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胖为美”之审美观的考古学观察——以唐代纪年墓所见女性形象为中心

关于唐代“以胖为美”这种说法的来源，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却查无出处，可谓不知所起却流传甚广，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与之相关的“环肥燕瘦”这一说法，则出自北宋苏轼的《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可见，宋人已经有了“环肥燕瘦”这一看法。

对于这一问题已有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做过探讨，但鲜有人从考古学的角度做过系统研究。不过，考古学界已有学者注意到此问题。齐东方先生指出：“许多错误的论断影响着人们对唐代雕塑的认识。如在人物形象中以胖为美被认为是唐代的审美情趣，这多少有些误读了唐人的品味，事实上以清瘦为特点的唐俑普遍，尤其是唐初，修长类型几乎是全部陶俑的特色。至于说体态丰腴的杨贵妃受到唐玄宗的赞赏，因此影响了唐人对美的追求的说法更无根据，因为早在杨贵妃尚未出世前，丰腴的女俑已经充斥了女性塑像中。”齐东方先生提纲挈领式的观点，对研究这一问题极具启发性，以下做一些具体分析。

二、唐代女俑、壁画中女性形象的体态分类

唐代统治阶级厚葬之风盛行，当时“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唐墓发现的女俑和壁画中的女性形象为探讨当时的审美观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笔者以形态特征为标准排列了部分唐代纪年墓中的女俑和壁画中的女性形象，主要考虑其体态，而非功能。根据直观形态可分为：呆板清瘦、修长匀称、丰腴圆润、臃肿厚实、病态纤弱五大类型。同一墓葬所出陶俑及壁画中侍女形象的风格大体一致，为节省篇幅，从同风格形态的俑群或壁画中选取一组或一件标本来分析，兹不一一插图或列举标本。另有相关部分唐代纪年墓的出土女俑、壁画中女性形象的体态分类见表一。

表一 部分唐代纪年墓葬出土女俑、壁画中女性形象的体态分类表

△ 图一唐代陶俑所见各类女性形象：1～4为第一类女俑，5～8为第二类女俑，9～12为第三类女俑，13～16为第四类女俑，17～20为第五类女俑

（一）第一类：呆板清瘦型

此类俑主要特征是形象清瘦，体形修长，面部清秀、消瘦，削肩细颈，轮廓内收；着窄袖长裙，裙腰较高，贴身较近，凸显身材。整体细节刻画不够生动、细腻，略显呆板。贞观五年（631）李寿墓、贞观十七年（643）长乐公主墓、显庆二年（657)张士贵墓、上元二年（675）李凤墓、永徽二年（651）段简璧墓（图一，1）、显庆二年（657）蒋少卿墓（图一，2）、咸亨三年（672）杨堂墓（图一，3）、开元二十七年（739）俾失十囊墓（图一，4）等均有此类形态的俑发现。

唐墓壁画中的呆板清瘦的女性形象见于贞观五年（631）李寿墓（图二，1）、贞观八年（634）戴胄墓、贞观十四年（640年）杨温墓、贞观十七年（643）长乐公主墓、贞观二十一年（647）李思摩墓、永徽二年（651）段简璧墓、显庆三年（658）执失奉节墓、龙朔三年（663）新城长公主墓、麟德元年（664）郑仁泰墓、麟德二年（665）李震墓、乾封元年（666）韦贵妃墓。

（二）第二类：匀称修长型

此类俑凝练简洁，丰富精美，面相清俊，亭亭玉立，比例匀称，端庄秀丽。见于龙朔三年（663）新城长公主墓、总章元年（668）李爽墓、上元二年（675）阿史那忠墓、光宅元年（684）安元寿夫妇墓、景龙三年（709）安菩夫妇墓、神龙二年（706）崔沈墓、神龙二年（706）永泰公主墓、神龙二年（706）章怀太子墓、景云元年（710）节愍太子墓（图一，5、6）、景云二年(711）杨履庭墓（图一，7）、开元十二年（724）金乡县主墓（图一，8）。

