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家两兄弟：兄杜聿明成黄埔嫡系，弟杜聿德创建皖北红军后就义

前言

陕西米脂杜家有两个儿子，后来走了两条相反的路。哥哥杜聿明进了黄埔军校，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嫡系将领；弟弟杜聿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皖北组织起义，起义失败后被俘就义。兄弟二人分属两个阵营，这段经历在杜聿明后半生的公开谈话里极少被他提起。

一、米脂杜家，同一所学校

陕西米脂吕家硷的杜家，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参加过同盟会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杜聿明生于1904年，杜聿德生于1906年。兄弟俩从桃镇高等小学毕业后，先后考入榆林中学。

榆林中学当时的校长杜斌丞是米脂人，他倾向革命。教师里，魏野畴、李子洲是中共党员。魏野畴在课堂上讲新文化运动，学生课后传阅从外地寄来的书刊；学校还建立了党组织。这批学生中后来出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兄弟二人同在一所学校，接触到同一批老师和学生。

1924年，哥哥杜聿明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弟弟杜聿德则留在陕北，继续参与学生运动。

1927年春，杜聿德经郭洪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杜聿明已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中校连长，兄弟二人分属两个阵营。

二、苏州劝兄，军训队三个月

陕北军阀井岳秀随后响应蒋介石开始“清党”，榆林中学开除了杜聿德的学籍，并对他发出通缉。杜聿德被迫离开陕北，前往苏州寻找哥哥杜聿明。

杜聿德找到哥哥后，当面劝他脱离蒋介石。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留下记录，地方志的表述只有“未取得结果”几个字。但杜聿明没有改变立场，反而把弟弟介绍到国民党第21师军训队学习军事。杜聿德在那里接受了约3个月的军事训练，随后就离开了。

一个只进行过3个月军事训练的年轻人，此后却要在军队里秘密组织起义。

1928年1月，杜聿德来到皖北太和，由魏野畴推荐，进入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后来又转入高桂滋的第19军教导2团，任3营副营长。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的营副，实际任务是把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农运积极分子招进队伍。

高桂滋部当时正在招兵扩军，这给兵运开了一道口子。阜阳周边的老集、王官集、行流集一带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几个月里就往教导团里送进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各连发展新党员建立支部。到起义前，教导团6个连的武装基本控制在中共党员连长手里。教导团花名册上的名字，不少是党组织安排进来的。

三、大雨里的仓促一击

起义原定在4月底或5月初发动，先由教导团士兵起义，然后十军军校学员和农民赤卫队配合攻占阜阳城。但由于叛徒告密打乱了时间表，皖北特委决定把起义提前到4月9日。

4月9日凌晨，雨下得很大。东门起义士兵点燃浇了煤油的棉絮，发出起义信号，他们迅速解除了军部门岗。城内守军随即反扑，东门得而复失。

在城外的三里湾，教导团6个连在昌绍先、杜聿德带领下起义，在击伤了团长高建白后，起义军直奔东门。但雨势阻隔，各连失去联络，攻城不下。魏野畴在城内接应不上，随后改变出城路线，率部向农村转移。

当天上午，昌绍先、杜聿德率部来到王官集，与农民赤卫队会合。下午，王官集大寺庙前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皖北工农红军，昌绍先任总指挥，杜聿德任副总指挥。这是安徽境内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第一支工农红军。附近青年积极报名入伍，这支红军人数一度接近2000人。

从起义发动到苏维埃政权成立，前后不过一天。队伍的成分是起义士兵和农民赤卫队，他们武器杂训练时间短，周围国民党军的兵力不在少数。起义能发动起来，靠的是兵运时打下的连队革命基础和地方党组织的配合；起义能不能站稳脚跟，取决于外面的包围圈什么时候合拢。

四、断后，被俘，四天

4月9日当天，魏野畴率另一路200余人向阜阳西南转移。4月10日这支队伍在途中被国民党军截击，魏野畴被俘后遇害。

4月11日上午，高桂滋部留守司令王守义率2000余人，包围王官集地区。红军和赤卫队反击，但兵力悬殊，队伍很快被打散。昌绍先在突围战斗中牺牲。杜聿德指挥剩余部队突围，自己带少数人殿后掩护，在激战中负伤被俘。

杜聿德被押到阜阳。审讯中，敌人拷打，也开出条件劝降都被他拒绝。临刑前，杜聿德说：“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早已许身于党，将生命置之度外，既入恶魔手中，则听凭处置，不必多说。”

4月13日，杜聿德被押到城外东岳寺附近枪决，时年22岁。距起义发动只过去了4天。

皖北红军主力突围后未能再成建制，苏区随之丧失。阜阳四九起义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它建立了安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皖北各地的党组织和农运基础没有被完全清除。

五、哥哥那一边

杜聿德在皖北起义、被俘、就义的消息，杜聿明以什么方式得知的，现在不得而知。但他在国民党军中的发展，此后走上了快车道。

杜聿明黄埔第1期出身，抗战中率第5军打过昆仑关，后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入缅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成了蒋介石手里被反复起用的人：东北战局吃紧，调他去东北；徐州方向需要人，又把他放到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位置上。

国民党军内部给他一个称呼叫“救火队长”。这个称呼反映了一部分事实：他总是在局面已经变坏之后被派上去，手里能调动的兵力、能做的决定，都受制于上面的遥控和战场之外的牵扯。

弟弟是红军烈士这件事，在国民党军的体系里是一层不能放到桌面上的背景。蒋介石后来知道了杜聿德的身份，曾当面问过杜聿明，杜聿明立即向蒋表态效忠。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内的信任不是无条件的。一个嫡系将领有一个共产党烈士弟弟，这本身就可能影响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他被起用搁置、再起用，这条线始终贯穿了他后半段军旅。

六、从陈官庄到功德林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率3个兵团及直属部队近30万人撤出徐州，被解放军包围在河南永城陈官庄地区。1949年1月10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杜聿明在陈官庄以西的张老庄被俘。此后他被列为战犯，转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

在功德林，杜聿明有慢性病，管理所给予积极治疗。在改造的10年之中，他的态度从抗拒逐步转向接受。1957年，他的女婿杨振宁与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国家主席特赦令，首批特赦战犯33名，杜聿明在名单中。同期特赦的还有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等人。

特赦之后，杜聿明于1961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后来相继被选为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第5届全国政协常委、第5届全国人大代表。

七、没有主动提起的那一层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杜聿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作为烈士的亲哥哥，杜聿明身上同时带着战犯和烈属两重身份。

在功德林期间和特赦之后，杜聿明写文史资料、参加政协活动、参与对台统战工作，公开谈话中极少涉及杜聿德。他没有把“红军烈士家属”和自己联系起来。

兄弟二人从未在同一条道路上同行过。他说与不说，都改变不了1927年兄弟两分属不同阵营的事实。杜聿明1981年5月在北京病故。而杜聿德的名字，则留在皖北的烈士名录和阜阳四九起义纪念馆的陈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