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四年,皇帝把已经死了二十多年的大臣德通揪出来当反面典型,骂他翻译满文拘泥汉字文义、翻成汉文语气,以至于精通满文的人都看不懂他译的什么东西。
要知道德通理论上代表了当时满汉互译的国家水平,是主管国家翻译的人,却被皇帝指着头骂,可想而知当时满语环境有多差。
大清铁骑可以以暴力手段改变亿万百姓外在习俗,推行剃发易服;也可把满语定为法定 “国语”,写入国策,绑定官员升迁。
可统治两百多年,别说让全国讲满语,就连让 “自己人” 说自己的话都做不到,为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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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满语诞生的晚,发展的时间短,口语在东北山林间流传已久,满文却是仓促借来的文字。
无论是努尔哈赤命人创造的老满文,还是皇太极加圈加点,弄出了“新满文”,都是先有语言后借鉴蒙文而发明的。
蒙古语挪用到女真口语上,辅音混淆、字形不定,语文不同源,对应效果差,同一个字母能读出好几种声音,是一种完全没有文字特点的低级语言体系。
这套语言原生的词汇库,只适配渔猎、放牧、部落征战的生活。山林里走兽、牲畜、季节的词汇分得细密周全,关外部落规模不大,用起来尚且还好,可是一旦入关统治广袤汉地,接触的多了,这套语言就非常的吃力了。
中原王朝治理需要的礼法、赋税、吏治、义理等相关概念,满语中根本没有足够的词汇量支撑庞大的管理体系。很多事情你用满语根本说不清楚,表达不出来,就连日常生活都无法表达。
汉语是经过了上千年的演练和词汇扩充,是历代管理庞大国家运作的规范化的语言,词汇量足够。而且可扩充性非常高,真的不够的话,重新组建词汇就行,对于满语来说完全是降维性的打击。
打个比方说吧,汉语属于正常成年健康身体的人,而满语就是个刚出生的畸形胎儿,发育不全就生下来了。
满族入关之后虽说确实拿出了相当大的力度扶持满语。比如把国语骑射定为满洲根本,早期公文满汉并行,不少重要谕旨优先以满文颁发,把满文能力纳入满洲官员的引见考核,宗室学堂、八旗官学陆续开设,旗人子弟被要求习满语、学满文,教习与家长都要连带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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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始至终基本只面向旗人群体,从来没有面向天下百姓铺开,这就不是一场全民语言普及工程,只是体制内旗人的岗位技能培训。
满清的统治者是典型的既要又要还要的心态,搞起满汉隔离、满族特权,要守住满语作为国语的特殊地位,保住满洲的族群特质。
要让满语传遍天下就要放开教育,就得让海量汉人进入满语学习体系,可如此一来族群隔离的防线自然松动,统治者不愿走到这一步。
他们奉行愚民政策,不想让汉人读书写字,就这样还想向全国推广只有吃喝拉撒、没有文化优势、表达不了高级情感,没有高级的词语的满语,真是想屁吃。
要知道推广一门语言可比剃发易服难多了,那是要几代人系统性的努力才行。新中国上个世纪全国普通话推广,在广播、电视、书籍、九年义务教育的辅助下,都费了这么长时间。
英语现在九年义务教育都学,可走上大街上,又有几个人能熟练使用英语,十个里都不一定找出一个,况且那个时候的满语;
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文化传承功能要排在后面,可是满语推广只在满人自己以及官僚阶级,使用人群相对主体民族人口少太多了,属于小圈子里的语言。
本来满清教育就是满汉双语并行,王公贵族他们发现汉语比满语好用、好听、好写、好看、顺手得多,于是满族人自己都在文化上都往汉文那边靠。
康熙、乾隆在书法、诗词、经史上下的功夫,比不少汉族士大夫还深。更何况下面的臣子、旗人、满族人个个都取汉名、写汉诗,这就导致满语的使用场景只会越缩越窄,缩到最后,连圈子里的人也觉得麻烦,就都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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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代少数民族武力强大却要汉化?难道是他们喜欢中华文化吗?并不是。
原因其实是古代少数民族取得了政权之后,自身的简单管理系统无法适应汉地统治,如果自创一套复杂管理系统不如直接抄袭现有的制度和文字表达,抄着抄着汉化也就完成了。
满语也是如此,清朝入关之后统治中原后,发现汉语比满语好用多了,直接拿来用简直不要太方便了。
别说往外推广了,这伙人自己用着用着都不会满语了。清朝是统治了两百多年,但是满语在清朝灭亡之前早就开始走向坟墓了,到了晚清就连皇室子弟满语都说不利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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