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喊恐婚恐育，为什么年轻人还在渴望亲密关系？

“原生家庭”成了万能解释，“恐婚恐育”成了这代人的标签。但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长期研究中国家庭变迁与青年婚恋，她给出的判断是：一方面，确实有人恐婚恐育；另一方面，大家也在渴求亲密关系。

这两个判断并不矛盾。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件事——旧的婚恋脚本正在松动，而新的支持结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计迎春提到一个概念，叫“概念蠕变”。墨尔本大学心理学教授尼克·哈斯拉姆提出，一个心理学甚至病理学的概念出来以后，会发生纵向和横向的膨胀。纵向上，它本来描述程度比较严重的现象，后来被用来解释程度很轻的日常行为；横向上，它又扩大到不同的领域。

“原生家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本来是心理学、社会学里的一个小词，现在所有东西好像都可以归到原生家庭里。有人控诉原生家庭，也有人讲原生家庭的托举。计迎春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一个概念的蠕变，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过程。

但换个角度看，这件事恰恰说明原生家庭很重要。如果家庭没有那么重要，你就不会天天讲它。

年轻人借助这个概念，反思自己的家庭关系、身份认同，也反思整个现代化进程。这当然是个体化的一部分：你开始反思传统制度、传统权威和传统家庭关系。但计迎春也提醒，这些概念在网络上很容易变得碎片化、标签化和过度娱乐化。一场网络狂欢之后，反而可能阻碍更深入、更系统、更全面的反思。

那么，家庭会消亡吗？计迎春的答案是不会，至少在我们可见的未来。她观察到，中国年轻人的个人发展、个人成长和个人实现，实际上经常建立在家庭的托举之上。教育是举全家之力投资的；成年后，职业、婚房、婚礼，甚至孩子出生后的照料，也离不开原生家庭。年轻人可能会说“断亲”，会争吵，会觉得与父母观念完全不同，但并没有割断家庭联系，家庭仍然在持续托举他们。

所以，中国年轻人的个体化是嵌在原生家庭里的。你想过一种“自己的生活”，但又离不开家庭资源。这和西方理论预设的路径不太一样。

家庭不会消亡，但会变得更加多元。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实践一种“自己选择的家庭”。它可能不完全建立在婚姻、血缘或者收养关系之上。比如离婚以后继续合作育儿，朋友之间约定抱团养老，还有各种新的亲密关系实践。年轻人是在拓宽家庭的边界。这些实践最核心的，其实还是照料怎么组织。

计迎春用“双系、双轴、多核”来概括中国家庭形成的自己的模式：父系和母系双方都重要，夫妻轴和代际轴同时发挥作用，多个家庭单元互相连接。中国的夫妻核心家庭，和双方的原生家庭往往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往往是三个完整的核心家庭形成一个家庭网络，在经济、照料和情感上互相帮助。

但这里也出现了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所说的“超载的家庭”。经济成本很高，买房要“六个钱包”，两个人自己很难承担；在照料上，一个夫妻核心家庭也解决不了问题。年轻人工作时间很长，双职工又是大部分家庭维持经济生活的必要条件，那孩子谁来照顾？中国家庭就把祖辈动员进来了。等到老人年纪更大、身体不再健康，年轻人又要承担养老照料。于是家庭自己建立了一个小网络来对抗原子化，但这个小网络本身承担了太多东西。

计迎春说，家庭不能变成汪洋大海里的一叶扁舟，也不能成为沙漠中的孤岛，它需要社会支持。

谈到“恐婚恐育”，计迎春觉得这是一种夸张。传统的婚恋脚本不那么起作用以后，个人要自己选择、自己协商。自由是有代价的，一个人可能既向往亲密关系，又担心失去个人空间；可能想要孩子，又忧虑工作、住房、教育和照料成本。与其说年轻人简单地拒绝婚姻，不如说他们在面对一种不确定的生活。

