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3月底，哈尔滨平房，15岁的日本少年清水英男走进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院区。他以学徒技术员身份到来，原以为这里能教一门谋生手艺，却没有想到，迎接他的并不是普通军营，而是一座被铁丝网、高压电网和严密戒备包围的秘密基地。
清水出生于1930年，家中兄弟较多。按照当时日本农村的家庭规则，长子往往继承土地，其他孩子要尽早外出谋生。战争末期的日本，学校教育和就业机会都受到影响。老师告诉他，哈尔滨有部队招收技术人员，还能学习相关技能。这个介绍，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第七三一部队的规模远超普通人的想象。基地内有铁路、机场、办公楼、实验设施、宿舍和教学场所，俨然一座封闭的军政机构。参与修建的工人受到严密看管，不能随意离开。为了让他们保持沉默，管理者给出较好的待遇，甚至提供冰箱和较为丰盛的食物。
这种反差，清水很快便看见了。工人和管理人员住得宽敞，少年队员却挤在简陋宿舍里，取暖条件很差，日常食物不过是米饭、咸菜和粥。外表上的秩序井然，掩盖不了内部等级和暴力运行的事实。
他接受的一个重要训练，是参观标本室。按照他晚年回忆，那里存放着经过人体实验后制作的标本，有男女，也有不同年龄的人。最令他难以忘记的，是一具腹部被剖开的孕妇遗体，福尔马林液中还可见胎儿的形态。
这不是普通医学教学。医学研究必须建立在自愿、规范和保护生命的基础上，而七三一部队却把被拘押者当成可以反复使用的材料。正因为如此，所谓“实验”一词并不能遮蔽其本质，那是以武力和囚禁为前提的严重罪行。
清水还回忆过一次异常经历。有人给他食物，吃下后不久，他出现虚弱和高烧，连续多日无法正常进食。部队没有立即按常规救治，只是观察病情变化，后来才给药，并告诫他不得向外透露。关于这一段，现有叙述主要来自清水本人的证言，具体病原和实验过程仍需结合档案、证词与其他材料核对，但基地把人员当作试验对象的事实，已有大量证据相互印证。
更让他震动的，是听闻日本士兵也曾成为受害者。一次行动中，一名叫平川三雄的日本男子被带进实验室。有人撕开他的衣服，将他固定在解剖台上。他意识尚存，身体因痛苦不断抽动，只能反复呼喊：“少佐，救救我！”房间里没有回应，只有器械移动和呼吸声。
关于平川三雄的具体经历，主要见于战后相关人员的回忆和转述，细节不能随意添饰。但它所揭示的逻辑十分清楚：在这套机器里，国籍并不一定意味着安全。只要被认定为“材料”，日本人同样可能失去姓名、尊严和生命。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作战，关东军在东北的防线迅速瓦解。第七三一部队面对基地可能被接收的局面，开始销毁设施和档案。建筑被纵火，部分遗留物被处理，人员则分散撤离。清水后来回忆，长官曾要求他一旦被俘便自尽，若能回国，还要隐瞒服役经历，不得担任公职，不得从事医疗工作，也不许与旧部下联系。
这些命令说明，指挥者十分清楚基地留下的不是普通军事秘密，而是不能见光的罪证。战败后，清水经朝鲜半岛回到日本长野县，长期背负着这段经历。许多年里，他没有公开讲述，直到晚年才逐步面对过去。
2024年，已经94岁的清水英男来到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进行指认并谢罪。他的证词不能替代全部历史档案，却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参与者视角。基地旧址、战后调查、幸存者证言以及日本相关人员的陈述，彼此交织，构成了难以抹去的证据链。
第七三一部队留下的，并不只是几座被焚毁的建筑。更值得追问的，是一套把科学名义、军队纪律和殖民统治结合起来的犯罪体系，如何一步步取消人的身份，把活生生的人变成编号、样本和档案中的冷冰冰记录。清水英男晚年的指认，使那扇被刻意关闭多年的门，又留下了一道无法回避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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