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巴西总统权力之争，如何让中国人遭受牵连、锒铛入狱？

吸引眼球、噱头十足的巴西总统大选刚刚落幕，外界还在回味从跌宕起伏、数次翻转的两轮投票结果时，又听到了选后更加戏剧化的新闻故事：

败选的小博索纳罗为逃避胜利者的“司法追杀”，在护照被吊销、遭司法部门禁止出境的情况下顺利抵达阿根廷，然后被传出借道厄瓜多尔、流亡美国。

巴西民主化转型41年，“成王败寇“的逻辑总是时而发作：失败者不承认失败，胜利者要抓捕失败者，不禁让人想起历史对蒋介石的经典评价“民主无量、独裁无胆”。

60多年前，在巴西从民选迈向军政府专权的特殊时期，总统权力之争更为你死我活。不仅军方介入，还导致当年派驻巴西工作的九名中国公民成为牺牲品、阶下囚。

老一辈中国人对这一案件或多或少都有听闻，尤其是当年新华社记者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九颗红心向祖国：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家喻户晓。

案件缘起

1964年4月1日，巴西军方高层发起了针对左翼总统若昂·古拉特的政变，后者在发现自己失去国会支持、捍卫总统权力最后的抗争失败后，于4日抵达邻国乌拉圭，开始流亡生涯。国会旋即推举陆军元帅温贝托·卡斯特洛·布兰科为继任总统。

古拉特失去权力，主要源于他的政治倾向和“得位不正”合法性问题两大争议。

一方面，古拉特作为左翼总统，其“亲共倾向”在冷战背景下在巴西国内遭到两极化评价，巴西军方对此尤为警惕和不满，针对他的暗杀和政变密谋早已有之。

另一方面，古拉特是以副总统身份接替辞职的总统夸德罗斯，而后者辞职的原因是想“以退为进”、巩固总统权力、抵御议会反对派的力量，不料弄巧成拙，国会通过了他的辞职申请，反而引发古拉特继任的“合法性危机”。

彼时古拉特正在访华（1961年8月下旬），并在夸德罗斯突然辞职前一天在北京饭店获得毛主席会见、送行。巴西国会反对派拒绝古拉特回国继任总统，军方高官甚至威胁称古拉特飞机落地就当即逮捕。

在经历两周的“合法性运动”（Legalidade）后，为了终结愈演愈烈的流血冲突、避免可能爆发的内战，古拉特与反对派主导的国会达成妥协：古拉特同意国会改总统制为议会制，国会和军方不阻止古拉特回国就任总统。

当时的巴西政坛格局，与今年大选后的情况有类似之处：总统来自左翼阵营，国会由右翼反对派主导。一旦改总统制为议会制，无异于把权力拱手让给了右翼。

古拉特内心深处并不接受议会制。继任总统后，他继续推行偏左翼的内外政策（加大国家对经济干预，土地改革，减少对美依赖，加强与苏东国家联系），并在1963年借助民间力量、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否决议会制改革，恢复了他在总统制下的所有权力。

眼看古拉特既要大权在握，又越来越“左”，加之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拒绝配合美国、成为肯尼迪政府眼中的威胁，巴西军方发动武装政变、美国资助、国会提供“合法性”支持，只是时间问题。

彼时中巴关系越走越近，甚至已在考虑建交一事，冷战逻辑下中国官方派驻巴西的工作人员势必成为巴西左右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时派驻巴西的9名中国公民中，7人来自中国贸促会（王耀庭、侯法曾、王治、马耀增、苏子平、宋贵宝、张宝生）、2人为新华社巴西分社记者（王唯真、鞠庆东）。政变次日深夜，巴西当地军警在里约两处驻地强行抓捕9人，开始了对他们一年多的拘禁、虐待、审判。

拘禁与审判

冷战背景下，巴西军政府以所谓“共产主义威胁”为由，大搞舆论审查、秘密抓捕乃至杀害，大量侵犯人权的记录连后来的巴西政府也无可否认。诸如逮捕、虐待9名中国公民的案例，在当年的巴西不计其数。

202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巴西电影《我仍在此》（Ainda Estou Aqui），讲述的就是1970年巴西国会前众议员鲁本斯·派瓦（与古拉特同属巴西工党）遭到军政府迫害、虐杀（至今尸体下落不明）的真实故事。

