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中国器物的跨文化转译与……北美革命

《器物与想象：17-18世纪北美的中国商品》，[美]卡罗琳·弗兰克著，吴万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

美国学者卡罗琳·弗兰克（Caroline Frank）的《器物与想象：17-18世纪北美的中国商品》（Objectifying China，Imagining America：Chinese Commodities in Early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吴万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7月）是一部以中国瓷器、茶叶等贸易商品为研究对象，重新审视北美殖民地社会形成与早期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学术著作。“本书以瓷器、茶叶、漆器与装饰壁画等中式器物为切入点，依托遗嘱文书、考古遗存与原始档案，梳理17-18世纪中国商品跨洋入美、逐层流通的完整历史图景，打破了北美早期与东方相互隔绝的固有史观。书中揭示，中式器物并非单纯的异域珍玩，而是深度介入殖民地社会生活、审美风尚与身份建构的重要载体。借由对华贸易带来的物质与文化滋养，北美殖民地挣脱欧洲宗主国的文化束缚，逐步孕育独立多元的本土特质，重塑了区域商业格局，为美利坚立国及后续中美通商奠定了深厚根基。全书视野横贯东西、考据严谨、立论厚实，立体展现了大航海时代中国在全球贸易与文明互鉴中的重要地位，亦为阐释美国起源、审视近代全球物质文明交融，提供了新颖扎实的学术视角。”（该书封底推荐语）这是关于该书研究议题和主要内容的概括介绍，但是应该马上补充说明的是，关于书名中的“想象”这个问题。从书中论述的内容来说，的确可以从一个方面理解为“中国想象”，作者分析了北美居民如何通过消费和使用中国器物，构建起对遥远东方的认知与想象，这种想象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自我定位与文化选择。

但是在此之外，在作者的研究主旨中还有一个“想象美国”的核心议题，原书名“Objectifying China，Imagining America”直译就是“物化中国，想象美国”。“想象美国”的出发点是对北美殖民地历史刻板的固化想象的质疑与揭露：“我们始终受困于一个代代相传的强大殖民主义范式——这种意识形态实质上贬低了早期美利坚人的雄心与文化造诣。按照这种逻辑，殖民地时期的美利坚人绝不可能与像中国这样重要的国度建立联系，绝对没有获取中国商品的贸易手段，更不可能具备理解东方或欣赏东方风格所需的文化阅历。”（64页）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早期美利坚人与中国的关系，卡罗琳·弗兰克在书中以丰富的器物和文献史料证实在十八世纪的英裔殖民地人早在他们从英国独立并能够航行到亚洲之前，美国的水手、商人和消费者就已经了解东印度群岛，就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远超英国和欧洲的庞大世界的一部分。这是重新“想象美国“的第一个重要议题，弗兰克的研究拓展了对于早期美利坚人的文化交流的认识，为全球化的早期发展叙事提供了独特的区域性范例——这从“绪言”的标题“超越大西洋范式的英属美洲”就可以看到作者的这一研究主旨。

第二个就是关于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想象问题。“当今历史学者中，恐怕无人敢狂妄地宣称已完全理解并阐释清楚美国革命的起因。这场反叛究竟关乎原则还是利益，理念还是资本？是现代民主对传统君主制的必然胜利，还是少数精英领导群众的结果，抑或是受压迫阶层将殖民社会推向崩溃边缘的产物？”（174页）作者指出从辉格学派、帝国学派、进步主义学派到新辉格学派等宏大的解释框架已逐渐让位于对革命前事件的更为微观的研究，尤其是对殖民地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研究。比如T. H.布林对战争前数十年商业生活与消费主义的考察，本杰明·卡普（Benjamin Carp） 对城市酒馆常客与教会信徒的研究等等。弗兰克则从革命前中国茶叶在北美人民心中的扭曲形象切入，重新想象引发美国革命的价值观念与情感倾向，就是要重新探讨中国商品是否以及如何推动了北美革命的开端。有评论认为，“弗兰克关于茶叶和美国革命的事实和神话的学术贡献，可能会引起一些读者的争议， 但她仍然发表了重要论点：新的商品研究方法将揭示这些商品在国家建设中扮演的新角色。”（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更有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引人入胜且发人深省的早期美国进口记录，为全球化新历史提供了宝贵贡献……《物化中国，想象美国》将说服读者：中国必须成为早期美国历史的一部分。”（Business History Review，https：//press.uchicago.edu/ucp/books）这话说得似乎有点刺眼：中国竟然就是早期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一“想象美国”的视角和观点无疑带有强烈的探索性和挑战性。对于读者来说，从理解北美人如何在中国器物中想象中国，进一步深入理解为什么要通过北美人如何想象中国来重新想象美国，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无论如何，早期美利坚人从中国器物中想象中国从而建构自己的殖民地文化中的自我认同与文化选择，以及我们今天如何重新想象和认识爆发北美革命的真实历史语境和社会普遍心态，是该书的两个核心议题。

