制适合的培养基，历经多次失败才稳定了培养基配方。至今，在摸索培养基过程中熟化的新鲜酵母浸出液制备技术仍是实验室里的“独门绝技”。

用实验室制备的支原体培养基，我们成功分离出一些支原体菌株，但又遇到了新的技术难题。一开始我们获得的单克隆菌株，全部都是绵羊肺炎支原体，绵羊肺炎支原体是当时我们实验室已经研究多年的一种病原体，我们都知道它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发病情况和高死亡率。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想方设法联系到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参考实验室，寻求帮助。时任实验室主任弗朗西瓦·提亚科非常热情地指导我们如何通过菌落克隆纯化去除绵羊肺炎支原体干扰。经过数月的反复克隆纯化，我们终于分离到了目标菌落，并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确认为山羊支原体山羊肺炎亚种，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诊断试验与疫苗手册》中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病原完全一致。

那一刻，整个实验室都安静了——山羊支原体山羊肺炎亚种，才是这场疫病真正的“元凶”。我们进一步重新复核了国内保存了几十年的历史菌株，全部印证了这个判断。这一研究成果纠正了国内流传二十余年的病原认知偏差，为疫病防控找准了核心靶点。

直到现在，我都经常跟团队和学生讲：兽医科研的根在牧场，问题从生产中来，成果必须回到生产中去。科研也不能照搬前人经验，资料可以参考但不能迷信盲从，而要立足实际，反复求证。

储岳峰在实验室开展菌株分离与鉴定。

找到真正病原，只是闯关的第一步。山羊支原体山羊肺炎亚种由于基因组小，营养需求复杂，生长条件苛刻，培养成本居高不下，直接卡住了疫苗规模化生产的“脖子”。我们团队一头扎进代谢通路解析，一点点调整培养基组分，硬是把培养成本降了80%以上，推动了疫苗开发进程。

此后历经8年，研制成功二联灭活疫苗并实现产业转化，成为国内防控山羊支原体肺炎的主流产品。但我们并未止步，进一步从70多个抗原蛋白中筛选保护性靶点，研发出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同步开发配套诊断试剂盒，牵头制修订多项国家、行业标准，搭建起完整的“病原解析—诊断—疫苗—标准”的防控技术链条。

那些曾经求助过我的养殖户期盼的眼神，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与我伏案工作的灯光重合。我心里默默地说：你们放心，你们的嘱托，我正在完成。

在这个纠正山羊“烂肺病”病原认知误区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了另外的收获，就是开启了支原体研究国际合作，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法国团队两代主任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就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防治技术形成了多个共识，参与了国际标准修订，更进一步扩展了团队与国际农业磋商组织国际家畜研究所、波兰国家兽医研究所以及中亚五国共建联合实验室，为中国技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平台和途径。

“保育猪杀手”追踪记

如果说羊支原体肺炎的攻关是修正旧认知，副猪嗜血杆菌病的研究，则是一场从零起步的“拓荒之战”。

21世纪初，副猪嗜血杆菌病传入我国，被行业称为“保育猪杀手”，发病率可达30%—50%。这种病原血清型繁多，不同血清型之间几乎不存在交叉保护。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缺少标准化诊断试剂，没有可用的商品化疫苗，养殖生产只能依靠抗生素等被动应对。不仅推高养殖成本，还不断加剧细菌耐药风险，与国家“减抗替抗”战略背道而驰。

2006年，我们把这个方向定为重点攻关目标，一切几乎从零搭建。开展血清分型研究，全套国际参考菌株是绕不开的基础条件。可菌株属于特殊生物材料，进口流程繁琐，海关手续、对外联络每一步都困难重重。

那段时间，我反复和国外专家邮件沟通，同时对接国内相关部门，逐项梳理材料、补齐海关审批所需要的全部行政手续。来来回回沟通协调，材料反复修改报送，前后耗时将近一年，才终于把全套15个血清型及不可分型参考菌株引进回国。

拿到来之不易的菌株之后，团队马不停蹄，制备配套参考血清与标准抗原，搭建起完整的副猪嗜血杆菌血清分型技术体系，摸清国内猪场真正流行的优势血清型，牵头制定国内第一项该疫病的农业行业标准，补齐了行业短板。

准确诊断的靶点筛选又是横亘在面前的一道难关。团队挖掘菌种特异性抗原，成功开发间接血凝试剂盒、胶体金快速检测试纸条，让基层猪场不用复杂的实验室条件，现场就能快速完成样本检测。在此之后，我们又向疫苗发起冲锋，攻克多价抗原配比、制备工艺等系列技术瓶颈，研发覆盖国内主流流行血清型的三价、四价灭活疫苗。

这一系列技术成果先后在多家企业落地转化，推动生猪行业副猪嗜血杆菌病转向疫苗免疫的科学防控新模式。相关项目也获得2023年度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从动物疫病到人兽共患病的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行积极防御、主动治理，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从源头前端阻断人兽共患病的传播路径”。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结核病是典型的人兽共患病，牛羊染病之后，会流产、消瘦，造成巨大产业损失；还可以通过接触、畜产品传染到人，一旦感染，治疗周期漫长，是危害牧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原因，并且有向农区和城市蔓延之势。

国家有需求，牧区百姓有期盼。作为国家队，防控布病和结核病我们不能缺位。可由于人兽共患和需要进入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操作的原因，风险高、难度大，安全责任重，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哪怕压力重重，风险极高，我还是决定站出来迎接这个挑战，带领团队把主要研究重心转向布病、结核病“两病”攻关。

储岳峰团队在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布病/结核病研究。

方向转型不是一句口号，做出选择容易，但落地不易，人才、平台、设备全部要重新布局。很多年轻人心里也有顾虑，我反复和团队的青年科研人员沟通，讲清楚这项研究对于牧区百姓、公共卫生安全的意义和国家队责任，一边引进外部青年骨干，一边在内部挖掘、培养年轻力量，鼓励大家直面风险、严谨做好生物安全防护，大胆投身课题研究。

在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之下，短短两年多时间，我们就搭建起完整的布病、结核病生物安全科研平台。从病原分离鉴定、病原特性解析，到精准诊断技术开发，再到新型疫苗创制，整套研究链条全面铺开。

如今我们已经产出一批阶段性科研成果，能够支撑牧场开展布病、结核病的精准鉴定，为牧场落实精准防控策略提供关键技术支撑。但我心里清楚，人兽共患病的防控没有终点，还有大量难题等待我们去攻克。

从我2003年毕业来到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至今，已经有二十余年。西北是我国畜牧产业传统核心区域，许多生产难题亟待破解，这里需要我，我在这片土地也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储岳峰在西北牧场调研采样。

“问题要从生产实际中来，科研成果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论文要写在养殖场上。”这是我恪守的科研信条。实验室研究固然重要，但牧区、养殖场才是检验科研价值的主战场。

如今身兼团队首席、实验室负责人，同时在兰州大学承担教学、指导研究生，我时常告诫青年学子：从事动物疫病研究，不能只守在实验台，要多跑养殖场，倾听一线养殖场真实的困境。书本文献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盲从，敢于质疑、严谨求证，才是科研人应有的底色。

储岳峰指导青年科研人员。

牛羊能健康出栏，农民们能有个好收成，是我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最大的欣慰。前路漫漫，挑战重重，科研攻关没有尽头，我将继续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科技答卷人

在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总有人在默默耕耘。我们推出“科技答卷人”专栏，走近科研攻关一线，记录那些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的身影，聆听他们关于抉择与担当、坚持和热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