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写史 为人民立传 为时代明德——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他曾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后于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获硕士、博士学位，1999年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2003年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202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学的根基、政治学的视野与边疆研究的历练，让他逐渐形成贯通党史、国史与藏学的研究格局。他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中国藏学研究，参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等指定读本，主持编纂《中国全面小康志》，编写《中国式现代化简史》，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一作者）和《新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新中国史实考论与编纂学研究》《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与治理》等。他提出并构建国史“八重研究编纂法”，探索国史哲学和“新中国学”，努力推动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宋月红 受访者/供图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一届学部委员。从事国史研究二十余载，宋月红始终坚守“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为时代明德”的治学初心，自觉把学术事业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服务党中央对国史研究的部署要求，深度参与国家重大历史读本编纂，开拓国史哲学、“新中国学”等前沿学术领域，致力于构建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在中共党史、新中国史、边疆研究等多个领域产出一批兼具资政价值与学术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站在学部委员这一新的学术起点，他表示，荣誉意味着更大责任，国史研究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回答“四个之问”，以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学术成果，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本报记者围绕国史研究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及治学道路与青年人才培养等话题，专访了宋月红研究员。

锚定时代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首先，祝贺您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在您看来，新时代国史研究承载着怎样的时代使命，如何做到学术研究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宋月红：当选学部委员是一份崇高的学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历史是国家、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树立正确历史观，是形成科学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前提。国史研究的根本使命，概括起来就是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为时代明德。国史贯通昨天、今天与明天，既回望过往实践，也观照现实发展、预判未来走向。新时代国史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实际，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演进脉络，总结党治国理政的成就经验，探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研究。要紧紧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阐释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夯实“四个自信”的历史根基，为国家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国史学科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服务大局不是一句口号，要落实到具体学术实践。第一，站稳政治立场，自觉对标党中央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系列部署，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第二，坚持资政导向，围绕国家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炼学术课题，把历史经验转化为历史智慧。第三，坚守斗争阵地，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围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开展学理攻关。学术不能脱离时代，国史学者的家国情怀就体现在把个人治学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事业当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史研究如何实现从“回溯历史”上升到“把握历史规律”，为更好服务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提供高质量学理支撑？

宋月红：国史研究脱胎于中共党史研究，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以历史考证为根基，融合多学科方法的综合性学科。仅仅梳理史实、还原历史过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从史料记述走向规律提炼，把历史资源转化为理论资源。第一，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把新中国史放置于中华文明长时段当中考察，透过纷繁历史现象把握内在逻辑。第二，推动史实研究升华为历史理论研究，厘清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三者内在统一，牢牢把握国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第三，推进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建设，发展新中国历史哲学，站在哲学高度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第四，强化问题导向，把历史规律研究同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紧密结合，实现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的双向互动。

国史研究服务治国理政，不是简单提供历史故事，而是提供规律性认识。要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提供厚重历史依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作为核心作者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等全党学习教育指定读本编写，主持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请谈谈重大历史著作编纂对于服务国家大局的现实意义。

宋月红：党史国史重要读本编纂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与学术任务。参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主持《中国式现代化简史》编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研究”，这些工作既是学术实践，更是国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权威历史读本，承担着立史、明理、育人的功能。一方面，以严谨、权威的历史叙事还原党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奋斗历程，确立全社会认知新中国历史的文本基准；另一方面，向广大干部群众讲清楚历史发展大势，澄清模糊认识，抵制错误历史论调，为全社会坚定历史自信提供教科书。

历史读本编纂应坚持史观、史实、史料、史理相统一，既要忠于档案史料，做到史实准确，又要把握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实现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相统一。我们做这项工作，就是以学术方式服务全党全社会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教育，服务党中央用历史经验启迪现实工作的实践需要。

与此同时，我还注重对策资政研究，站在反历史虚无主义、反分裂、反“台独”理论斗争前沿，把台湾史纳入国史编纂研究范畴，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力量与实践力量，做到修史护国。

深耕理论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您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新中国史实考论与编纂学研究》，系统搭建国史研究方法论体系，这一理论成果是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的？

宋月红：“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深刻标定历史学科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中的基础地位。国史作为一门新兴综合学科，如果没有成熟的理论与方法论，学科就难以行稳致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系统梳理国史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理论指导、编纂范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八重研究编纂法”，回应国史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为谁研究”根本命题；《新中国史实考论与编纂学研究》立足档案考订、编纂学，夯实国史实证根基。两部著作一为理论方法论，一为实证编纂学，相互配合，共同服务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推动国史研究从单纯史实记述迈向理论自觉，目的就是让“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一论断在国史领域落地生根。繁荣国史研究，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重要论述，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融合发展，彰显新中国道路、制度与理论的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出“国史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将历史哲学引入国史研究，对于构建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有怎样的价值？

宋月红：国史哲学是新中国史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新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客观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在唯物史观指引下探究新中国史深层哲学命题，建构国史理论和国史观，引领国史研究、编纂、宣传教育全链条工作。传统国史研究多聚焦史实记述、史料考据，重点回答“是什么”“怎么样”。国史哲学进一步追问根本性命题：新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怎样建设新中国？把历史事实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感悟和研究。

《新中国历史哲学研究》 受访者/供图

发展国史哲学是构建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自主知识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史料汇编和事件梳理上，必须要有自身的理论思维、概念范畴、问题意识。发展国史哲学，一方面，深化了新中国史本身的理论建设；另一方面，为“新中国学”提供哲学基础，支撑新时代中国学建设，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史学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出要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向“新中国学”拓展演进，中国学要实现从“他塑”走向“自塑”，这一学术构想的学理逻辑是什么？