弗兰克通过论述在早期北美殖民地各处存在的中国商品实物和遗产清单等确凿的证据，肯定了北美殖民者早在立国之前就把航海和商贸活动推进到大西洋世界之外，已经参与了对华贸易。得益于日益完善的海运设施与繁荣的沿海及内陆商路，他们大多具备国际视野与商业雄心。正如多数欧洲人那样，他们眼中的世界版图远超大西洋范畴。这就是“超越大西洋范式的英属美洲”。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强调指出：“他们留下的器物昭示：早在脱离英国统治之前，他们就已与中国建立了联系。事实上，来自不同地域背景的人群及其文化互动从来就不需要国家权力做背书。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使得贸易网络、商品流通、思想交流与人口迁徙在欧洲政府掌控之外蓬勃展开。本书将着重探讨早期美利坚人与其所谓‘东印度’的间接接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第3页）超越大西洋范式的重要特征就是在国家权力的掌控之外以民间力量自发进行航海贸易，商人的精明头脑和海洋民族的冒险天性足以让英属美洲沿海定居者轻松融入由海上商路连结的全球贸易网络，围绕着精制商品和原材料贸易展开了从海洋到陆地的角逐。

但是，弗兰克的研究主旨不仅仅是要论证英属美洲殖民者拓展海外贸易的雄心和力量，以及东印度贸易对早期美利坚殖民与经济的重要性。由于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忽视北美英属殖民地对“中国”（China）和“瓷器”（china）的持续追寻对英裔美利坚人政治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因此弗兰克的研究试图深入探讨东印度贸易与美利坚国家形成的内在关联。她指出：“要理解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商品是如何触发美利坚殖民地居民的革命动机的，我们的阐释必须兼顾大英帝国内部与外部的权力博弈——这场博弈的核心正是对中国（及瓷器）的追寻。”（第9页）可以更明确地表述弗兰克的研究主旨，就是从北美殖民地—中国商品贸易中揭示英属殖民地如何走向反抗宗主国的政治革命，从“器物”的流通中“想象”中国如何成为建构美国早期历史的驱动因素。

为了完成这一带有探索性和挑战性的历史叙事，弗兰克在书中各章的具体论述内容是：第一章论述美利坚对华贸易的起源，揭示了跨大西洋贸易网络的形成，以及殖民地商人如何在印度洋贸易中寻找商机，为后续中国商品的输入奠定了基础；第二章探讨中国漆器如何融入殖民地家居空间，成为殖民地审美风尚的象征。作者通过分析漆器艺人的创作灵感与设计风格，展现了中式器物在北美本土化过程中的文化融合；第三章聚焦北方殖民地的华茶与华瓷贸易，揭示了合法与非法贸易的复杂博弈，呈现了中国瓷器在殖民地家宅中的分布与使用，展现了贸易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动力；第四章探讨瓷器如何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展现了瓷器在地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第五章以波士顿抗英运动中的中国意象为切入点，探讨中国茶与瓷器如何被赋予政治意义，揭示了器物与政治运动的深层关联。作者自己的概括是：第一章和第三章讲述由于前民族国家时期的英裔美利坚人深度参与了中国商品的远洋贸易网络，北方英属殖民地商人与限制其贸易自由的压迫性商业精英最终爆发冲突并不奇怪；通过考察他们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和消费，可以发现美利坚人在意识形态上深受英帝国体系的压制，由此而产生的反抗体现了帝国内部政治经济的深层矛盾——这种矛盾在中国商品进入地方市场和家庭的方式与相关解读中清晰可见，帝国内部的次级互动蕴含着文化因素，以微妙的方式影响着政治走向。第二章、第四章及第五章的论述表明，英裔美利坚人建构的“东印度”形象是一个被专制统治麻醉的地区，若不能掌控东印度贸易，沉溺于东印度商品和想象中的东印度风格将导致美利坚人变得软弱娇气。第五章指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动因之一是：北美民众渴望在对华商品贸易中占据主动、彰显主导地位，不愿沦为听命于英国大臣或东印度殖民管理者的附庸（9-10页）。

