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的五个旧部，竟成了西晋开国元勋！

咸宁元年（275年），西晋朝廷公布了一份配飨于庙的功臣名单，十二人中异姓功臣占了十位。

这十个人里，有五位曾经被曹爽征辟，是曹爽的旧部。

曹爽是谁？

被司马懿诛杀的政敌，高平陵之变中满门抄斩的失败者。

可这五位曾经党附曹爽的人，不但没被清算，反而成了新朝的开国元勋。

一个政治失败者的属下，怎么就成了胜利者建国的中坚力量？

这份名单本身就说明了一件常被忽略的事：魏晋易代，人事上的连续性远大于断裂。

钱穆说过，晋室的佐命功臣从几个贵族官僚家庭出身，不曾呼吸到民间的新空气，所以晋室只是一个腐败老朽的官僚集团。

这话听着刺耳，但点出了一个要害从曹魏到西晋，坐在朝堂上的几乎是同一批人，或者说，是同一批家族。

看看那些从曹到马的官员就知道了。

郑冲，曹爽引为从事中郎，曹爽死后他不但没事，后来还做到了太傅，晋武帝践阼时由他奉策。

裴秀，被毋丘俭推荐给曹爽，曹爽辟为掾，曹爽被杀后依例免官，但很快复出，参文帝大将军军事，军国之政多见信纳。

王沈、荀勖、王浑、卢钦，履历几乎如出一辙：曹爽辟召，曹爽败后免官，不久复起，在司马氏掌权时期步步高升。

有意思的是阮籍和羊祜。

这两个人被曹爽征辟时都拒绝了，当时人夸他们有远识，觉得他们预见了曹爽必败。

但细想一下，正始年间选择称病退隐的远不止这两人。

李丰在台省常多托疾，疾未满数十日辄暂起，已复卧，如是数岁。

山涛夜起蹴石鉴说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然后投传而去，隐居不交世务。

何曾也谢病不出。

一拨人同时称病，后来走上的政治道路完全不同，李丰死于密谋反对司马师，何曾成了司马氏重臣，山涛则成了竹林七贤里的一个异数。

说这些人当时都看透了曹马之争的结果，恐怕太高估了他们的预判能力。

羊祜后来自己说了一句本非始虑所及，意思是当初根本没想到事情会走到那一步。

正始末年政治气氛紧张，朝臣公开分裂，托病避祸等待局势明朗，是相当正常的自保反应，未必蕴含后人赋予的那些丰富政治内涵。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另一件事：曹爽败亡后，他那七位接受了征辟的属官都被免了职，但处分极其短暂。

王基当年就复出了，出任尚书，还加了扬烈将军随军击吴。

裴秀也很快回来做了廷尉正。

其余几位陆续重返政坛，在司马氏掌权的朝廷里一路升迁。

党于曹爽这段经历，在他们后来的仕途中丝毫没有成为障碍。

晋初政治纷争激烈到什么程度？

功臣之间互相攻讦的事层出不穷，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你当年跟过曹爽当武器使出来。

在司马氏的叙事里，这段经历也只是一笔带过，《晋书》各人本传里既不讳言也不渲染。

这跟一般改朝换代后胜利者大肆清算的套路完全不同。

原因要从曹魏政治网络的结构里去找。

曹爽和司马懿政治主张确实不同，学者们把曹爽一系称为变法派或名士派，与司马懿的保守立场形成对照。

但两人的社会基础其实重合度极高。

曹爽是曹魏功臣第二代，自幼交往的都是公卿子弟，掌权后重用夏侯玄拉拢贵游子弟，让何晏掌选举。

何晏选上来的人是谁？

贾充、裴秀、朱整，后来全是西晋重臣。

何晏还编过《官族传》十四卷，选官对象主要是官宦子弟。

司马懿的网络同样扎根于曹魏政治体系。

他仕于曹氏三十余年，权势来自长期参与曹魏政治积累的人事资源。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和曹爽同属功臣第二代，自幼与夏侯玄、何晏等人密切交往，《三国志》和《晋书》里那些吉光片羽式的记载，反映的正是这个贵戚子弟的人际网络在政治分裂之前的真实状态。

曹爽的弱点在于两个地方。

作为晚辈，他和曹魏元老的交谊远不如司马懿深厚，主政后又故意冷落这些老臣，改革不断触动他们的利益。

更麻烦的是，他受命辅政之前从没有出镇州郡的历练，交往圈完全局限在京师贵游子弟中。

这帮人有声望有想法，但缺少实际政治经验，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落了个浮华的口实。

最终正是被触犯利益的曹魏元老联手司马懿推翻了他。

司马懿赢了，但他没法把曹魏贵戚子弟全部清除出政治核心。

这帮人和他们的家族本身就是曹魏权势网络的骨架。

更何况三国鼎立的外部环境摆在那里，吴蜀两国的觊觎意味着任何内部大动荡都可能引来外敌。

曹爽就是因为开罪功臣集团才给了司马懿政变的机会，这个前车之鉴对司马氏来说印象太深了。

所以拉拢而不是打击，成了既定方针。

曹魏贵戚子弟只要在政治上表示支持或默认司马氏专权，无论主动还是勉强，司马氏一般都予以宽容。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确实杀了人，但杀得很有讲究。

