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以血泪写成的书推荐？

现在想来，我对右派最初的记忆，来自小学时学校包场观看的谢晋导演的那部右派题材的电影《天云山传奇》，从此对右派便有了莫名其妙的关注，到现在一直如此。

2025年6月4日，一位93岁的普通老人去世了，悄无声息，波澜不惊。

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和凤鸣，但她身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却有一个怎么也撕不掉的政治标签，她曾经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叨陪末座的那个“右”——也就是“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和凤鸣的身后留下了一本个人自传《经历——我的1957 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第2版）。

《经历——我的1957年》是和凤鸣以亲身经历写就的一部回忆录，全书约四十万字，聚焦于1957年至1961年间，作者与丈夫王景超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劳教生涯以及随之而来的家破人亡。

和凤鸣王景超夫妇和孩子

和凤鸣1932年生于兰州，原籍甘肃会宁，1949年参加革命，在《甘肃日报》从事编辑记者工作。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她和同在《甘肃日报》社做编辑记者的丈夫王景超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关于和凤鸣夫妇被划右派的原因，书中的记述带有相当的荒诞性：一个重要的起因是她给一位已被划为右派的同事杨允文留了一张条子，结果被举报，由此成为阶级敌人。

夫妻二人一同坠入深渊，随后被分别被发配至边远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王景超前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和凤鸣则被下放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

我因为对红西路军的历史下过一点功夫，对甘肃安西这个地方并不陌生，当年红西路军失败之后，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翻越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之后，就是途经安西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进入新疆的。

很多红西路军老战士的回忆录都提到安西这个地方人烟稀少，风沙特别大。关于这一点，和凤鸣在书中也有所反映。
和凤鸣在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劳教期间的见闻与遭遇。

和凤鸣作为少数几名被劳教的女右派之一，其经历本身即具有特殊的记录价值。不同农场的境遇差异巨大。和凤鸣所在的十工农场，因管理者尚存一定的人文底线，未出现大规模死亡；而丈夫所在的夹边沟农场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夹边沟位于戈壁滩中，自然条件恶劣，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书中揭示，那里的饥饿并非单纯源于粮食短缺，而是有粮不给吃、定量被持续压低的结果，农场干部因不敢违反政策而眼睁睁看着劳教人员饿死。

1960年底的大饥荒中，丈夫王景超活活饿死在夹边沟，和凤鸣则侥幸生还。

书中记录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当和凤鸣从自己劳改的农场出发去寻找丈夫时，在兰州得到父亲告知“情况不妙”。她下火车时天已黑，心急如焚，顾不得路上有饿狼出没。

到了目的地，办公室里的人漫不经心地翻开花名册，告诉她王景超已在半个多月前去世。她当时没有哭，只是问埋在了哪里。当晚她被安排与别的男性家属同住一个“地窝子”，对方对她说“大嫂，我们不会动你的”。

那一夜她翻来覆去未眠，从地窝子屋顶的缝隙望见月亮和星星，想着那些刚刚逝去的人的灵魂不会走远，丈夫也还在天上看着她。
1961年9月，甘肃日报社领导宣布为和凤鸣等人摘掉右派帽子，她被安排回编辑部资料室工作。

然而这并非苦难的终点。在随后的特殊十年期间，她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农村监督劳动。两次被戴帽，前后作为“阶级敌人”的时间长达十一年。
直到十年浩劫结束之后的拨乱反正，党中央对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 55 万多人进行查证落实，1978年9月发布了第55 号中央文件。

文件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

在这股政治暖流的涌动下，19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定为右派分子的 55 万多人中，有 99.98% 以上的都平反了。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的右派问题也最终获得改正。同时当初甘肃日报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十一名右派分子也全部获得改正。

此后和凤鸣调入西北民族学院教授写作课十年，1989 年，和凤鸣正式从西北民族学院退休。

退休后本该颐养天年的和凤鸣，开始动笔撰写其个人回忆录，历时十年终于完成初稿，2001 年，她的《经历——我的1957年》正式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再版。

此后和凤鸣又广泛听取那场劫难的幸存者和有关专家的意见，花费四年的时间对全书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完善。
这部书的价值不在于文辞的雕琢，而在于“拒绝遗忘”的执拗。有评论者将和凤鸣与那些在历史中留下名字的大人物相比，认为她以一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身份，凭借一本书记录普通右派的经历，便毫不羞愧地站在了有尊严、有分量的位置上。

全书以近乎逐日记录的细致，还原了右派日常生活中的歧视、饥饿、恐惧与零星的温情，使1957年之后的甘肃基层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一个具体可感的面孔。它既是一部个人血泪史，也为研究反右运动与大饥荒时期的基层社会留下了一份来自亲历者内部的、不可替代的证词。

本书的扉页有著名画家为作者和凤鸣所作的头像，头像上方则是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为本书再版所作的序言的最后一段话：

现在，这本血写的书，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的后面站着无数在那场民族灾难中倒下的受害者和挺过来的幸存者。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再也不能遗忘，如果我们还有信念与追求。我们必须和他们 —— 死者和生者一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并思考一切，做出我们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