旧的脚本松动了，新的支持结构和关系形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网络上的标签也在加剧这种简化。“江浙沪独生女”被人羡慕，背后是全家托举、资源充足；“小仙女”这个如今略含贬义的称号传播得也很快。计迎春说，当事人真实的生活、关系和感受，和别人贴的标签往往距离很远。一个标签把群体内部巨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全部忽略掉了。

她提到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过去一个孩子生活在很多亲戚、邻居和单位熟人的关系中，是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社区里长大的。现在邻里之间不往来，亲戚关系也可能减弱，孩子主要生活在一个家庭内部。她把它叫作一个“时空高度压缩、情感极为浓稠的密封容器”。

孩子受到高度关注，也可能比较自我中心，因为他的社会化环境没有那么完整。与此同时，父母给了你很多资源，也会对你有很多掌控。你一方面有很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受到父母的控制。这就形成了非常复杂、充满张力的关系。独生子女以后还要承担父母养老的责任，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无忧无虑。

计迎春把这种状态叫作“亲密共生”。我们现在的小家庭很亲密，但亲密的另一面就是控制：我托举你，给了你这么多，同时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很小、情感很浓的空间里，所以会有很多越界和控制。父母和子女也不是单向依赖，而是双向依赖。

投入和回报期待也是一体两面的。父母确实不计后果地投入、托举和牺牲，但同时也会把自己的期待压在孩子身上。孩子一方面可能很自我中心，因为全家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但另一方面，他又在自我压抑。他知道父母给了自己很多，因此会有非常沉重的负疚感和亏欠感。

计迎春说，父母和子女在精神上、情感上都超载着。中国家庭经历了一个“情感转向”。少子化，让家庭里的情感变得非常浓稠。这和传统大家庭里等级分明、情感相对疏离的状态相比，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但情感浓稠也会造成双向依赖。我们讲“妈宝男”“妈宝女”，讲孩子依赖父母，其实父母也依赖孩子。特别是在“丧偶式育儿”或者“丧偶式婚姻”里，母亲承担了大量照料和情感劳动，长期非常疲劳，也会有不公平感。她可能把更多情感依赖放到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身上，于是父母和子女都被压在这段关系里。

很多亲子矛盾还围绕教育展开。计迎春认为，如果不是教育竞争这么激烈，有些家庭关系可能会宽松很多。所以不能只说家庭自己要怎么“自我松绑”，家庭是生活在结构里的，也生活在一条历史的延长线上。我们要从结构上反思教育内卷、教育竞争、单一的评价机制和所谓成功学，给年轻人的成长提供更多赛道和更多元的评价体系。

那一个健康的现代家庭是什么样的？计迎春说，没有一个单一的理想家庭，也没有所有家庭都适用的最优解。年轻人的婚恋观念和亲密关系实践非常多元。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脚，画出一幅非常多元的未来亲密关系图谱，也在拓展传统家庭的边界。未来可能有些形式会成为主流，有些仍然是小众。现在还处在大转型时期，很多东西没有定型，正在孕育、试验和试错。

无论家庭形式怎么变化，核心问题还是照料怎么解决。它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包容。家庭不应该成为汪洋中的一条船。

计迎春还谈到自己早年的两个转变。第一个，是以前会相信所有事情、所有问题，甚至人生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后来她去加拿大读硕士、去美国读博士，研究生课堂里大家一起讨论，很多问题其实没有简单的对和错。从标准答案，到答案可能是多元的，甚至没有答案，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第二个，是对线性史观的认识。她这一代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长大的，相信进步、相信发展、相信增长，是具身经验，不只是一种抽象理念。但后来发现，不仅西方不是线性发展的，全世界都不是。对社会发展有一个更全面、更包容的认识，会帮助我们缓解自己的焦虑，也会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身份认同和人生意义。

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也没有永远笔直向前的道路。但只要还有对于明天的希望，对于未来的想象力，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探索、继续提问、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