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1年，北京西单牌楼同懋增纸店接下一笔大买卖，他们花了4000银元，收购了由8000只麻袋装下的15万斤旧纸。
纸店买回去，渍水，用芦席捆扎，打算运到唐山、定兴两地化浆造纸，再造出来的纸，就是老话说的 "还魂纸"。
而这么一化，几百年间的皇帝批折、边关军报、朝贡文书，全要变成纸浆。
当时，没有人觉得这笔买卖有何不妥。旧纸就是旧纸，堆在端门、午门门洞里好几年，潮湿发霉，工役顺手拿出去换钱也没人过问。
直到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在市面上看见有人卖 "洪承畴揭帖"" 高丽国王进贡表 "，认出这是内阁大库的东西，追到纸店，才知道大部分麻袋已经装车运走。
他赶到纸店，以两倍的价钱买了下来。
追回来的那部分里，有《清太祖实录稿》残档，吴三桂的题稿，还有明内阁进呈的《熹宗实录》散页。
这批纸原本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里。明朝修的库房，清朝接着用，里面堆的是历朝诏令、臣僚奏章、朱谕批折、起居注、实录底稿、圣训、会典，还有历科殿试卷子。
清代把它们视作内府秘籍，九卿翰林一辈子也未必能翻到一页。
到了宣统年间，库房塌了一角，修缮在即，档案被搬了出来。一部分移去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用处不大，差点被焚毁。
罗振玉当时在学部任职，偶然在库垣中看见堆积如山的档案，随手抽出一束，是督漕奏折，再抽一份，是征金川的奏折。
他通过张之洞叫停了焚毁，把大部分档案装成麻袋，暂存国子监。这也是这批档案第一次被人从废纸边缘拉回来。
但拉回来之后，并没有人真正拿它们当学术材料对待。
清朝灭亡后，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接手，档案被挪到午门、端门门洞，麻袋堆在潮湿的门洞里，工役随手拿出去换钱，也没有人在意。
直到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经费支绌，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报请教育部，把存放在端门、午门门洞里的档案装成八千麻袋，称了称，大约十五万斤，以四千银元的价格卖给了同懋增纸店。
四千银元，八千麻袋，十五万斤，折下来一麻袋不到半块银元。明清两代内阁累积的原始文书，差一点就在纸浆池里结束自己的寿命。
罗振玉买回之后，并没有能力把这件事做成一项公共事业。
1924年，他因为经济上的压力，把档案转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作价一万六千元，分量已经少了大约三万斤。
而李盛铎手里这批档案的命运并不比在纸店时安稳多少。
他原本指望从里面翻出宋版书，翻了翻，发现尽是些他眼中的无用之物，加上库房漏水，便急于脱手。
日本满铁和燕京哈佛学社都传出有意收购的消息，1927年上海《申报》甚至登出一则短消息，说罗振玉已把档案卖给日本人松崎，即将出运。
消息后来被证明不实，但当时已经足够让北平学界紧张起来。
真正把这批档案推向公共收藏的，是傅斯年、陈寅恪这一批人。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从马衡那里得知李盛铎有意出售，便与陈寅恪等人商议收购。
陈寅恪对李盛铎斤斤计较于宋版残页的态度很不以为然，说“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双方最终以两万元成交，七千麻袋档案运到午门西翼城楼，称了称，只剩十二万斤，其中五万斤已经破烂不堪。
史语所接手之后做的事情，与罗振玉、李盛铎式的淘宝有本质区别。
傅斯年给整理工作定了严格的规程，人员分股，每日八小时，闭门作业，禁止交谈，整理分七步，最费时的是去灰和铺平。
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等人参与编刊，陆续出版《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各编。整理过程中，从残破的档案里找出了明内阁进呈的《熹宗实录》散页，可以用来补正传世红格本的缺误。
同一批纸，在纸店眼里是造还魂纸的原料，在旧式藏家眼里是碰运气找宋版书的盲盒，到了受过现代史学训练的人手里，才真正变成可以分类、编目、刊布、引用的史料。
1930年代以后，这批档案随史语所辗转南京、四川李庄，最后一部分运往台湾，留在北平的部分于1954年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收。
罗振玉当年留在旅顺的那一批，也在1958年归入同一系统。
如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清档案一千余万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那八千只麻袋里残存下来的东西。
四千银元卖掉的，罗振玉花一万三千元追回一部分，李盛铎一万六千元转手，史语所两万元接手，每一次价格都在涨，但涨的从来不是纸张的重量。
那些被运往西山、已经化成纸浆的部分，没有任何价格可以追回来。纸浆池里没有留下编号，也没有留下目录，上百亿也买不回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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