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行在地治学 深耕欧亚研究——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

简 介

孙壮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199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同年7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2007年至2017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和社会学研究所工作，2018年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202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从苏联政治到中亚问题、中俄关系，再到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以及实践路径，孙壮志的研究重心始终与国家战略需求同频共振。他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工作，著有《中亚五国对外关系》《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主编）、《中亚国家的跨境合作研究》（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总论）》等，多项对策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用，直接服务外交决策，为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亚机制的合作进程作出了智力贡献。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总论）》 受访者/供图

近日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一届学部委员的孙壮志，199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自此与欧亚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孙壮志始终坚守“在场研究”治学理念，立足一线实地调研，深耕基础理论研究，将学术探索同国家现实需求紧密结合，产出一大批兼具学理深度与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欧亚外交实践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学理支撑。

站在学部委员这一新的学术起点，孙壮志告诉记者，这份崇高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时代责任。新时代欧亚研究工作者必须牢牢立足中国国情与地区客观实际，有力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产出经得起历史、实践检验的学术成果，助力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繁荣发展，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把学问做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学术生涯开启于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的历史节点。您如何看待时代变迁对个人学术转向带来的影响？

孙壮志：我的学术道路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大学阶段，依托较好的俄文基础，我开始接触苏联与俄罗斯历史；研究生阶段主攻世界现代史，研究重心放在苏联问题之上。临近毕业时，相较于纯粹的历史文本考据，我对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变革产生浓厚兴趣，最终选择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投身现实国际问题研究。

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宣告独立。为顺应国家对外研究的现实需要，1992年研究所启动学科调整，我从苏联政治研究室调至新组建的中亚研究室，承担阿塞拜疆国别研究任务。那个时期，国内学界对中亚五国的认知有限，系统性学术成果稀缺，学科领域存在大量亟待填补的空白。作为年轻科研人员，我没有止步于简单跟踪各国形势动态，尝试以整体性学术视角，观察研判整个中亚地区的发展演化，围绕中亚国家政局更迭、政党发展等方向开展持续研究。

我的几次研究重心调整，很大程度上是现实问题倒逼形成的。20世纪90年代，中亚国家逐步确立自身外交政策，走出后苏联空间，成为国际舞台上十分活跃的行为体，但国内学界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薄弱。在没有专项课题立项、缺少科研经费保障的条件下，我主动把中亚五国对外关系确立为主攻方向，系统梳理中亚国家独立之后各维度外交实践，大量挖掘、整理第一手外文文献，完成个人首部学术专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1999年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评估中亚地区独特的战略地位，阐释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厚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地区研究必须把具体区域放置于宏大国际格局中审视。攻读在职博士期间，研究所前辈提醒我，研究中亚不能局限于这几个国家本身，要具备更大的全球视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便以国际格局视域下的中亚为主题，后续申报的院青年课题“中亚的地区安全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也延续了这一研究思路。“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构成我从事中亚研究的基本路径与方法论。

从1993年起，我多次奔赴中亚开展实地调研，还先后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进行长期访学。扎根一线走访过程中，我敏锐捕捉到地区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三股势力”不断滋长蔓延，较早关注阿富汗与中亚之间复杂的历史联系和现实互动。我判断，1996年诞生的“上海五国”机制，能够在维护中亚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区域多边合作迎来全新发展阶段，我也成为国内最早系统研究这一新型多边合作机制的学者之一。

回顾治学之路，变化的是研究议题与分析视野：从国别政治逐步延伸到外交、地区安全、多边合作，再到新时代重大外交理念的学理化阐释。始终不变的是三条治学原则：研究问题来源于社会实践，而不是书斋文本；坚持长期一线跟踪研判；立足中国立场，服务国家政策需求。科研工作的起点是发现、提炼真问题，而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只有扎根现实土壤才能够捕捉得到。

《中国社会科学报》：区域国别研究容易遭遇“追热点”的现实诱惑。早年国内中亚研究力量薄弱，不少成果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在您看来，“追热点”与服务国家需要的本质差异是什么？学者如何甘坐“冷板凳”，面向中长期重大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