唐墓壁画中此类女性形象见于开元十二年（724）金乡县主墓、长寿二年（693）苏瑜墓、圣历二年（699）梁元珍墓、神龙二年（706）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景龙二年（708）韦浩墓、景龙四年（710）万泉县主墓、开元九年（721）薛儆墓等。以开元九年（721）契苾夫人墓室东壁壁画女性形象为例，头身比例悬殊，穿窄袖襦衫，红长裙系在胸部，凸显身材瘦高，体态肥瘦合度，体形微呈“S”形，身材修长苗条（图二,2）。

△ 图二 唐墓壁画中所见各类女性形象：1为李爽墓壁画，2为契苾夫人墓壁画，3为武惠妃敬陵壁画，4为唐安公主墓壁画

（三）第三类：珠圆玉润型

此类女佣的总体特征为高髻，以墨描画眉目、朱点染嘴唇，面庞丰满、鼻子较低、体态丰腴，姿态悠闲随意、雍容华贵。见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李承乾墓、天宝四年（745）宋氏墓、开元二十八年（740）杨思勗墓、光宅元年（684）安元寿夫妇墓（图一，9）、开元十一年（723）鲜于庭诲墓（图一，10）、开元十二年（724）惠庄太子墓（图一，11）、开元十二年（724年）金乡县主墓（图一，12）等。

壁画材料方面，开元十五年（727）韦慎名墓、开元十五年（727）李邕墓、开元十八年（730）臧怀亮墓、开元二十八年（740）豆卢氏墓、开元十八年（730）温神智墓、开元二十二年（734）侯臣墓、开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敬陵（图二，3）等壁画中的女性图像多以丰颊肥体的风格为主流，大多下巴丰圆、服装宽松、体态更为丰肥。

（四）第四类：厚实臃肿型

此类陶俑主要特征为脸颊圆润，下颌的褶皱极为明显，用以表现人物的肉感。身材的高宽比例上，宽度明显增加，腰腹更为夸张，有种大腹便便的膨胀感，呈现出厚实臃肿之感。发饰相对统一和蓬松，服饰也较为宽松。主要见于开元二十七年（739）俾失十囊墓（图一，13）、长庆三年（824）马腾空唐墓M18（图一，14）、至德三年（758）清源县主墓（图一，15）、兴元元年（784）唐安公主墓（图一，16）等。

唐墓壁画中此类女性形象见于大历九年（774）贝国夫人墓、兴元元年（784）唐安公主墓（图二4）、贞元三年（787）郯国大长公主墓中，表现为身体肥胖，丰脸粗颈，下巴多肉，腰粗腹圆，衣裙宽大，腹部突出，有种大腹便便之感。

（五）第五类：纤弱病态型

该类陶俑无论是形象还是做工均不甚细致，呈现出纤弱病态之风。此类俑的数量较少，主要见于贞元十七年（801）李良墓（图一，17、18）、长庆三年（824）马腾空唐墓M18（图一，19、20）等。这一类女性形象在壁画墓中所见不多。

三、陶俑、壁画所见唐代女性审美观及其原因

第一类呆板清瘦的女性形象年代上主要在唐初高祖至高宗时期(有一例为玄宗时期)，反映了唐初以清瘦为主的审美取向。除此，《步辇图》(贞观十四年，640)(图三)中几位为太宗抬辇、撑伞和张扇的宫女被勾画的极为精细，身材纤瘦婀娜，可侧面反映当时对女性体态的审美取向。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实际上，在唐以前，女性主要是以纤瘦为美的，汉代的纤弱清瘦之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盛行并一直延续到隋末唐初。如隋开皇十年（591）元威夫妇墓和隋大业十二年（616）吕思礼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女俑，以凝练写实为主，面容清秀，身材修长。审美风尚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唐初秉承隋代遗风，这一时期的女俑仍然保留着隋代的基本特征。初唐诗人杜易简的《湘川新曲二首》之句“弱腕随潮起，纤腰向舸低”正是这股风气的写照。

△ 图三《步辇图》（局部）中的侍女形象

第二类见于陶俑及壁画的匀称修长的女性形象，其年代主要为高宗早期至玄宗早期，尤其是高宗中晚期至武后时。从外形来看，从第一类到第二类虽无突变，但在细节处有一些变化。此时期的女性形象身材苗条且亭亭玉立，没有呆板的娇弱无力感，大多比例较匀称、凝练，刻划细腻，给人一种清新干练之感。有些因头和身的比例显得头较大，却也更显身材的修长、富有活力。

