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7年春，麦加城外，马步芳带着家眷和随从参加朝觐。人群之中，一位宗教人士忽然拦住去路，冲着他厉声喝道：“你带这么多女人来圣地，成什么样子？我要打你耳光！”这句话后来在吉达一带传开，也成了马步芳晚年流亡生活中最难堪的一幕。
这件事究竟细节如何，后来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称，他带去的女眷人数很多，衣饰又十分显眼，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也有说法认为，冲突源于婚姻关系和朝觐礼仪问题。可以确定的是，马步芳当时身份特殊，既是外来的流亡者，又带着旧时代军阀的生活排场，很难不成为人群注意的对象。
此时的马步芳，早已不是那个能够调动军队、左右青海政局的“马家军”首领。八年前，兰州战事结束，他从西北一路退走，先到重庆，再赴台湾，后来辗转埃及，最终落脚沙特。地理距离越来越远，身边的金银财物也在不断减少，只有旧日名声始终甩不掉。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向兰州发起攻击。兰州是西北的重要门户，马继援负责守城，工事修得相当坚固。可是战局推进很快，外围阵地相继失守，城内守军的信心也随之动摇。8月26日，兰州解放，马继援撤离，马步芳经营多年的青海地方势力由此失去依托。
马步芳没有选择留下善后，而是迅速离开西北。对他来说，军队、官职和地盘原本就是相互依存的东西，地盘一旦丢失，军队便难以维持，官职也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曾授予他陆军中将并加上将衔，但这类头衔在败退途中并不能替他挡住追兵。
马步芳的起家，离不开马麒、马麟两代人在青海形成的势力。青年时期，他凭借家族关系扩充武装，又通过向南京方面输送军费、战马等方式换取名义上的军职。那时的西北政局复杂，中央势力、地方军阀和各部族力量彼此牵制，谁能控制军队，谁就有资格谈条件。
1936年，红军西路军进入河西地区后，马步芳奉命参与围堵。河西走廊地势开阔、补给困难，西路军最终遭受严重损失。马步芳也因此得到南京方面的嘉奖，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抗战时期并未把全部力量用于对日作战，而是始终把巩固青海统治放在极重要的位置。
在青海地方治理上，马步芳采用的是军政合一、家族控制的办法。官员任免、税收征集、军队调动，都与马家势力紧密相连。平市官钱局发行的地方纸币信誉低下，强制流通又造成民间不满。百姓手里的粮食和银圆越来越难换到相应价值，市场上的怨气也不断积累。
比经济压榨更严重的，是马家军在地方上的强势统治。征兵、征粮、抓夫时，普通百姓往往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关于马步芳强占妇女、纵容部下欺压民众的记载，在地方回忆和相关史料中屡有出现。具体数字或许难以逐一核实，但这种统治留下的恐惧，并非一句“军阀作风”可以轻轻带过。
离开中国以后，马步芳仍试图维持旧日生活。到了开罗，他住进条件优越的住所，携带家眷和随从，花钱购置物品，仿佛只要排场还在，过去的身份就没有彻底消失。可1956年埃及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他明显感到处境变化，随即处理在埃及的财产，转往沙特。
有意思的是，他一路逃亡，始终没有真正摆脱过去。别人看见的不是一个普通商人，而是曾在青海掌握军政大权的旧军阀。金条能够换来住处，却换不来信任；旧日头衔能够写在证件上，却不能让异国社会忘记他的来历。
麦加那场冲突，或许只是一次偶然争执，却准确暴露了他的尴尬处境。面对斥责，他不能调兵，也不能命令地方官员，更无法像在西宁那样用权势压住旁人的声音。传闻中，他只能低头解释，随后让家眷暂时离开人群。曾经叱咤西北的人，到了异国圣城，只剩下一个仓促收拾局面的流亡者。
1975年7月，马步芳在利雅得去世，终年七十二岁。没有军队列阵，也没有地方官员相送，报道中的身份只是“前中国军政人物”。从青海到重庆，从台湾到开罗，再到沙特，他走过的路线很长，却始终是在躲避同一个问题：失去权力之后，一个靠权力建立起来的人，还能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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