宋月红：新中国史研究和“新中国学”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新中国史研究以“史”为本位，侧重历史过程记述、史料考证、规律揭示；“新中国学”是“关于新中国之学”，是关于新中国知识体系的总和，如同一部百科全书，完整展现了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以及新中国同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

近代很长时期，国际上的“中国学”很大程度被西方话语主导，形成“他塑”叙事。但事实上，“中国学”的故乡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实践中形成的对新中国历史的规律性认识，就是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思想根基，中国人最有能力把握自身的历史与现实。

伴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学应当实现由域外“他知”“他塑”，转向中国主体的“自信”“自塑”，做到“内学”“外学”兼顾，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建设“新中国学”，就是要打造自主的概念、理论、叙事，跳出西方框架，立足中国历史实践提炼标识性学术范畴，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坚持学术主体性不等于封闭排他。新中国学本身就是文明互鉴之学，扎根中国同时面向世界，聚焦“四个之问”，深化“两个结合”研究，在对话交流当中赢得学术主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结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新中国史研究如何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机理？

宋月红：“第二个结合”揭示了一个重大判断：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开展新中国史研究，不能割裂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我们要把新中国史放置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宏大坐标中加以审视。

一方面，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完整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个时期破解中国现实难题，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另一方面，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中国的传承、转化、创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怎样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文明底蕴，推动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国史通史编纂，应当把历史中国作为新中国的深厚缘起与文化底蕴，梳理传统文明资源如何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入当代国家治理。只有打通古今，我们的历史叙事才完整，自主知识体系才拥有深厚的文明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出国史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国家观的“三观”，在选题、研究方法、得出结论各个环节是如何贯彻落实，保障学术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

宋月红：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国家观，是国史研究必须恪守的基本遵循，贯穿选题设计、史料处理、分析论证、成果产出全过程。

坚持正确党史观，就是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守住研究的政治方向。在选题上，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设置的虚假议题；在史料解读上，坚持全面客观，拒绝碎片化截取历史。

坚持大历史观是贯穿全程的研究方法。把当代中国史置于整个中国通史、中华文明长河中考察，打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以长时段视野、历史大势、全球眼光看待历史事件，实现鉴古知今。做选题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要看到事件背后长时段的历史脉络。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就是从国家学说和理论揭示新中国史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立国、兴国、强国的历史。我们要心怀“国之大者”，厚植家国情怀，从国家学说高度把握新中国作为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逻辑，厘清国史主题主线何以形成、主流本质何以确立。在边疆史、港澳台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尤其重要。

“三观”辩证统一，才能够做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产出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

坚守治学初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您的学术成长历程，哪一段经历塑造了您“为国家写史”的学术信念？跨党史、国史、藏学等多个领域，您一以贯之的治学方法是什么？

宋月红：对我影响最深的，是2003年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之后的工作经历。在此之前，我在北京大学接受历史学、政治学训练，之后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开展研究，这期间打下理论与史料功底。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我逐步确立起“为国家写史”的信念，立志将全部学识奉献给国史研究事业，牢记服务党和国家、为人民做学问的宗旨。

虽然我的研究横跨中共党史、新中国史、藏学等领域，跨度较大，但内在逻辑高度贯通：党史是国史的灵魂；藏学研究落脚点在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拓展国史研究视野，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跨领域研究有共通治学准则。第一，始终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国家观，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历史现实问题。第二，立足史实，重视一手档案文献考据，论从史出，坚持系统完整研究，拒绝主观演绎。第三，坚持跨学科融合，宏观叙事与微观考证相结合，强化问题导向，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资政建言。家国情怀贯穿全部研究，修史、资政、育人、护国是全部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选学部委员之后，作为学科带头人，您下一步的重点研究规划是什么？

宋月红：接下来我将坚守学术报国志向，恪守学术道德，发挥学科带头人示范引领作用。第一，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阐释，引领国史学科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第二，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推动科教融合，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第三，重视学术梯队建设，甘为人梯，扶持青年学者成长成才。

我将重点推进四项研究任务。其一，开展新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研究，梳理我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其二，推进新中国行政建制沿革史研究，运用多学科手段补齐国史历史地理研究短板。其三，深化党的治藏稳藏兴藏思想史、“一国两制”实践、港澳台史研究，夯实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法理根基，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与理论研究。其四，拓展深化新时代“新中国学”研究，立足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国精神，融通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面向世界重大议题，提炼彰显中国智慧的学术理念，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加快推进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概括新时代国史学者应当具备怎样的学术品格？

宋月红：新时代国史研究者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心系“国之大者”；要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尊重史实、严谨治学；要有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致力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要有强烈的家国担当，修史资政，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要有开放的胸襟，扎根中国、面向世界，讲好新中国历史故事。以学术报国为志向，产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史学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有志从事国史、新中国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您有哪些建议？

宋月红：新时代为国史研究青年学者提供了广阔舞台，做好国史学问，要做到久久为功。在筑牢思想政治根基方面，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做到史观与史魂、史脉与史理、史通与史鉴有机统一，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历史研究者，首先历史观不能出现偏差。在涵养深厚家国情怀方面，牢记“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使命担当，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个人学术理想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苦练史料基本功方面，要肯下苦功夫挖掘、梳理一手档案和原始文献，夯实考据实证功底，没有扎实史料支撑，理论创新就是空中楼阁。在拓宽综合学术视野方面，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博观约取，由专而通，广泛吸收不同学科理论工具。在强化问题意识方面，要打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从现实需求出发，凝练真问题，积极回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避免脱离现实的纯粹文本循环。此外，要甘于坐冷板凳。史学研究没有捷径，要耐得住寂寞，久久为功，方能行稳致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颢婧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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