这就是“以物述史”的研究。关于历史学与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克里斯托弗·维特莫尔（Christopher Witmore）指出：历史研究需要解构“物”（things）与“人”（people）的二元对立框，其核心论旨在于，无论是物质实体（如原料与制成品）、符号系统（如文字与文本），还是人类行动者，均作为“内嵌于人类性”（ folded into humanity） 的构成要素存在（11页，注释1）。这是从人-器物关系作出的阐释，实际上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可以更深入阐释弗兰克的“物化中国，想象美国”的研究方法。在被流通、被使用的物质器物的背后所发生的，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转译故事。过去人们曾经把目光停留在器物表面的物质性功能上，忽视了背后的精神性文化因素；或者是以某种非黑即白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器物的文化属性。今天的学界对于这种跨文化转译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入的器物中挖掘出文化的跨、转、译——跨文化的、移植的（转）和重新讲述的（译）的故事。既然是跨文化转译，就没有什么是单向度的、固化的和非黑即白的，而是一个从需求、引进到想象直至重新解释的过程。《器物与想象》中的“想象”这一关键词表明了作者的一个核心关注视角，就是发生在器物与输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人（精英与平民）与物（书中的陶瓷、茶叶等等物）之间的精神活动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围绕着中国器物出现的现象、行为、心态、情感、价值观和历史过程。尤其是发生在对中国瓷器、茶叶等物的文化想象、认识与转译之间可能发生的看似相同、实则有重大变异的暧昧转变，以及受英属殖民地意识形态语境的支配发生在接受与转化之间的“拉锯战”，这是弗兰克在研究中非常关注的议题。正如弗兰克所讲的，“殖民地时期的美利坚人在商铺与家庭中大量买卖和使用特定中国商品。我们不应想当然地看待瓷器、漆器和茶叶等昂贵的全球商品，而应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必须追溯这些物品在从中国种植者或生产者流向大西洋西岸商人与消费者的漫长旅程中，所承载的意义网络、文化关联与人群互动。”（11页）由此深入进去，还可以挖掘出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阶级藩篱的变化、身份认同的转变、社会体制的形塑等众多议题，所有这些共同汇成一个以器物的跨文化转译为中心的多元共生的学术场域。

就研究方法来说，弗兰克承袭了文化史学者以器物（即物质文化）证史的研究路径。但是她对于“想象”的内涵与“证史”的关系有更深入的思考，她认为：“现有研究多聚焦中国商品在欧洲的文化史，而本书旨在将考察范围扩展至北大西洋彼岸。我们必须批判性地看待那种将时尚餐具和‘新式饮品’（new beverage）器具的使用简单归结为身份地位与社会竞争的观点……对中国瓷器的使用所蕴含的想象内涵，对使用者而言很可能不仅意味着向下属或邻人宣示优越感。卡里·卡森（Cary Carson）对弗吉尼亚殖民地消费行为的研究提出，某些物品之所以流行，是因为能让使用者‘获得社会认可’。但他同时指出，殖民中期对众多新颖家居用品的需求，其动因必然超越单纯的社会竞争。……他呼吁历史学者具体探究哪些新型家居用品被‘需要’（他特意加了引号），以及这些物品如何改变古老的社会模式。本书将尝试更生动地展现饮茶社交、瓷器陈列与漆木家具所构成的社会图景。”（12页）她在注释中援引玛雅·杰森诺夫（ Maya Jasonoff）的研究所揭示的亚洲器物与英属印度社会地位在英国人观念中的关联，认为使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可以适用于大英帝国的美洲疆域，例如拉尔夫·鲍尔（Ralph Bauer）的《殖民时期美国文学的文化地理学：帝国、旅行、现代性》（The Cultural Ceography of Colonial American Liieratures： Empire，Travel，Modern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等研究成果（12页）。由此我想起新西兰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2000；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该书第一章从东南亚贸易史的“印度化”问题谈到了贸易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由此延伸出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区域政治“自主性”议题。从这样的视角看北美人看到中国器物的文化想象，同样可以思考在中国器物的文化转译中产生的北美化和自主性问题。