考虑到9人被捕发生在政变之初，军政府尚未完全建构自己的权威，加之他们不是本国公民，不可能不考虑外交影响，巴西当局不好轻下杀手。

9人被捕、关进“政治与社会秩序部”（巴西安全机构）的小黑屋10天后，巴西当局开始正式讯问，手段则是“肉体折磨+招降纳叛”相结合。

肉体折磨不难理解。囚禁于小黑屋、严刑拷打、死亡威胁、不给饭吃等多种手段是其中不少老革命见识过的招数。招降纳叛，则是请台湾蒋介石当局的特工人员出面“谈心”、试图分化瓦解，诱使9人投入国民党阵营。

这两招不见奏效，且9人数次发起绝食抗议后，巴西当局采取“舆论抹黑+司法指控”的方式，打击9名中国人在巴西的公众形象，为后续的审判、定罪、拘禁提供正当性。

巴西当局为9人定了“间谍”和“颠覆”两项罪名，但并无切实证据予以支撑，所搜集的各类“物证”（人丹、一片丹、羚翘解毒丸、撒烈痛片、中医针灸用针、外币）完全站不住脚，以致于 瓜纳巴拉州（现里约州） 特务部分负责人博西斯在当日也承认在中国人的住所“没有发现任何涉嫌物证”。

在此情况下，巴西当局伪造“密信”、“无声手枪”等物证，于1964年8月以违反《国家安全法》为由，正式向巴西军事法庭对9人提起诉讼：

所谓“颠覆”，指的是2名新华社记者撰写关于巴西贫困和劳资矛盾的报道文章；所谓“间谍”，指的是从事贸易活动的贸促会人员用外汇实施“间谍”活动；

至于被搜出来药品和针灸用针，则成了“煽动共产主义暴动”、谋杀瓜纳巴拉州长卡洛斯·拉塞尔达（当时被视为取代古拉特出任总统的反对派热门人选）的“罪证”。

在开庭审判期间，军事法庭禁止9人发言申辩，当局对新华社巴西分社当地雇工等原告证人采取诱导式提问，以找出9人“间谍”、“颠覆”的蛛丝马迹。结果这5名官派的原告证人发言漏洞百出，客观上印证了9人并未从事当局指控的活动。

反倒是包括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在内的17名巴西人士冒着仕途与生命危险，出庭为9人作证，证明其无罪。前总统夸德罗斯通过报纸发表声明，表态愿意出庭为9人作证，并发表了一份书面材料，证明中国人在巴西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获得了他的批准。

最值得一提的，是9人的辩护律师索布拉尔·平托（Sobral Pinto）。

当时72岁高龄的平托是巴西著名大律师、巴西律师协会主席。他以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以及在军政府时代以法律武器投身人权活动而著称，号称“正义先生”。得知9名中国人的处境后，他挺身而出，免费担任9人的被告辩护律师。

平托律师研究了数以百万字计算的案件材料（同时9人配合他提供了10万余字的材料，由懂葡语的鞠庆东、张宝生翻译为葡文），得出的结论是：“在我50多年的律师生涯中，还从未见过如此施加政治迫害的肮脏案件...这是一个靠谎言产生、靠欺骗维持的案件。”

平托律师提出了182项论据，写出长达51页的辩护词，证明了9名中国人在巴西政府同意下合法入境并留驻巴西。在与原告及原告证人的交锋中，他多次让对方漏洞摆出；长达3个半小时的辩护发言中，他用有力的论证和锋利的辩词，让法官和检察官们哑口无言。

当代表巴西当局的军事检察官恼羞成怒、攻击平托律师出于个人目的为9名中国人辩护时，后者毫不畏惧：“我的历史是一部公开的书，你们一页一页地去翻吧！我为9个中国人辩护，是因为他们完全清白无辜，他们是政治偏见的受害者。”

由于巴西当局拿不出任何明确的证据，军事法庭不得不宣布“间谍罪”不能成立，但仍以“颠覆罪”判处9人10年监禁。

压力之下、驱逐了事

9名中国人的遭遇，获得了他们的狱友、巴西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与声援（尽管在军政府高压下无法公开表露），更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令巴西当局越发明显地感受到外交压力。

在他们身陷囹圄的一年多里，87个国家的立法机构、政党、社会团体、企业、各界人士以不同形式表达对巴西当局的抗议，以及对9名中国人的支持。拉美各国媒体人和多国驻巴记者凭借近水楼台的优势，多次旁听审判，以报道文章的形式抨击巴西当局的政治与司法迫害。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亲自致电巴西总统布兰科，要求后者迅速释放中国公民；78岁的日本著名律师长野国助牵头，联合7个国家的著名律师专门组建国际律师团；在与巴西颇有历史渊源的日本，30多个社会团体派代表前往巴西驻日使馆，当面向巴西当局施压......