孙壮志：二者有着根本性区别。“追热点”，往往是重大事件发生之后的被动跟进解读，研究容易走向碎片化，满足于表层现象描述。跟着国家需要走，则要求科研人员下好先手棋，锚定国家长远战略布局，开展长期性、前瞻性学术积累，在重大事态完全显现之前夯实学科基础。

早期中亚研究，就是典型要坐“冷板凳”的领域。作为小众研究方向，当时课题资源稀缺，成果发表渠道有限，不少学者不愿涉足。判断一个研究领域是否值得长期深耕，核心要看三点：是否契合国家长远战略诉求，是否属于亟待补齐的学术短板，是否具备持续拓展的学术空间。中亚研究恰好全部符合这些条件。

20世纪90年代，我赴中亚调研，条件十分艰苦，但沉浸式田野调研厚植了我的学术志趣。中国与中亚五国地缘毗邻，人文交往源远流长，文明纽带紧密相连，实地走访让我真切体会到这一区域在中国外交全局当中的关键地位。这份实地体悟生发出天然的家国责任感，使我较早提出“经略中亚”构想。正是基于对中亚战略价值的深刻认知，我始终坚信，扎实做好中亚国别基础研究与前瞻研判，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以学理研究服务实践决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党中央重要思想库，咨政建言是核心使命。您长期深度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相关研究，多项学术成果转化为实践决策。您认为学者如何处理学术独立判断和政策实践之间的关系，实现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有机统一？

孙壮志：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是同一问题研究的一体两面。基础研究承担学理支撑功能，挖掘现象背后深层动因与内在逻辑；对策研究则是把学理认知放到现实场景当中检验，回应现实提出的各类命题。脱离基础研究，对策分析就容易流于表面；脱离现实关切，基础研究容易陷入封闭的文本循环。

学者独立学术判断和政策实践之间客观存在张力，但张力不等于对立。科研工作者既要坚持立足客观事实开展独立研判，也要搭建学术成果通达决策的有效渠道。学术判断力的根基在于长期跟踪、实地调研、材料积累，也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在场研究”。

2005年，外交部首次向海外派遣选举观察员团，我受邀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在当地的十几天时间里，我白天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夜晚汇总信息开展研判，撰写观察报告。其间，我和当地官员、学界、各党派都建立联系，这得益于十余年来持续深耕中亚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不存在捷径，没有巧办法，依靠的是长年累月的“笨功夫”；对于国际形势的预判，建立在对目标地区长期跟踪、多源信息积累之上，需要始终保持学术“在场”状态。

我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同样源自实地见闻。1999年8月，我赴比什凯克参加国际会议，恰逢“上海五国”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举办，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发生来自阿富汗的极端主义非法武装侵入事件，这让我直观感受到中亚国家对于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迫切诉求。2001年6月上合组织成立之后，我们迅速组建专门研究中心，持续追踪该组织的每一步发展演进。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后，结合多年研究积累，我进一步梳理提出具体实践路径。当学术思考转化为政策话语、落实为国家多边外交实践，我更真切体会到学术研究的时代价值。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相关研究，也是来自现实感悟。丝绸之路本是中国和中亚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象征，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域外力量对这一概念进行片面解读，部分海外相关著作甚至完全忽略中国的历史角色。学者的使命感促使我意识到，中国开展中亚外交，应充分用好丝绸之路这张历史名片。我专门论证过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运用该理念的可行方案，产出一批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成果，属于国内较早投身共建“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的学者之一。

这些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做好决策咨询，不能被动等待政策出题。学者要主动从地区现实提炼研究议题，既要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又要维护独立观察的学术品格；既要做重大理念的阐释者，也要做实践路径的建构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倡议等，您带领团队开展大量学理化阐释工作，并将其转化为高质量学术成果，您遵循怎样的研究路径？