因此，从北美洲到东南亚，来自商贸的“器物”作为一种实物证据，只有放置于在地的社会语境中才能真正被“想象”。更具体来说，“这种文化语境不仅包含实物本身，还涵盖从私人信札、报刊文章到诗歌创作、单页公告乃至哲学论述等各类同期文献。我们将物质文化分析与话语分析相结合，并辅之以视觉文化研究（主要包括装饰艺术与肖像画），犹如考古学家通过地层关联文物般，将研究对象与文字隐喻、视觉象征、典故及意义碎片相联系，从而揭示瓷器与中国作为实体与地理想象在英美社会中的深层意涵。这种跨学科的互文阐释方法。使我们得以‘解读’中国商品的象征意义，或者说探寻罗伯特·圣乔治（Robert St. George） 所称的‘间接指涉’（indirect references）——通过这些器物，我们能更真切地理解东印度贸易对殖民地社会特质的重要影响。”（13-14页）在我看来，这里的“间接指涉”在弗兰克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虽然她自己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实际上，英属殖民地的不同阶层对中国瓷器纹饰的寓意普遍无知，一种顽固的认知盲区遮蔽了珍贵器物背后的人民与地域。弗兰克指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那些在美利坚众多家庭备受珍视的中国瓷器，虽然承载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符号体系，却往往被误读、忽视或挪用为其他用途。”（17页）因此，“这些器皿逐渐丧失了原本的中国文化身份，沦为被抽空灵魂、填满资本主义贪婪与消费者自恋的中国商品，进而演变为辉煌贸易的象征。瓷器纹样被简单归类为典型的东方特征，由此催生的洛可可式中国风不仅贬损了器物上的中国符号，更矮化了中国人本身。这种中国风本质上是对器物灵魂的刻意不敬。”（19-20页）这对于容易津津乐道欧美“中国风”的国人来说，可能是一贴清醒剂，不能想当然地陶醉在器物远播的表面图景之中。弗兰克把问题说得更严重：“显然，在欧美获取中国瓷器的过程中，除了充满猜疑的肮脏贸易往来，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文化交流。……瓷器跨越重洋来到西方时，既脱离了原初的实用功能，也丧失了文化语境中的象征意义。”（21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器物在北美殖民地历史中无足轻重，恰恰相反的是，器物原生文化的脱落与被挪用的误读成为了引导研究者深入北美殖民地现实语境，观察在欧洲东印度公司事业、英属殖民地人民的自发航海贸易与北美殖民地革命等研究领域的内在关联的重要路径。从北美殖民地的宏观贸易活动与藏之于家庭的器物微观这两个层面，完全可以观察到美国革命前夕的殖民地经济政治抉择与英国亚洲野心之间的深刻联系。“本书呈现的证据旨在还原在美国对华贸易开启前的一个世纪里，东印度贸易（特别是中国贸易）对北方殖民者在商业、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重要意义。这种跨洋贸易不仅输送了物质商品，更构建了殖民地的文化认知框架，最终影响了北美独立运动时期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22页）