恰好这一时期是唐文化的初步发展期，经过贞观之治的初步积累，唐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各蕃来朝，文化面貌上唐风初备，女性审美已经稍别于前期，处于由初唐向盛唐的过渡期。

第三类珠圆玉润的女性形象多见于武后执政至唐玄宗开元盛世期间，即盛唐时期。经过上一时期的过渡，女性形象表现为凝练、大气，呈现出一种丰腴圆润却不失矫健灵活之美，显示了盛唐时期成熟的时代风格。在服饰上，出现了袒胸露背的形象，也有女俑被塑造成轻纱半裹的婀娜姿态，被称为“薄衣贴体”，更显现了对肉体美感的追求。《旧唐书·舆服志》中有记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

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生活富足，南北方文化高度交融，同时大量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女俑呈现出一种突破传统禁锢的奔放之态，审美观念已走出了前期的纤瘦模式，逐渐孕育出一种健康、开放的审美风潮。以表现盛唐宫廷生活为主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图四）、《捣练图》（图五）为例，图中女子均为丰颊硕体，服饰艳丽，富态典雅，也是这一时期审美风尚的写照。

从史料中亦能看出这种审美取向。《旧唐书·外戚传》载：“（太平）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由此可以看出，最迟在武则天执掌朝政前后，初唐女性审美观已经发生了变化，丰腴之美逐渐开始流行。到玄宗时，杨贵妃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李白赞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犹如牡丹般雍容华贵的美貌和丰腴的体态，一度成为当时女子争相效仿的风尚。

△ 图四《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 图五《捣练图》局部

厚实臃肿型女性形象主要集中于安史之乱至代宗时期，即8世纪中后期。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国势衰弱，审美心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盛唐时期的自信、大气之风已不再。但审美风尚的发展具有延续性，盛唐的丰腴之美并没有在安史之乱后迅速消失，相反的，表现出更加圆润、厚重甚至臃肿的趋势。

纤弱病态的女性形象出现于8世纪末到9世纪中期，即代宗以后。唐代在肃宗、代宗后再无能主，国势一落千丈，对外政策由主动转向被动，由兼容并包走向闭塞自守，审美也有向清瘦回归的趋势，但丰颊硕体的风尚并没有迅速消失，虽失去主导地位但残风仍存。

从晚唐诗人的作品可对此时的审美管窥一二。方干《赠美人四首》“剥葱十指转筹疾，舞柳细腰随拍轻”、杜牧《扬州三首》“纤腰间长袖，玉佩杂繁缨”，诗人们已用桃面柳腰的清瘦之姿取代了牡丹的丰腴圆润之气，且越到晚唐时期，纤弱柔婉之风越盛，乃至到五代及以后又完全回归到了传统的纤瘦道路上。虽偶有体胖丰腴的形象，但主体已逐渐被纤弱的女子形象所取代。

女俑和壁画中女性形象的体态分类显示出一定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结合相关文献和唐代社会背景，可以分析出唐代不同时期的审美特点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历时近三百年的唐朝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审美风尚，“以胖为美”并非贯穿有唐一代，而是经历了由魏晋以来纤瘦之风向盛唐丰腴美艳的过渡，安史之乱后又由丰满向纤瘦回归的过程。具体来看，唐初即高宗以前偏向修长清瘦；高宗到玄宗前期，由清瘦逐渐向丰硕过渡；玄宗开元盛世时期，丰腴之美盛行；天宝以后略显臃肿；到唐末五代又回归到清瘦取向。而所谓的“以胖为美”仅指盛唐较短的一段时间的时尚潮流，并非贯穿有唐一代。

