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1月15日上午，朝鲜半岛上空，韩国空军上尉尹应烈率领五名飞行员，驾驶六架Ｐ—51“野马”式战斗机，扑向平壤以东的胜利铁路桥。这次行动没有华丽的编队表演，核心只有一个目标：在低空火力与地面高射炮之间，炸开一条后方运输线。
胜利铁路桥位于南江江面，是连接平壤与东部、中部战线的重要节点。来自中国东北方向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往往要经过平壤再向前线转运。桥梁一旦瘫痪，运输节奏就会受到影响。
这座桥并不是第一次遭到攻击。此前，美军第五航空队曾多次轰炸旧桥，但朝鲜人民军工兵很快在原址以北约200米处架起新桥。桥梁周围还设置了防空火力，江面预留桥墩，便于铁路桥受损后抢修。
1952年1月12日，韩国空军第10战斗机联队先后发动两次攻击。上午，金斗万少校率领五架战斗机投下十枚500磅炸弹，铁路运输一度受阻，却没有彻底摧毁桥体。下午，尹应烈率三架飞机再次出击，只炸断了桥上的铁路线。
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按照美军传授的高空投弹方法，飞机大多在8000英尺至3000英尺之间投弹。高度虽然相对安全，但命中精度有限。金信上校与参谋人员研判后，决定把攻击高度压低到约1500英尺，以提高命中率。
代价也很明显。飞机越低，暴露时间越长，越容易进入高射炮射界。有人提醒说：“这样飞，飞机很可能回不来。”尹应烈的回答十分简短：“不压低高度，桥就炸不掉。”
1月15日8时25分，尹应烈率郑柱良、张成泰、于万镐、柳智坤和朴宰浩出发。六架飞机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压制桥梁附近的防空火力，第二梯队则集中攻击桥体关键部位。
接近目标后，尹应烈、张成泰和于万镐驾驶的飞机率先俯冲，向桥墩发射火箭弹。地面炮火随即集中过来，第一梯队没有立即脱离，而是继续向暴露的高射炮阵地开火，为后续编队争取时间。
柳智坤带领的第二梯队随后进入攻击航线。趁着地面火力受到牵制，他们对铁路桥中央连续射击，终于在桥体上炸出两个缺口。六架飞机完成任务后返航。此次行动共使用12枚航空炸弹、20枚火箭弹，以及约4700发机炮弹。
这场空袭的意义，不只在于炸坏了一座桥。朝鲜战争进入阵地相持阶段后，美韩军试图依靠空中优势打击中朝联军的铁路、公路和后方仓储，这一行动后来被称为“空中绞杀战”。而桥梁一再被修复，也说明中朝联军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抢修和运输应对办法。
尹应烈的经历本身，也带有那个时代的复杂印记。他1927年出生于平壤，16岁时进入日本九州飞行学校，后来被派往爪哇岛的日本空军基地，准备接受神风飞行员训练。日本投降时，他尚未投入作战，因此躲过了那场行动。
1947年，尹应烈获释回到故乡，曾进入朝鲜人民军空军。由于政治课程成绩不佳，他在1948年越过三八线抵达韩国，之后加入韩国陆军航空队，并成为韩国空军早期飞行员。战争爆发后，他频繁执行危险任务，既有技术因素，也有证明自身立场的现实压力。
胜利铁路桥行动结束后，尹应烈获得韩国空军通报表彰，并被美国空军授予飞行十字勋章。1952年5月，他完成第100次出击；从那以后直到1953年停战前，又执行了7次任务，其中包括1953年3月26日为争夺江原道高城郡月飞山351高地提供空中支援。
参加那次攻击的其他飞行员，人生走向并不相同。郑柱良于1952年12月5日降落时因事故去世，年仅27岁；柳智坤1965年因积劳成疾去世，身后被追授准将。于万镐后来成为韩国空军参谋总长，张成泰曾任空军本部作战参谋部部长，朴宰浩则担任过第11战斗机联队队长。
尹应烈战后先后担任韩国空军士官学校校长、空军作战司令官，军衔升至少将。1970年离开一线岗位后，他参与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早期工作。2022年10月24日，他在首尔家中去世，终年95岁。
这次行动后来被搬上银幕。韩国导演申相玉在1964年拍摄电影《红色飞行围巾》，影片将胜利铁路桥空袭作为重要情节，也塑造了尹应烈式的飞行员形象。不过，电影中的飞机是Ｆ—86“佩刀”喷气式战斗机，而真实行动使用的是Ｐ—51“野马”活塞式战斗机。
银幕还安排了战机带伤冲向目标、以自毁方式完成任务的结局。这种处理强化了戏剧冲突，却并非史实记录。真实的1月15日，六架飞机完成攻击后返航，留下的不是一场孤立的传奇，而是一次围绕运输、抢修、防空和空袭展开的反复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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