被诛杀的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几人，细查家世，邓飏自称邓禹之后但父祖无闻，丁谧、毕轨父辈功绩微薄，李胜之父李休出自张鲁，都不是曹魏功臣圈的核心。

只有何晏与曹魏渊源较深，但他的地位来自内宠，本人性格骄横，曹丕憎他，明帝也不待见，恐怕算不上曹魏元老普遍认同的人物。

夏侯玄声望最高，是曹魏官僚第二代的领袖，司马懿反而没动他，只给了个闲职。

蒋济的反应最能说明问题。

他极力为曹爽辩护，说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祠。

曹真是这个政治网络中的重要成员，即便曹爽犯了事，老臣们依然觉得应该留他一命。

杀一曹爽都激起这么大阻力，何况夏侯玄？

司马懿选择了暂且放过。

可司马懿的目标跟蒋济不一样。

蒋济要维护的是曹魏原有体制，司马懿要把曹魏的权势网络转化成司马氏自己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尊重原有格局，另一方面在容忍的边界被触碰时毫不犹豫地施以重罚。

王仪的遭遇最能说明这条边界的存在。

东关之败后，司马昭问近日之事，谁任其咎，王仪答责在军帅。

王仪战前劝谏过吴贼必有伏，宜持重，不可进，此时提出追究责任也算有前因。

但东关惨败动摇了刚执政的司马师的政治基础，在这个节骨眼上追究战败责任，触犯了司马氏的忌讳。

王仪被杀。

刘陶在毌丘俭起兵时发表模棱两可的言论，被司马师追杀。

常旹在征讨诸葛诞时称疾不从，被法办。

满伟、满长武在高贵乡公起兵时持中立立场，满长武考死杖下，满伟免为庶人。

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父亲都是曹魏开国元老王修、刘晔、常林、满宠，按常规都是司马氏笼络的对象。

但他们的言行都发生在司马氏权力遭遇严峻挑战的敏感时刻，东关败后、淮南三叛、高贵乡公起兵。

在这些时刻，任何越界的言行都被视为对司马氏专权的直接挑战。

不过在能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司马氏允许甚至纵容士人表现出对故主的留恋。

荀勖在曹爽被杀后，门生故吏无人敢去，他独临赴。

这在表面上质疑了司马懿诛杀曹爽的合法性，但荀勖履行的是东汉以来士人社会报的伦理，保全了自己作为名士的身份。

司马氏自己也是士人家族出身，深谙此中微妙，荀勖此举不但没受惩罚，他后来还成了晋武帝最信任的朝臣之一。

向雄的例子更极端。

他先哭王经于东市，后又收葬因谋叛被杀的钟会。

司马炎先是责问他若复相容，其如王法何，向雄回了一段话大意是古来先王掩骼埋胔，不先卜功罪而后葬，自己感义收葬，于法无亏。

司马炎听完甚悦，与谈宴而遣之。

哭的是被司马氏所杀的人，葬的是司马氏的叛臣，向雄不但没事，还跟皇帝谈宴而归。

司马氏策略的另一半同样重要：惩罚个人时尽量不株连家族。

满长武死于杖下，但他从父满奋跟晋武帝关系融洽，在宫中谈到畏风，说臣犹吴牛，见月而喘，两人相视而笑。

常旹被杀，司马昭让他弟弟常静绍爵。

何晏被诛，因金乡公主和沛王的缘故，特意留了一子。

毌丘俭起兵，因其妻出自颍川荀氏，在荀顗、荀虞周旋下允许离婚，荀氏家族未受牵连。

钟会谋叛，仅株连直系子弟，钟繇、钟毓的功勋保住了颍川钟氏。

诸葛诞在淮南起兵，他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懿之子司马伷，这桩婚姻安然无恙，后来司马炎还亲自去见诸葛诞之子诸葛靓劝他出仕。

许允因参与李丰、夏侯玄密谋被杀，他的儿子许奇、许猛分别仕至司隶校尉和幽州刺史，曾孙许询成了东晋清谈领袖。

反对司马氏的人，细查家世，几乎都跟曹魏政治以及司马氏本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淩是司马懿的老友，夏侯玄的妹妹嫁给了司马师，许允是司马师的好友，诸葛诞是司马懿的儿女亲家，钟会所出的颍川钟氏从汉末就是士人领袖。

这些人跟司马氏有着相当的社会同质性，他们的人际网络同样依附于曹魏政治体系，通婚交往盘根错节。

过度的株连只会彻底破坏曹魏原来的政治结构，造成政局动荡，而强敌窥测的外部环境又不容许大规模政治清洗。

魏晋所杀，子皆仕宦这个矛盾形象，反映的正是司马氏的两难：既要镇压忠于曹氏的反抗，又要维持曹魏政治网络的稳定。

翻开这段历史，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取决于他言行出现的时机，而非言行本身的轻重。

陈泰当廷痛哭高贵乡公之死，庾纯公开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论挑衅程度远甚于王仪一句责在军帅。

但陈泰、庾纯安然无恙，王仪丢了性命。

差别只在于，陈泰哭帝时司马氏已控制局面，王仪追责时司马氏正遭挫败。

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会随着政治气候的冷暖而移动，没有人知道它在下一个时刻会划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