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4月20日，长江北岸泰兴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部队正在为渡江作战做准备，英国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突然驶入警戒水域。江面看似平静，实际上两岸炮兵早已进入战备状态。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牵动中英关系的炮战，会在渡江战役发起前骤然爆发。
当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布通告，要求外国舰船离开即将开战的长江水域。这个要求并非针对某一国，而是出于战场安全考虑。国民党军队盘踞江南，长江沿线炮台密布，外国舰船若继续航行，极易造成误判。
“紫石英号”没有按照要求撤离。
它沿江上行，逐渐接近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区域。负责警戒的部队先鸣炮示警，意在让英舰停航或转向。遗憾的是，英舰没有减速，反而继续前进。随后，双方发生交火。
关于这次冲突，英国方面后来声称军舰是在执行正常航行任务；人民解放军方面则明确指出，英舰未经许可进入战区，在受到警告后仍未停止行动。两种说法的分歧，正是后来外交交涉长期僵持的重要原因。
炮战很快变得激烈。“紫石英号”遭到炮火打击，舰体受损并搁浅，舰长伯纳德·斯金勒阵亡。英舰失去继续航行的能力，舰上人员也陷入被动。对人民解放军而言，这并不是一次预先安排好的海战，而是战场警戒被突破后作出的军事反应。
英国海军不愿接受这一本土水域内的失败。当天，“伴侣号”驱逐舰赶来救援，试图将“紫石英号”拖走。它速度较快，火力也强，但进入人民解放军炮兵射程后，同样遭到射击。炮弹落点不断调整，江岸阵地与英舰之间展开了近距离炮战。
战斗中，第23军第202团团长邓若波被炮弹击中，牺牲在指挥位置上。他并非普通士兵，而是负责组织部队作战的重要干部。这样的损失，对正在准备渡江的部队来说十分沉重。炮兵阵地受到压制后，官兵没有撤离，继续修复火炮、补充弹药，维持射击。
“团长牺牲了，阵地不能丢。”这句话，反映了当时部队的状态。英舰虽有装备优势，却无法轻易突破岸上炮火组成的封锁线。经过交战，“伴侣号”受损，只得放弃救援，退向下游。
事情没有因此结束。
4月21日，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率领“伦敦号”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进入长江。两舰吨位较大，火炮威力远超此前的“伴侣号”，行动目的也十分明确：迫使人民解放军停止射击，并带走被困的“紫石英号”。
这一次，英军显然低估了岸上部队的决心。英舰以较强火力向江岸炮兵阵地射击，人民解放军则利用隐蔽炮位和岸线地形还击。双方炮火覆盖了江面与沿岸村落，部分阵地被摧毁，人员伤亡都很严重。
“伦敦号”在交战中多处中弹，舰桥受损，舰长卡扎勒负伤；“黑天鹅号”也受到炮火打击。英国军舰虽然装甲坚固，却难以在狭窄江面上充分发挥机动优势。继续停留，便可能付出更大代价。最终，两艘军舰退出战斗，没有能够救出“紫石英号”。
消息传到北平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没有把它仅仅看作一次局部冲突。长江是中国内河，外国军舰凭借旧时代形成的特权自由出入，本身就是近代中国主权受损的表现。渡江战役即将开始，任何外部武装力量的强行闯入，都可能影响军事行动，也关系到新政权能否在主权问题上站稳立场。
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有关声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发表。声明指出，英国军舰未经许可驶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在受到警告后仍继续行动，并开炮还击，因此责任在英方。中方要求英国方面承担责任，处理善后问题，不能再以旧中国时期的特殊权利作为理由。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公开提出强硬主张，英国国内也有人要求以武力回应。但英方真正面临的困难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长江北岸大部地区，南京政权的防线正在崩溃。英国若继续扩大冲突，就可能卷入中国内战，既无法达到目的，也会承担更大的政治与军事风险。
被困的“紫石英号”在江中停留了三个多月。中英双方围绕人员、舰船和责任问题持续交涉，人民解放军没有允许它随意离开。7月30日晚，趁江水上涨，“紫石英号”借助商船掩护冲出封锁，驶向上海，随后离开长江水域。
这场冲突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时间不长，影响却很深。它没有改变渡江战役的进程，却让外国列强清楚看到，旧有的内河航行特权已经失去凭借。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英关系变化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则直到1972年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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