全书受到争议的是最后一章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但是在我看来这正是全书最精彩的地方。弗兰克在“绪言”中就阐释了她的研究视角、方法与基本结论：当英国成为亚洲主要殖民势力时，美利坚人对东印度公司所经营的中国商品的恐惧也在革命前夕达到顶峰，把这些商品看作是使人柔弱、导致遭受奴役的根源。通过将中国茶叶重新置于“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 的反叛语境中，还原了北美殖民者对中华物质文明的向往与清教徒式种族偏见并存的矛盾心态——这两种心态共同构成了1773年革命“火花”的底层逻辑。在中国茶叶与瓷器消费席卷殖民地各阶层的鼎盛时期，反抗帝国贸易政策的动机不仅源于对英国进口商品的抵制，更源于他们与中国商品的复杂认知关系，在反抗的革命话语中弥漫着对中国商品消费的深层焦虑。对美利坚人而言，要么接受英国强制输入的茶叶与其他亚洲“奢侈品”而沦为奴隶，要么控制这种贸易风险，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人（23-24页）。

“波士顿倾茶事件”被奉为美国革命的开端，一个“生而自由”的民族反抗暴政的开端。但是弗兰克要追问的是为何偏偏是茶叶进口在此刻引发了这一惊天动地的开端，她认为至今为止的各种主流观点都忽视了在革命前夕殖民地的集体想象中，中国茶叶是唯一遭受攻击、被怀疑具有颠覆性的商品。“在代代相传的历史叙事中，某些细节被逐渐遗忘，而另一些则被反复强调。历史学者依据统治精英留下的传统档案资料，已详尽重构了针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税收体系与政府政策，以及革命前夕的茶叶消费经济状况。但这些分析往往忽略了……当北美殖民地反抗序幕拉开之际，茶叶扮演了特殊角色。要理解殖民者对《茶叶法案》的激烈反应，不能仅着眼于英国的茶叶价格与税收政策，更要挖掘革命前夜英裔美利坚人饮用中国饮品时复杂的情感反应。本章旨在将茶叶消费的实证轮廓与文献，图像中的隐喻、典故及象征联系起来，超越‘茶叶瓷器即地位象征’的浅层标签，还原其在塑造（或威胁）美利坚身份认同中的深层作用。只有剥离茶叶的直接指涉，探究其间接表征——如罗伯特·圣乔治所称的‘隐喻压缩、象征凝聚与符号扩散’现象——我们方能真正理解为何这些自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会对运茶船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173-174页）

最后她的结论是，在英国议会通过多项旨在直接从美利坚殖民地征税的法案后，美利坚人开始担忧自己可能沦为贪婪军事力量的压榨对象，从高贵的、阳刚的、生而自由的殖民者变成被殖民的弱势群体。随着《茶叶法案》的通过，中国茶叶被污名化的舆情也持续高涨，在人们眼中的中国茶叶不仅是暴君用来腐蚀殖民地人民的工具，更成为将美利坚殖民者即将遭受的与东方奴役联系起来的压迫隐喻（185页）。因此，面对运茶船的中国茶叶，“在当时爱国者的话语体系中，已然从隐喻层面的‘祸根’，演变为实实在在诱杀、戕害美利坚消费者的工具。”（191页）这样来解读1773年12月16日那个暮色中发生倾茶事件——强行登船的暴徒们只是冲着中国茶叶而来，应该说是一种很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在我看来，中国茶叶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的遭遇说明了“美国”的形成不仅源于政治革命，也深植于日常消费的细微变化之中——长期以来殖民地人民在消费茶叶中积累的复杂心态，这是在关键时刻被舆情激发激烈行动的心态铺垫。如果说从直接证据的论证来看，弗兰克在这一章中的实证性研究的确弱于前面几章，但是从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关于“器物”的想象中包含的“间接指涉”在某些语境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是无法否认的。可能需要的是在论述这一充满挑战性结论的过程中，更细心地从不同侧面提升实证史料的匹配程度，以及把中国商品在北美殖民地历史建构中的作用表述得更为审慎和完整。

在今天，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充满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激烈性，在已经无孔不入的多维网状交流系统之中，尤其是在AI风暴早已席卷全球的严重时刻，在跨文化转译中的“器物与想象”的故事必将继续被讲述下去。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仍然是，文化转译在哪一个节点上又会引发惊天动地的革命浪潮。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