孙壮志：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类重大理念，不能简单停留于理论层面做概念推演。这一理念既是价值理念，也是创新性外交思维，更是不断演进的社会实践，需要跟随国际形势变化不断丰富其时代内涵。开展这一类研究，我主要坚持四条路径。第一，坚守“在场”，重视在地调研。尽可能深入对象国社会，走进当地高校、科研机构，与学者、普通民众开展广泛交流，跳出二手材料束缚，把握当地社会真实认知与现实诉求。第二，恪守科学学术方法，做好归纳与演绎。大量占有一手资料，依靠归纳提炼现实特征；依托严谨逻辑推演发展趋势，所有观点应建立在翔实材料之上，而不是直接照搬现成结论。第三，保持政策敏感度。主动跟进重大外交议程，精准把握党的创新理论核心要义，做好理论阐释。第四，推进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国际问题研究要善于广交朋友，同海外研究者、实务工作者保持对话，充分掌握各方认知，把一线国际声音作为研判地区局势的重要信息来源。

与此同时，重大理念的学理化阐释，要把握其内在规律，兼顾纵向历史溯源与横向比较分析。纵向厘清理念生成、演化的完整脉络；横向辨析中国方案区别于其他地区合作模式的独有特质，认清外部竞争与干扰因素，搭建贴合客观现实的分析框架。

探索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依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问题，如直接套用西方分析框架解读上合组织以及中国同欧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常常出现解释力不足、结论失真等问题。在研究实践中，应如何破解这一困境？

孙壮志：这类现象在学界并不少见，部分研究存在明显的“两张皮”现象：直接移植西方理论框架、概念范式，简单填充国别材料作为论据；甚至为适配既有理论预设，裁剪客观事实，产生大量常识性偏差，缺少对研究对象真实国情的体察，容易误导读者。

破解该现实困境，首先要站稳学术立场。区域国别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利益，服务我国外交实践。站稳立场不等于拒绝借鉴国外有益研究方法，而是确立研究的出发点。如果研究视角完全追随域外，得出的结论自然很难契合中国现实需要。其次要做好学术传承。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拥有自身治学传统与丰厚学术积淀，要辩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否定前人积累、陷入学术虚无主义没有出路。再次要充分挖掘一手资料，善于从鲜活现实材料当中提炼学术观点。区域国别研究对象复杂多变，要依托实地观察捕捉新动向，与各类文献相互印证，形成科学判断。最后要建立多元观察视角，做到由此及彼、由己及人。不能单向度以自我为中心，既要站在中国视角观察地区，也要换位思考，从对象国处境反观双边、多边互动，形成立体、完整、准确的认知图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您有哪些思考？

孙壮志：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警惕一个误区：知识体系不是人为“造出来”的，而是在长期学术实践当中“生长”出来的。如果基础国别实证研究持续萎缩，大家空谈宏大理论范式，区域国别学就会失去安身立命的根基。海量国情调研、实证研究，构成整个学科知识体系的底座。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同时把握继承已有学术优势、补齐现存学术短板、弘扬学术创新精神三条路径，三者缺一不可。中亚研究就是生动例证，前辈学者数十年潜心耕耘，留下宝贵学术财富，为当代中亚研究筑牢历史根基。理论创新不能好高骛远，要从小切口切入，扎根鲜活实践。以上合组织为例，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国际组织的分析范式和评判标准。作为冷战结束之后诞生的新型多边机制，各成员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要认真梳理它依托何种平台机制运行，受到哪些现实条件约束，总结自身独有的多边合作逻辑。

理论和实践是双向互促的辩证关系。不是先构建一套尽善尽美的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而是理论与实践深度交融，互相促进、迭代升级。共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既是区域国别学需要重点攻关的重大课题，也是持续向前推进的历史进程，我们的学术认知也应随之不断深化和拓展。

《俄罗斯三十年(1991—2021)》 受访者/供图

在时代浪潮中坚守学者初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深耕欧亚研究三十五载，当选学部委员对您意味着什么？回望学术生涯，您最看重哪些工作？

孙壮志：学部委员是崇高学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对于我来说，一方面，自己长期坚守的学术事业得到认可；另一方面，深刻明白个人成长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优良治学环境，离不开院党组关心，离不开领导、同事和整个团队的支持。这份荣誉是集体奋斗的成果。