中国政府坚决斗争，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积极营救，各国反响激烈。巴西当局靠政变上台，国际观瞻本就不佳，如今更无法忽略这一事件的国际影响与外交压力，长期监禁断不可行、但亦不愿意无罪释放。最后布兰科于1965年4月签署总统令，将9名中国人“驱逐出境”。

考虑到驱逐出境并非司法程序，而是一纸行政命令，中国外交部为了保证9人尽快出狱回国，委托平托律师告知9人，不必在10天上诉期内上诉，届时可声明无罪，表达了对9人早日回国的期望。

9人在声明无罪、不承认判决的情况下，搭乘飞机经达喀尔、日内瓦、雅典、贝鲁特、伊斯兰堡中转，于4月21日抵达北京。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首都各界数千人在机场为他们举行欢迎仪式。此后，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后接见了9人。

在当时“反帝斗争”的浪潮（巴西军政府当局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及“美蒋特务的同谋”）下，国内报纸对9人在巴事迹进行了大量宣传。196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九颗红心向祖国》，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姗姗来迟的“平反”

进入1970年代，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掀起了与中国建交的浪潮。追随美国的巴西当局，也没有必要与中国继续保持外交隔离状态。

与此同时，与巴西这个西半球和拉美大国建交，同样有利于新中国进一步打破外交孤立、重返国际舞台的大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巴两国于1974年启动建交工作。

在建交前夕的谈判中，中方提出了两国间未尽事宜，特别是“9人案”，重申中方立场。对此，巴西当局承认此案从政治上说是错误的，承诺将在未来撤销司法诉讼。在此承诺的前提下，两国当年正式建交。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0年。

然而此后40年，9人中年长者先后去世，当年的年轻干部也成为退休老人，他们背负的驱逐令并未撤销。1997年，67岁的鞠庆东去智利看望女儿，想顺道去巴西故地重游，结果在申请旅游签证时被拒。此时他发现，由于驱逐令依然有效，自己仍在巴西政府禁止入境的“黑名单”上。

2014年12月10日，负责调查军政府独裁期间罪行的巴西全国真相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确认军政府侵犯人权事实及相关责任人。8天后，巴西政府发布公报，撤销1965年军政府对9人的驱逐令。左翼总统罗塞夫还授予他们“南十字勋章”，只可惜随后的政治危机和政府迅速垮台，勋章未能颁发。

此时距离案发已过去50年。当年9人中已有4人离世，可案件仍未结案（按规定该案件应在1981年依法结案），9人的罪名仍未正式洗刷。鞠庆东老人年事已高、没有再去巴西的愿望，而且用他的话说，巴西政府仍然欠他们一个道歉。

直至2025年11月16日，巴西最高军事法庭做出裁决，正式结束了军政府独裁时期（1964年至1985年）针对9名驻巴中国公民的刑事案件，宣告唯一在世的当事人、95岁的新华社前记者鞠庆东无罪。

这桩案件和长达50卷的案件在时隔60年后终于“延期结案”，在法律上正式还了9人一个清白。

推动 巴西最高军事法庭重新判决的，是发起请愿的古拉特总统之子、若昂·维森特·古拉特。在小古拉特看来，这样的判决可以终结“长期的外交尴尬”，并希望巴西承认最初判决造成的伤害。

小古拉特希望最高军事法庭能通过巴西外交部，将这一判决正式告知中方，并由巴西总统卢拉正式向中方道歉。他还希望巴西政府能就抓捕行动中没收中国公民的资金给个说法：据研究此案的巴西作者估算，被没收财产的最新价值高达80万雷亚尔（15万美元）。

如果没有去年巴西最高军事法院的裁决，这起针对中国公民的“9人案”还将继续搁置、无疾而终。

该案既是巴西军政府独裁时期侵犯人权罪行的例证之一，也是冷战背景下东西方国家外交斗争逻辑的必然产物。当年的9人身负国家任务驻外工作，却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成为巴西政治危机、冷战思维、军方独裁的牺牲品。

不知鞠庆东老人是否已清楚地知晓自己和当年的同事们终获平反的消息。所有人更希望的是，无论地区和国际局势如何变化，这样的故事不要重演。