四、唐代女性审美观的再审视

冉万里先生曾指出：“在以往，学界往往从墓葬中出土的俑和壁画中仕女的图像，简单地以胖瘦来判断唐人的审美标准，特别是以之判断女人美与否的标准，甚至于根据肥胖的女俑得出盛唐时期‘尚胖’‘以胖为美’的结论。这样的分析方法本身无大错，但失之单一和偏颇，毕竟墓葬中随葬的女俑是随葬品，不是大活人，仅从这些女俑的样子无法全面地理解当时人的审美标准。”的确，审美是复杂的主观选择性活动，虽然女俑和壁画中的女性形象是分析审美的一手材料，但由于其作为随葬品存在粗制滥造、模式化生产的情况，以此探讨审美观也存在一定局限，且仅以胖瘦去判定美丑显得过于绝对和单薄，即使是在“以胖为美”的盛唐，胖与瘦也并非衡量女子美与否的唯一标准。因此更应该结合文献从审美的标准和内涵方面来思考“以胖为美”这一问题。

《旧唐书·后妃传》载:“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礼遇如惠妃。太真姿质丰艳丽，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懂移上意。宮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或言妃姿质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好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晓得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

史料所载选妃标准可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审美心理。其中不仅提到杨贵妃如何艳冠后宫，更突出了她善歌舞、通音律的才华和过人的才智，反而没有对其体型进行描写。显然，后世在把杨贵妃标榜为“以胖为美”的代表者时，只看到了她因外貌受宠，却忽略了她内在的才华与能力。事实上，无论胖瘦都是需要内在加外在的全面协调，才符合人之常情。

两唐书《后妃列传》中对其她嫔妃的描写使我们更加确定这一点：“敬宗郭贵妃，父义，右威卫将军。长庆末，以姿貌选入太子宫。敬宗即位，为才人，生晋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复以才人容德冠绝，特宠异之。”“唐昭宗积善皇后何氏，东蜀人。入侍寿王邸，婉丽多智，特承恩顾，生德王、辉王。昭宗即位，立为淑妃。”“武宗贤妃王氏，邯郸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宫中。穆宗以赐颍王。性机悟。开成末，王嗣帝位，妃阴为助画，故进号才人，遂有宠。”这些对后妃的描写并没有突出胖瘦，而是姿色与才德并重。可见，唐人对女性进行评价，才德也是重要的考量内容。

唐人的笔记小说中对女子发饰、肤色、妆饰、五官、仪止等各方面的详尽描述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标准，兹列举几例：“成亲，榭细视女，俊目狭腰，杏脸绀鬓，体轻欲飞，妖姿多态。”“因还匝，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裛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容貌似舅，潘安仁之外甥；气调如兄，崔季珪之小妹。华容婀娜，天上无俦；玉体逶迤，人间少匹。辉辉面子，荏苒畏弹穿；细细腰支，参差疑勒断。韩娥宋玉，见则愁生；绛树青琴，对之羞死。千娇百媚，造次无可比方，弱体轻身，谈之不能备尽。”“余乃咏曰：‘奇异妍雅，貌特惊新。眉间月出疑争夜，颊上花开似斗春。细腰偏爱转，笑脸特宜噘鼎。真成物外稀奇物，实是人间断绝人。自然能举止，可念无比方。能令公子百重生，巧使王孙千回死。黑云裁两鬓，白雪分双齿。织成锦袖麒麟儿，刺绣裙腰鹦鹉子。触处尽开怀，何曾有不佳；机关大雅妙，行步绝佳。傍人——丹罗袜，侍婢三三绿线鞋。黄龙透入黄金钏，白燕飞来白玉钗。’”

从以上论述来看，身材的胖瘦只是众多标准之一，在唐人的审美意识中，才华、品德等内在因素以及发饰、肤色、五官、服饰、装饰、举止仪态等外在表现都是美的重要标准。可见，审美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所谓的“以胖为美”并非越胖越美，“胖”的内涵和美的标准也是多元的。

五、结语

综上，本文从墓葬出土唐代女俑和唐墓壁画中女性的体态特征为切入点，并结合社会背景分析了其所代表的唐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及其发展脉络，认为唐代对女性的审美经历了由初唐的清瘦到盛唐的丰腴再到中晚唐时的略显臃肿而后回归清瘦的变化过程，而非简单的“以胖为美”。

不过，由于作为随葬品的女俑和壁画在探讨审美观念时存在一定局限，加之审美观念本身就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结合唐代史料及文学作品中关于对女性的描述，进一步明确了“胖”的内涵和审美活动的综合性、复杂性，以期能接近较为真实的唐人审美观念。（节选自《文博》，2020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