回望三十五载治学岁月，三件事始终铭刻于心。第一，坚守研究方向，甘于坐“冷板凳”。在中亚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时沉下心深耕，耐得住学术寂寞。第二，恪守学者本色。无论身处何种岗位，时刻牢记第一身份是党员学者，家国情怀是底色，不为世俗功利所干扰，守住治学初心。第三，常怀感恩之心。个人成长离不开组织悉心培养，离不开前辈同仁提携帮助，学术成果的产出依托良好科研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您的学术历程，您经历多次研究转向，有哪些关键学术转折点？

孙壮志：我25岁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7年之前，主要从事中亚专业研究，推动学科建设，使中亚学科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目标管理学科与重点学科。2007—2017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和社会学研究所工作，暂时离开国际问题研究一线，承担党建廉政相关调研工作，带队深入国内各省份走访，增进了对中国国情的理解，能够更好服务中央政策的制定。2018年重回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核心任务就是优化学科布局，推进有组织科研。个人研究领域也从中亚、上合组织，拓展至俄罗斯、整个欧亚地区以及中国欧亚外交，并统筹谋划研究所整体科研战略。可以说，个人学术成长和组织工作安排紧密相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要求及时完成角色转换，高质量落实各项科研任务。担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近九年时间，我们在学科建设上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同时，顺应国际形势变化，设立多边与区域合作研究室，在持续深耕上合组织研究之外，强化对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亚机制、金砖国家、俄罗斯主导多边框架的研究。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产出标志性成果。我担任总主编的三卷本《俄罗斯三十年（1991—2021）》，集合研究所二十多位学者力量，从政治、经济、外交多维度系统剖析俄罗斯独立三十年来发展历程、现实状况与未来趋势，为深化俄罗斯国别研究、夯实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材料支撑与学理基础，该著作2024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重大成果。此外，我们持续做强智库建设，提升服务中央决策能力。研究所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作为院级智库，承办高水平中俄双边智库论坛，高质量完成各类交办任务，优化人员配置与任务管理，对策信息工作质量稳步提升，多次斩获优秀对策信息组织奖。此外，我们持续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度，给青年科研骨干压担子、搭平台，积极争取院里政策支持；扩大硕博士招生规模，增设世界经济研究方向，培育区域经济方向后备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新当选学部委员、学科带头人，您对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欧亚方向的青年学者有怎样的寄语？当选学部委员之后，您给自己定下了怎样的新目标？未来如何发挥学术引领作用？

孙壮志：科学研究没有捷径，需要艰苦付出，科研人员要有定力、毅力、恒心与耐心。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必须练就扎实基本功：拥有在地长期调研观察经历、过硬外语能力、政策领悟能力，广博知识储备，吃透研究对象国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地理条件。简单概括，青年学者要做好三类学问。一是开放的学问，广泛学习借鉴相关领域知识方法，取长补短。二是有用的学问，做到经世致用，服务国家大局，回应实践需求。三是严谨的学问，恪守科研规范与学术诚信，踏踏实实，拒绝投机取巧。

当选学部委员，意味着要扛起更大责任，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要求承担“学术战略家”使命，丝毫不能懈怠。接下来重点做好五个方面工作。第一，带头学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理论研究，产出有影响力的理论宣传成果。第二，主动承接党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交办的重大科研任务。组织团队集体攻关重大理论现实命题，紧盯地区重大事态，做强应用对策研究，服务党中央决策需要。第三，助力国际问题研究、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国际学部各研究所发展建言献策，推动跨所、跨专业、跨学科综合研究；服务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促进科教融合，参与教材编撰；立足欧亚研究学科优势，做好学脉传承，推动理论自主创新，为打造中国特色欧亚研究学派夯实基础。第四，建强研究所学术梯队。做好博士研究生培养，带领科研团队，引导青年科研人员养成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科研环境。第五，发挥专长做好媒体宣传与国际传播。在各类国际场合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方案，宣介中国智慧与中国贡献，搭建高水平中外学术交流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韩卓吾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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